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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Hein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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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子夏故壇
就科技文化層面講,當然是“中體西用”最適合當時的政局。關鍵是以中為體不見中,以西為用不見用,所以失敗得很徹底。當時的中國,清朝的政治制度已經腐敗得一沓糊塗,但西方的政治制度也並不適應這個具有二千多年封建歷史,四萬萬人口的泱泱大國。所以覺醒的中國有志之士,首要任務是要探索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救國救民的政治道路,否則一切都是空談。在正確的政治道路基礎上,才有可能探討“體用”問題。
中國文化有幾千年的積澱,也最符合中國國情和民意,當然應該堅定不移地為我之“本”。但是中國文化的根源在先秦,先秦文化,尤其是儒家學說,那是中國最純正的文化根源,只是自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家思想被不斷篡改,逐漸成為適合封建統治的“術”,儒家學說中最重要的“中庸思想”也就被篡改成了庸俗思想。這樣,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也就逐漸變了味,真理被篡改成了封建統治的“正理”。所以“儒術”也就真正成了近代阻礙中國社會發展、變革的絆腳石。所以說“以中為體不見中”,後一個“中”就是“中庸之道”的“中”。所以我主張中國文化應正本清源,恢復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本來面目。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正確傳承和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以中為體”,促進中國社會的健康發展。
近代以來,西方的科學技術確實突飛猛進,取得了巨大成就,值得我們學習。中國的許多有識之士也確實致力於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當時,中國也建成了號稱東亞最強大的海上艦隊,軍力也並不太弱,但是無奈政治制度太腐敗,大戰在即,慈禧太后卻把軍費挪用作為其做壽,結果“甲午海戰”一役,徹底把中華民族拖入在劫難逃的噩運之中。所以說“以西為用不見用”,或曰“未真用”。
“中體西用”絕對沒錯。“中體”的關鍵,在於文化上的正本清源;“西用”的關鍵在於政治制度的清明,在於有力的政治制度的保障。誠若是,外侮可御,內患自平矣,中華民族也不會有百年恥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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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熊則列
回答這個問題不是憑感覺對就覺得那種制度好,就應該用哪種制度。要明白當時國家的形式和國際形式。當時的中國國內四億多人口,已經到到了中國當時社會的人口承載壓力的最大值,社會矛盾的高壓鍋蓋基本已經被頂開。當時的農民起義說白了還是人名沒飯吃造成的。中國早轉移人口壓力矛盾當時有兩種方式,的:一是如同歷史上的王朝末期透過戰亂讓人口恢復到一個合理值。二是透過融入世界體系讓人口壓力在世界市場上得到釋放,讓中國進行工業化,讓中國富裕勞動力有工作有飯吃。經濟方面,中國因為人口過剩,勞動力非常非常便宜,導致經濟內卷化,因而任何的工業改進都缺乏內生性動力。加上當時日本和南美白銀的流入減少,導致貨幣供應量減少導致的一系列經濟惡化。加重了國內的經濟矛盾,更加導致政局不穩定。人口過多和缺少白銀,導致工業化阻力巨大。政治方面,中國和日本不一樣,人口中國太多民族眾多,而且統治階級是滿族。原有的政治結構是滿蒙提供軍事秩序,漢語提供軍事秩序,新疆提供戰略空間,西藏控制蒙古的精神秩序。西方的到來和農民起義打破了原來的軍事秩序,結果漢族不僅要承擔經濟秩序還要承擔軍事秩序,而上層的統治階級為了保護自己的原有特權,就積極維護以前的秩序。結果導致改革壓力巨大,導致滿漢離心。
中國當時為什麼不能像外國一樣透過民族主義革命改變中國?因為中國的國土是很多民族組成,民族主義革命很容易導致國家解體。上面已經提到,清能維持中國的體量,是因為滿蒙能打,漢族有錢,新疆是核心地區的戰略緩衝區,保護經濟人口政治中心的作用,西藏和蒙古有宗教聯絡,控制西藏也是為了控制蒙古。原有的中國是清政府在精密設計下建立的一個一環扣一環的政治共同體。近代就是打破了共同體,所以導致了一系列問題。也人覺得破了就破了,漢族只要能在長城南部建立名族主義政體就可以了。可是當時世界不是元朝後期,一單中國政局紛亂,中國任何一個地方將會被外國殖民統治。
其實我覺得中體西用,西體中用,還是全盤西華,在中國要維持原有的疆域面積下是行不通的。歷史也證明了簡單學習西方的名族主義政治體系是不行的。中國最後能在維持清朝統治的民族和疆域的情況和沒有大的民族矛盾情況下進行現代化,只有階級革命,將民族矛盾轉化成民族內部矛盾。階級革命才能在中國到當時團結大多數人和所有不同民族。
有人覺得中國有沒有其他民族和地區並不重要。如果中國真的只有明朝那麼大的地盤,中國就只能如同歐洲的法國或者德國。因為無論是中國當今的東西南北使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力是巨大的。中國能有今天的世界地位和中國為什麼是今天的樣子,是因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與當時的政局下自然選擇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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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使用者6040728473
總覺得近代中國和現在有些年輕人很像,尤其是剛畢業的大學生。面臨著急劇變化的世界,感覺在大學學的東西好多沒用的,但又看不上一些職場處世之道。很是迷茫,不知道要選擇什麼職業。中國經歷了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社會,雖然經常內部打得不可開交,但是統一之後就覺得天朝上國,無所不有,面對工業革命後西方帶來的巨大沖擊,仍然沉浸在夢幻之中,認為是蠻夷入侵。面對鉅變,不同的人群探索不同的道路。
當時主政的依然是強大的保守派,讓他們完全放棄固守了幾千年的儒家思想,也是不現實的。但是士大夫階層在西方的堅船利炮下又有救亡圖存的迫切感,當時的漢奸真的挺少的,都是為了維護中國的利益。
一些有識之士開始探索救亡圖存之路,洋務派如李鴻章、張之洞等,堅持君主政體,開辦近代工廠,發展海軍,這些是當時的主流,也是符合國家利益的正確之路,只是由於當時官僚體制的腐朽,造成了畸形發展,在甲午戰爭中敗於蕞爾小國。但是後來清政府仍然進行了一些列努力,怎奈國運不濟。
一些人接受了西方資產階級的思想,效法英國、日本,想在中國確立君主立憲的政體,如康有為、梁啟超等,但是由於其自身的侷限性,更多的是口號,而沒有明白槍桿子裡出政權的真理,急於求成,嚴重損害了官僚體質的利益,最終失敗。
再有就是革命者,孫中山為主,透過革命,推翻就得體制,建立西方的共和體制。但是由於中國特殊的國情,即使大清亡了,很多人還是懷念皇上,認為皇上沒了,人們怎麼活?(還不在少數,看看後來的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雖然民國了,但是當時的生活方式也有很多保留了原來那樣,不像日本那麼徹底。尤其是鄉村,依然是孔孟之道。
所以看來,當時適合中國的還是“中體西用”,結合中國的國情(這句也是真理),學習西方的先進方面,主要還是技術和思想,不要那麼急躁,團結各派(我黨抗戰時的做法),應該可以讓中國走上強國之道的,畢竟有著幾千年的沉底,看看現在的中國的發展,只要這頭東方巨獅醒來,世界將為之顫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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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觀點認為,這三種提法都屬於管理層面的概念,無論哪一種在執行過程中都出現實際問題,無法解決中國發展的現實需求,究其根本在於這三種方案只改造了管理層精英的體系,卻沒有觸及中國深層的社會制度,不能徹底改變社會制度就無法改變社會生產力,也就改變不了國家整體實力。西體中用和中體西用都是拿來主義,只有西方的器,沒有西方的魂,缺乏創造力的制度永遠落後西方,全盤西化雖然聽起來很好,日本明治維新也是全盤西化,但是清政府走的是精英西化,士大夫階層西化,這種結果就是現在的印度,上層社會和底層社會完全割裂成兩個國家,最終結果只能培養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不會實現國家富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