古代的皇帝們和權臣們，或雄才大略、昏庸無能、專制暴虐；或高瞻遠矚、鞠躬盡瘁、滿腹奸邪……總之，他們如影隨形，堪稱絕配，史書多有記載，但最後都要落入千秋功過由歷史評說這個大結局之中，無一能夠倖免。秦始皇和李斯，可謂功過分秋色，表現得淋漓盡致！對此，史家見仁見智，我不過人云亦云耳。

秦王嬴政，是秦國的最後一任君王，他十三歲即位，在其紀年的（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230年）、十九年、二十二年、二十三年、二十五年、二十六年，幾乎連年征伐，先後掃平韓、趙、魏、楚、燕、齊六國，把天下定於一，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王朝，並創造了“皇帝”這個國家最高領導人的稱謂。明朝的李贄稱他為“千古一帝”，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我倒覺得，是嬴政緊緊握住了歷史的接力棒，加上他得當的操盤和不錯的運氣，終於完成了秦孝公（公元前361年開始在位）、惠文王、秦武王、秦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公元前247年去世）等祖上歷一百多年所積累進行的未竟的爭雄事業，而獲得了獨霸天下的巨大成功。如此而已。倘若說他主觀上就是為了民族的統一，以及順應歷史的潮流，那是太拔高了秦始皇，因為這只是客觀上的歷史效果，嬴政如何能超越當時“爭雄”（稱王稱霸）的歷史侷限？主觀和客觀有時完全不是一回事，這也許會有助比較公允地評價歷史人物。

處於戰國末期的嬴政，是七雄之一的秦國的國君，一開始因為他還是個孩子，一切聽命於呂不韋，直到二十二歲才一舉解決了呂不韋和嫪毐（音澇矮）這兩個政治集團操弄朝政的問題，真正君臨秦國，並進一步開始了與六國一決雌雄的兼併之戰。此時的嬴政，應該說是個有雄心，有膽識，有能力的君王，具備結束戰國紛爭的局面而建立一個新王朝的條件。

應運而生的便是李斯。李斯是荀子的學生，與韓非同窗。李斯集中體現了春秋戰國時代那些雄才辯士的人格嚮往，即視功名利祿為人生的追求目標，為此不惜朝秦暮楚，幾無道德底線。李斯本楚國上蔡人，其老師荀子又是當時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可說師出名門。但他的為人卻與儒家思想格格不入，這有他辭別老師時所說的一席話為證：“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鶩之時而遊說者之秋也。……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與無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史記李斯列傳》）這就是他準備踏入仕途的出發點，無論如何不能說他這是懷著為國為民之志去投奔秦王嬴政欲實現天下一統大業的。但他有學識，有政治頭腦，投奔至秦，正趕上嬴政的父親莊襄王去世，便試圖到丞相呂不韋手下當個門客，沒成想頗得呂不韋的賞識，把他推薦到新即位的秦王身旁當了個郎官，於是他經過幾年的隱忍終於得到了遊說秦王的機會。

他博才多學，又口若懸河，遊說秦王時，談古論今，準確分析了秦穆公曾稱霸西方，卻無法吞併諸多的諸侯國的歷史形勢，而到了秦孝公時周室進而衰微，天下大勢發生了變化，諸侯爭雄直至函谷關以東只剩下了六國，從秦孝公到莊襄王，欲兼併六國之戰已歷六代，如今到了“收官”的時候了，是千載難逢的最佳時機！司馬遷在《李斯列傳》裡寫這次遊說，說李斯一開始即對秦王言道：“胥人者（總是等待的人），去其幾也（將失去所遇到的機會）；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首要就在於抓住機會馬上下定決心狠狠出手）。”然後分析形勢，最後得出結論：“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足以滅諸侯，稱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強，相聚約從（聯盟合縱），雖有黃帝之賢，不能並也。”李斯此次的遊說大獲成功，嬴政不僅“聽其計”，還“乃拜斯為長史（丞相、大將軍府中的要職），……為客卿（享受高階幕僚待遇）。”李斯高瞻遠矚地獻策，嬴政雄才大略地決斷，確實是君臣絕配，功分秋色，不可沒也。

而此間發生了一段小插曲，即南韓派了一名叫鄭國的水利專家來秦國，名為幫著修一條工程浩大的對農業灌溉極為有利的水渠，實為充當奸細，以消耗秦國的人力物力財力，目的在於削弱秦國的國力。後此計被秦識破，嬴政遂聽從秦宗室大臣的進言，對在秦的“外華人”來了個“擴大化”，統統驅逐出境，李斯亦在其內。於是“斯乃上書”，這就是有名的《諫逐客書》，憑其說理透徹，終為嬴政所採納，“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主管司法的最高長官）。二十餘年，竟並天下，尊主為皇帝，以斯為丞相。”這是成就未來一統大業的關鍵一步棋，因為沒有嬴政的逐客令，就沒有李斯的《諫逐客書》，沒有李斯的這份上書，嬴政就沒有兼聽則明的人才環境，因為秦國失去了投秦而來的“國外”精英，說不定會在“滅諸侯，稱帝業”的決策上猶豫，而導致與稍縱即逝的歷史機遇擦肩而過。一個“乃上書”，一個“乃除逐客之令”，是又一次的功分秋色。

秦朝初建，時李斯尚未當上丞相，他們君臣又“搭夥”了一把 ，基本上可以說是最後一次功分秋色。這就是力排眾議，堅決實行“郡縣制”，讓“分封”徹底退出歷史舞臺。時任廷尉的李斯，分析了周文王、周武王分封諸子所造成的歷史弊端，向秦始皇建言：“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本已成竹在胸，便當場拍板：“廷尉（時李斯之官職）議是。”這裡且不論“郡縣制”是不是最好的制度，儘管以後的兩千年一直延續這樣的制度，但就當時的歷史背景，舍此確實無法實現“一統”，更不用說接下來的“書同文，車同軌”了。此“功績”的確應該算在秦始皇和李斯的頭上。

我想，“焚書”和“坑儒”這兩件事，開了高壓政策的先例，讓“專制”在“皇帝”的強勢下，變得合法，哪怕做出了毀滅文化和對文人進行肉體消滅這類的事情。歷史躲過了“一槍”（分封），卻捱了“一刀”（暴政）。李斯當然脫不了干係！難怪，秦始皇一死，李斯身為丞相，原可控制局面，反倒拜在奸佞小人趙高的腳下，輕而易舉地搞了宮廷政變，開了新一輪的屠殺，暴政也變成了一頭脫韁的Mustang，終使秦始皇的“萬世”之夢只做了區區十五年。

嬴政，李斯，功過分秋色，歷史已濃濃地記上了一筆。

秦始皇作為千古一帝，39歲時就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中國大業的皇帝，建立起一箇中央集權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而在統一中國的過程中李斯一直追隨著秦始皇，為統一大業貢獻自己的力量。

秦始皇在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貢獻就是統一中國，廢除分封制，代以郡縣制，同時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對中國的文化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但是秦始皇終究是人，都會存在缺點的，到了晚年，求仙求長生，苛政虐民，坑儒焚書，扼殺民智，嚴重影響社會文化的發展。另外修建萬里長城，既有正面的積極作用，但也造成勞民傷財，死了好多人。

李斯作為秦始皇的左右手，其加強思想統治的政治主張，對中國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奠定了中國兩千多年封建專制的基本格局，這一點李斯對中國歷史文化還是做出極大貢獻。但同時李斯也是個野心家，在秦始皇死後，勾結趙高逼迫公子扶蘇自殺，導致秦朝從此衰敗。不過最終李斯的下場也是悲慘的，父子被腰斬於咸陽。

綜上所述，秦始皇和李斯對中國歷史文化都是有極大貢獻的，但是同時他們也起到一定的負面作用。所以我覺得對後世總體才講，都是功大於過。當然，每個人心中都有個哈姆雷特，每個人的答案認識都不一樣的，所以每個人對秦始皇和李斯的評價都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