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個樓，有時間可能就此用詳細材料充分寫一下。

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韓非子是否反對儒家思想，如果反對是在什麼層面上反對，是實質上的反對還是程度上的反對。

其實韓非子與孔子的最終的價值理想都是相同的，那就是開創一個新時代，終結這個戰亂頻仍、禮崩樂壞的舊時代。

那麼韓非子究竟在非議儒傢什麼呢？

第一，名不副實，只說不幹。其實韓非子的重要觀點“循名責實”與孔子的“正名”有異曲同工之妙。但眾所周知，孔子死後儒家學派分裂，儒家思想也變得五花八門。不少儒家的人物流連於辯論、攻訐而不去“正名”，韓非子自然對這種“吃飽了撐的”行為看不下去。

第二，誹謗朝議。韓非子說“儒以文犯法，俠以武犯禁”，韓非子接受不了的是儒家學問家們閒談還不夠，卻整日以批評政策為樂。同樣的還有那些墨家的俠客們，只重視“義氣”卻不重視“法律”。在韓非子看來，戰國時代需要的是全國上下的集中力量來結束亂世，而不是“內耗”。

第三，流於理想與空談仁義。孔子時的儒家是注重個人修治與個人反省的儒家，但到韓非子時儒家的仁義大多流於空談與對別人的要求，儒家自己卻什麼也做不好。

第四，此時的儒家不重視刑法。其實孔子在《論語》

中說得很清楚——刑罰不中則民無措手足。但綿延至後世，儒家大多厭惡刑法。但“亂世用重典”，戰國大爭之世不用刑法如何建立社會秩序呢？韓非子並非不認可儒家所說的教化，只是認為刑罰更為急需。

第五，這裡是韓非子與儒家的本質區別。儒家認為治國需要聖人，韓非子卻認為聖人千年不遇，就算聖人出世也未必就能參與政治。所以韓非子認為要用法律規範，使得哪怕是才能平庸的統治者也能很好地治理國家。這就是韓非子根本的觀念——絕對不能依靠聖人、等待英雄，而要建立制度，讓平庸的人也能夠擔負起治理國家的重擔。

所以可以看出，韓非子與儒家思想的差異除了程度與側重點的差異之外，最主要的在於對治理國家的方法與人才的觀念上——一個偏向於注重人，一個偏向於重視制度。

《韓非子》中對“儒”的提及有侏儒、老儒、儒者、儒俠等，對“儒”的態度並非激烈的抨擊和全然的否定。《八奸》、《內儲說上》、《外儲說左下》等談及“侏儒”，此乃倡優、樂師，與批“儒”無關；《內儲說下》談及“老儒”，此僅具體某一人，與儒家無關。《外儲說左下》談及“儒者”，以齊宣王之口問：“儒者博乎？儒者弋乎？儒者鼓瑟乎？”且有關儒者之博，《孔子家語·五儀解》中也有談及“君子不博”，孔子答魯哀公曰：“為其兼行惡道也。”此惡道乃表現為“殺貴以害義，下以害上，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孔子以小之惡行，引申到治國，實則是倡導以禮義為準則，不能以下害上，應遵循上下尊卑秩序，這也是法家所認同的。

韓非明確有批“儒”的言論，在《五蠹》和《顯學》篇。韓非將“儒”歸於“五蠹”之中，認為“儒以文亂法”，筆者認為此處“儒”不能直接等同於儒家思想，應是某類儒者。因下文有言“俠以武犯禁，且上以禮之”，故儒和俠應是君主禮遇的物件，應是某類人。況且，韓非也論述“儒分為八”，“八”是以學術層面來劃歸，或代表儒家後世的所有分支，並無確定的言論。此亦表明一個事實，韓非生活的時代，確有眾多儒生，且持有不同側重點的儒家思想。當時之儒者代表儒家之形象，並非儒家的全部思想，若以批“儒”而理解為批儒家整體思想，乃有以偏概全之嫌。

韓非師從荀子，其思想與荀子有密切的關聯。韓非對“儒”的批判可能受荀子對儒者劃分的影響。荀子認為儒者分為大儒，如堯舜禹、孔子、周公；小儒如春秋五霸；散儒、陋儒、腐儒、賤儒。陋儒僅讀通《詩》《書》，不踐行，不尊禮法；散儒，依《詩》《書》行，不尊禮法；腐儒不重言談；賤儒，如子游氏之賤儒以君子不勞作自居。韓非認為當時之儒者，“取捨相反不同”，存在矛盾性。韓非對孔子之後的儒者充滿不信任，且對堯舜之道並未否定，只是時間長遠難辨真假。《韓非子》一書中對待儒家的先師孔子的評價，多為尊敬的，對待小儒“春秋五霸”實行的“霸道”思想，多是認同且踐行的。筆者推測韓非對儒者的批判更多的是針對當時眾多的散儒、陋儒、腐儒、賤儒之類，並非全部儒者，也並非否定全部的儒家思想。

（2）《韓非子》中的孔子形象

《韓非子》一書多次提到孔子，大多從正面角度進行分析，對孔子的賢能和地位是認同和肯定的，且韓非子對待儒家先師孔子多是一種敬重的態度。《韓非子》一書中談及孔子共43處，從不同方面論述了孔子的思想及對其思想的認同和吸收。韓非肯定了孔子賢人的地位及功績，如借子圉之口側面說明孔子之賢能；肯定孔子在魯為政時道不拾遺的功績；承認孔子“天下聖人”的賢能地位；肯定孔子作為儒家的最高成就。

同時，孔子的某些思想，韓非在論述時也給予了認同和吸收。其一，對信的態度。《論語》中有多處關於信的記載，信作為儒家五常之一，可見其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韓非在《外儲說左上》中以孔子聞晉文公攻原得衛的事件記之曰信；孔子弟子曾子殺彘守信；孔子評夔雖殘暴，但能守信義立世，“小信成則大信立”。恃勢、恃術的同時也要恃信。信是孔子與韓非的共識。其二，賞罰分明，重視賞罰的功效。《韓非子》載孔子是知賞、知罰之人，賞罰要根據具體情況而見成效。如《內儲說上》孔子認為救火為急事，應用罰才能見效。《難一》載孔子贊襄子之賞，認為“賞一人而天下為人臣者莫敢失禮矣”，此為賞的功用。韓非子“明賞必罰”的思想亦有可能受孔子明賞罰思想的影響。其三，法的公平。《外儲說左下》記載孔子之言：“善為吏者樹德，不能為吏者樹怨。概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官員依法辦案，謹慎執法，雖無赦免但有仁心，能使人心不怨上，由然而知己之罪。對法的公平性和吏公平執法的行為，韓非子和孔子都是認同的。

儒家和法家，是後人給予的人為區分，略含有主觀的因素。“韓非作為法家的集大成者的模式被固定化，其思想複雜被簡單化，使得韓非個別不滿孔子的言論被放大，一個反孔的韓非子形象也被逐步塑造出來。”法家與儒家的相似處，皆在於儒法共有的東西——法，而不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仁義之道。儒法對立的模式化隱含著不合理性，儒、法複雜的思想不應簡單地歸於對立，其也有一些相互交叉且能互相共存的思想。林緯毅認為韓非“反儒”具有侷限性，受歷史進化觀的影響，在當今“爭於力”的前提下，德治政治功效小，法治是最適宜的方式，且“儒以文亂法”，故“反儒”。在這個侷限外，如上古的德治，作為純道德概念的儒之道德，不妨礙法治的儒者以及可以被法治思想所利用的德目，都不是韓非所反對的。

韓非批“儒”，可能針對的是當時社會中的某些儒生，尤其是大量的散儒、陋儒、腐儒、賤儒，因其以不切實際的言論任意擾亂法治，給混亂的秩序產生更惡劣的影響。韓非並非批判從孔子以來的所有儒生，若以“儒以文亂法”此一言，而斷然認為韓非否定全部儒家思想，未免有籠統之嫌。

治國理念不同

孔子認為人之初性本善，就算時壞人只要加以引導和教育也會迴歸本心，他提出以仁為核心，提出仁義禮智信為君主人民價值取向和治國方針，只要按這個思想朝既定的方向走，天下即會大同。

韓非子師出荀子他也認同人性本惡，為了挾制惡必須加以手段壓制懲戒不然便會生出大禍來，一味的禮教感化並不能改變其本質，只有用法來規定約束他們才能使社會安定，政治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