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的出處:劉勰《文心雕龍•神思》：使元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

譯文：

使深得妙理的心靈，按照聲律來安排文辭；讓見解獨到的匠心，依據意象中的形象進行創作。這是寫文章的首要方法，謀篇佈局的重要頭緒。

這兒應該指出，劉勰固然頗為強調地說到了創作思維中主觀與客觀的密切關係，但他所說的“物”是有限定的，也就是隻限於感性事物，首先是指自然景物，也包括人工製造的具有形貌聲色之物，如宮殿等等。他所說的物並不等於今日所謂客觀外物，不包括人的社會生活、社會活動方面的事物。

劉鰓論創作思維中心與物的關係，實偏重於自然風物與作家情志之間的關係。《文心雕龍》還專設《物色》一篇，論述對自然景物的描寫。該篇中也論及作家主觀方面與客觀景物的關係，可與《神思》篇互相參照。《物色》一開頭說: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若夫矽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氣，物色相召，人誰獲安?……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況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認為自然景物、季節變遷能夠觸發作者情感、引起創作衝動。

劉勰覺得此種觸發力、感召力非常強大，他用了美麗的語言去禮讚這種力量。篇末又說:“若乃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然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同樣可說是對於物色之促進創作，表示感嘆和歌頌。唐宋以後，人們動輒說詩人得江山之助，都是受到劉F熱情的感染吧。

《物色》讚語又云:“情往似贈，興來如答。”作家熱愛大自然，帶著情感觀照自然山水，而山水也就引起了創作衝動(興指興致、興會，其中包含創作慾望)，似乎大自然以此回報作家的關愛。這也是多麼親切的描述!(《診賦》雲“情以物興”、“物以情觀”，其意與此亦有相通處。)景物引起作家的情感激動，推動作家的創作，這也可視為《神思》篇所說的“神與物遊”的一種表現。

如此重視創作中自然風物的觸發、感召作用，可說是文學發展進入自覺時期之後的一種新現象。傳統文藝理論本已有感而後作的說法，《樂記》說音樂是人心“感於物而動”的產物，“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但所強調者在於社會生活、政治狀況對於情感的作用。《毛詩大序》以其說用之於詩，例如說“變風”、“變雅”之作，乃由於詩人“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因而“吟詠情性”，發為篇章。《漢書·藝文志》雲“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

何休《公羊傳解沾》宣公十五年雲“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都偏於社會生活方面。而到了魏晉時期，情形便大為不同。陸機《文賦》論創作衝動的發生，便說:“遵四時以嘆逝，贍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不難看出《物色篇》開頭“春秋代序”一段話，幾乎可說是對陸機這四句話的發揮引申。

漢末、魏晉詩人中表現出對於自然景物變化和四季推遷的敏感者，可謂比比皆是。至齊梁時期，強調自然景物的感召引起強烈創作衝動的觀點，已是屢見不鮮。《物色》的論述，正是時代風氣的反映。

應該說明的是，劉勰、陸機和其他論者雖然強調自然風景對於作者的觸發、感召作用，但他們並不是說作者的感受僅僅限於自然景物。實際上，作者既是社會的人，生活於社會之中，則其胸中種種鬱結歸根結抵還是來源於社會。強調自然風景的作用，只是將這種作用視為一種誘因，認為自然景物具有引發作者情感的強大力量而已。《物色》篇雲“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意謂《詩經》作者感於自然物而發生聯想。“聯類”，即聯想到、聯絡到同類事物，由自然“聯”至同“類”即相關的人事(如由灼灼之桃花聯想到女子及時出嫁，由呆呆之日出聯想到所思之人不歸)。《明詩》雲:“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忘，莫非自然。”其感由於“應物”，即受自然風景感召;而所吟之志，卻是關乎人事。劉勰將物(自然物)之觸動引起吟詠視為必然的、自然而就的事。

《物色》篇除了強調自然景物感召作者、引起創作衝動從而使作者進人創作過程之外，也還說到在創作過程之中心與物的關係:目既往還，心亦吐納。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永珍之際，沉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採附聲，亦與心而徘徊。觀察外物的同時，作者內心世界裡也展開了積極的情感活動。寫作中既貼切人微地描繪外物，也必定會抒發內心的種種感觸。這與《神思》篇“物以貌求，心以理應”的意思相同。這兒還沒有鮮明地提出情景交融的問題，但卻已肯定作品中應是既有物貌，又有情志。二者當然是有聯絡的，因為其情志正是在觀物的同時產生和展開的。這樣的作品，寫得好的話，便能做到“味飄飄而輕舉，情嘩嘩而更新”，耐人尋味。

劉勰論創作思維，再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他探討了如何保證此種思維的通暢活躍的問題。構思、寫作時，有時“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唇齒”，淚泊滔滔，快意流暢，有時卻“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如枯木涸流一般。這種現象，每一位作家應都深有體會，但亦覺難以解釋和解決，陸機便是如此。

劉勰討論這一問題，首先歸之於作家的“志氣”和“辭令”兩個方面。他說，在寫作中，“志氣統其鍵”，“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遁心”。所謂志氣，指作家臨文之際的精神狀態，也包括寫作慾望在內。若精神健旺清朗，對於所欲表現的內容充滿情感或自信，具有強烈的創作慾望，則易於做到思路通暢而明晰。氣是生命力活躍的標誌;而“志者，心之所之也”.是具有方向性、目的性的氣，亦即在某種想法統帥下的健旺精神，稱為“志氣”。《養氣》篇屢言“志盛”、“氣衰”、“精氣”、“神志”等，可證“志氣”乃指臨文之際的精神狀態。

至於“辭令”，當然是指作者運用文辭的能力。如果寫作時志氣飽滿，具有“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的昂揚的精神狀態，但卻語言能力薄弱，期期艾艾，那也是無法做到神思暢通的。語言是作家的工具，不但是表達情志、描繪物貌的手段，而且也是思維的手段。劉鰓稱之為“樞機”，與“志氣”並列，表明了他對於作家語言能力的高度重視。劉勰提出解決文思通塞的辦法，也就從這兩個方面著手。

首先要清楚這句話的出處。

“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這句話原出處：劉勰《文心雕龍》的第二十六篇《神思》。意思是：寫作的主要手法，也是謀篇佈局必須注意的要點。

《神思》篇是探討藝術構思問題。從此篇至第四十四篇都屬於創作論部分。本篇句句皆是經典，很值得背誦下來銘記於心，希望讀到此篇的朋友將它熟讀至背誦的程度。

“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這句話所處的語境是這樣的，如下：

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yuè）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懌辭。然後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

整體意思就是說：

因此，作家要培養陶鑄自身的情志和氣質，在進行構思的時候，必須做到沉寂寧靜，思考專一，使內心通暢，精神淨化。為了做好構思工作，作家首先要認真學習來積累自己的學識，其次要辨明事理來豐富自己的才華，再次要參考自己的生活經驗來獲得對事物的徹底理解，最後要訓練自己的情志來恰切地運用文辭。這是寫作的主要手法，也是謀篇佈局必須注意的要點。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