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坑死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自毀長城

755年11月，河東、范陽、盧龍三鎮節度使安祿山打著“清君測”打起，在范陽舉兵15萬造反，攻入中原腹地。內地承平日久，民不知兵，且此時府兵制已經崩潰，叛軍得以長驅直入，攻破洛陽，縱橫中原各地，兵強馬壯，士氣如虹。

安祿山長驅直入，卻也遭遇極大麻煩，就是遠離後方基地，糧道有被截斷之危險。此外，中原人民怨恨叛軍，紛紛起兵與之戰鬥，拖住了叛軍主力。郭子儀、李光弼等名將則攻擊叛軍運輸線，將安祿山與范陽大本營隔開，準備將其團滅。

此時，高仙芝、封常清等超級名將鎮守潼關要塞，叛軍無法前進一步。如此，安祿山內外交困，糧道不通，準備返回范陽，重新商議對策。可惜，唐玄宗昏招百出，居然下令處死高仙芝、封常清，自毀長城。

接著，讓哥舒翰駐守潼關，其策略與高仙芝、封常清一樣，就是據守要塞，不輕易與叛軍主力決戰。唐玄宗，又出昏招，強迫哥舒翰出兵，結果在靈寶戰敗，20萬大軍沒了。

唐肅宗拒絕李泌建議，沒能直搗范陽

唐玄宗出昏招，坑死了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被安慶緒殺），自毀長城，結果是災難性的。潼關控制在手，中原郭子儀、李光弼攻擊叛軍糧道，安祿山孤軍深入，隨時有覆沒之危險。如此良好局勢，硬是讓唐玄宗給破壞了，昔日英明形象蕩然無存。

哥舒翰戰敗，麾下河西、隴右軍團覆沒，潼關淪陷。沒了潼關，長安自然守不住，安祿山不費吹灰之力，就直接破城而入。唐玄宗呢？早已逃之夭夭，跑去成都避難，途中還下令將自己心愛的妃子楊玉環處死。

處死楊玉環後，太子李亨北上靈武繼位，是為唐肅宗。郭子儀、李光弼、僕固懷恩、李嗣業、王思禮、魯炅等紛紛前來效忠，發誓要討平叛軍。不久，安祿山被安慶緒處死，史思明則陽奉陰違，準備向唐朝投降，局勢很不錯。

此時，謀士李泌提出建議，不要直接收復長安，而是直搗范陽。原因很簡單，叛軍在中原殺戮太多，不得人心；范陽是叛軍老巢，一旦有失，軍心潰散，必敗無疑。可惜，唐肅宗不同意，非要打長安，再次錯過機會。

廣平王不採納僕固懷恩建議，沒追殲叛軍殘餘

757年，唐肅宗讓廣平王李豫擔任天下兵馬大元帥、郭子儀為副帥，聚集15萬兵馬直接殺向長安，與叛軍最精銳的10萬幽州軍團廝殺。從戰鬥力上看，15萬唐軍中可以和叛軍一爭長短的，只有郭子儀的朔方軍、僕固懷恩從回紇帶來的4000精銳騎兵。所以，正面攻打長安，實在是一招臭棋，直搗范陽才是上策。

唐軍整體戰鬥力不行，交戰中頹勢明顯。起初，唐軍出動弓弩手射殺叛軍騎兵，而後直接殺到陣前，聲勢浩大。此時，叛軍發動反擊，讓最精銳的曳落河軍衝殺，唐軍招架不住，紛紛潰逃，朝著中軍大營跑來，局勢萬分危險。

此時，前鋒主將李嗣業脫下衣服，手持陌刀，衝入敵陣，部下也跟著衝鋒，“如牆推進，人馬俱碎”，穩住了陣腳。僕固懷恩率4000精銳回紇騎兵，乘此機會繞道側後，向叛軍發起進攻，唐軍才得以轉敗為勝。

此戰，叛軍被俘虜5萬，死傷3萬餘，基本全軍覆沒。此時，僕固懷恩向廣平王李豫提出建議：直接攻打長安，全部消滅叛軍。其理由是：安守忠、李歸仁是天下聞名的悍將，叛軍精銳軍團幾乎都參與此次戰鬥。如今，叛軍慘敗，驚魂未定，官軍若能全力追殺，必然可以將其全殲。

沒能追殲叛軍，安守忠、李歸仁等安全撤離長安。次日，唐軍準備攻打城池，但裡面空無一人，叛軍早已離開，不損一兵一卒。次年，叛軍聲勢復振，在相州擊敗60萬唐軍，前鋒直逼潼關，平叛第一階段成果，幾乎化為烏有。

綜上所述，唐玄宗、唐肅宗、唐代宗（廣平王）祖孫三人，沒一人能抓住徹底平定安史之亂之機會，讓2年就應該結束的戰爭持續了8年。唐玄宗年老昏聵，沒能抓住機會，也怨不得人。廣平王呢？作為中興大唐之後備君主，戰略眼光也是不給力，這在其後來擔任皇帝時表現得更加明顯。

香積寺一戰，若是追殲團滅，安慶緒豈能再折騰，史思明豈能再有異心。可惜，李豫還是錯過了機會。後來，李豫為了早日結束戰爭，居然向藩鎮妥協，割地招降叛軍，結果河朔三鎮強勢崛起，拉開了藩鎮割據混戰之序幕，直到唐朝滅亡都沒停止。

唐朝在唐太宗時期，東征西伐，疆域向西跨過吐蕃，到達了龜茲國，向東征戰到高麗，唐太宗戰功赫赫，被稱為"天可汗"。

然而唐朝對於邊域的管理卻十分的寬泛:

1.在當地設立行政機構，這就好比土匪打下一個山頭插一面旗子，並沒有太多的掌控權;

2.冊封重用當地首領，這屬於打一巴掌給顆糖，用這種哄小孩子的把戲對付野心勃勃的蠻夷諸國，如何能讓他們服帖聽話;

3.嫁公主和親，山高皇帝遠，並不是每一位公主都像文成公主一般能為當地做出實質的貢獻。

這些政策非但沒有安撫四夷，反而愈發覬覦大唐的繁盛，時常蠢蠢欲動，所以整個大唐時期，邊境戰爭不斷。

武則天時期完善了科考制度，國家政策區域重文輕武，加上農業的發展，經濟的繁榮，讓統治者放鬆了警惕。

到了唐玄宗時期，社會風氣更加趨於享樂，邊疆重兵基本都在外族手中，唐玄宗信賴安祿山，把十三萬兵力都交到他手上，那時全國的總兵力大約四十九萬，安祿山掌控了四分之一一步步滋養起他的慾望。

安史之亂爆發之後，唐玄宗不相信安祿山會叛亂，耽誤了最佳的應對時機。

隨後，緊急命令名將高仙芝和封長青倉促迎戰，因對方兵強戰急，而唐玄宗緊急調集的一群烏合之眾根本不具備戰士的素質，剛到潼關就被打得七零八散。

此時，極盡瘋狂的唐玄宗立即派人賜死了高仙芝和封長青，讓他們為戰爭的失敗被了黑鍋，也讓天下將士寒了心。

況且，唐軍久不戰鬥，聽聞安祿山帶著邊疆猛士一路突圍，逼近長安，不是棄城而逃，就是開門投降，讓大批叛軍一路殺到長安城下。

唐玄宗自己也早已聞風而逃，帶領滿朝文武奔向巴蜀避難。

留在長安的官兵百姓感覺到被遺棄的悲哀，也沒有能力阻擋安祿山的大軍，只能讓他們如入無人之境，佔據了長安。

按照歷史記載，唐玄宗執政後期，由於年紀逐漸大了，沒有了以前精力和雄心壯志，且日益滿足於“開元盛世”的成果，導致他逐漸對朝綱放鬆，做出了很多昏庸的決定和政策。

皇帝昏招一

重用宦官高力士，打破太宗立下“宦官不超過三品”的規定，使高力士更加膽大妄為直接向玄宗諂媚。

皇帝昏招二

放權給佞臣楊國忠和李林甫，導致統治階級內部腐朽的加劇，直接後果是奸佞小人獨攬朝綱，排斥異己，孤立忠良。尤其是宰相李林甫，為了獨攬相權不惜欺瞞玄宗，稱邊塞胡人已經歸順大唐，沒有異心，玄宗盡信李林甫的讒言，重用了以安祿山代表的邊塞胡人，用他們來就近駐守邊塞。

皇帝昏招三

邊防的節度使權利過大，後來還發展到兼行政、財政、集大權於一身，成為了地方最強的勢力。

最後中央統治集團的腐朽，導致了社會矛盾尖銳，這樣的後果造成了當時社會土地兼併嚴重，大量農民失去對土地的所有權，進而失去土地的農民四處逃亡，從而削弱了唐朝的統治基礎。

加上安祿山是異族胡人，其人野心勃勃。所以在唐朝內部腐朽之際，聯合了其他少數民族共十八萬騎兵起兵造反，而當時唐朝軍隊戰鬥力低下已經遠遠不是異族騎兵的對手，所以安祿山輕輕鬆鬆的將長安城拿下。以上就是本人總結的原因，不到之處，還請指點！

匯入語:盛極而衰雖然是一種歷史發展趨勢，但是人們內心裡還是會有所遺憾。

唐朝建立後經過百餘年的發展，至唐玄宗時期達到極盛狀態。然而這種極盛卻因為一場安史之亂熄火了，讓唐朝開始走向下坡路，直到滅亡。

1、兵制問題，唐朝初年承續隋制，採用府兵制，但是隨著均田制的破壞，以及唐朝對外軍事戰爭頻率的加劇，府兵制滿足不了唐朝軍事需求，故而唐玄宗推行募兵制。然募兵制對財政要求很大，唐玄宗不堪重負後將募兵的權力下放給各鎮節度使。

2、吏治問題，團結就是力量，唐玄宗執政初期選賢任能，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然而他晚年怠政後，寵信李林甫、楊國忠等人，外戚、宦官、大臣，乃至太子等都矛盾叢叢，加上奸臣當道，官員貪汙腐敗日趨嚴重，這些都削弱了唐朝朝廷的力量。

4、土地兼併問題，這是封建王朝都不可避免的問題，也是讓歷代王朝頭疼的問題，土地兼併在唐玄宗時期不斷加劇，造成大量的自耕農喪失土地，甚至成為流民，這對於唐朝的整體實力有很大的消極影響。

5、唐玄宗個人問題，溯本歸源，一切問題的核心在於唐玄宗本人身上，倘若他不過分寵信安祿山，一而再再而三給他加權柄，卻又不加制衡，想當然的認為安祿山不會對不起他。

安史之亂之前，大唐正處盛世，但隨著唐玄宗李隆基年齡的增長，昏庸無道，不僅重用了李林甫，楊國忠等奸臣，還將二十萬大唐鐵騎交給毫無忠誠度可言的安祿山，最終釀成了“安史之亂”的悲劇，葬送了持續百年之久的大唐盛世。

公元711年，安祿山打著討伐奸相楊國忠的旗號於范陽起兵，此時的安祿山率領二十萬大軍，一路南下，勢如破竹，打得唐軍潰不成軍，節節敗退，為何擁有60萬大軍的唐軍卻打不過安祿山呢？

據《舊唐書》記載：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戰，聞其起兵，朝廷震驚。瞭解大唐歷史的人都知道，自公元618年大唐建立以來，已經有137年之久，除了建國初期，李淵父子南征北戰，為大唐打下了萬里江山，之後的130年，國內基本上都沒有戰事發生，除了邊境上的小打小鬧之外。

一百多年沒有戰事發生，作為統治者難免心生享受太平盛世的念頭，隨著老一輩虎將的離開，大唐的將領中出現青黃不接的尷尬局面。除了鎮守邊關的幾位將領之外，中央到地方已經沒有一位有實戰經驗的將領了。

當時正值吐蕃，契丹等外族不斷的襲擾大唐邊境，鎮守邊關的35萬唐軍根本就抽不出身去評判亂軍，再加上當時通訊不發達，就算邊境大軍能夠支援，幾千裡的路程，等你回來，安祿山已經攻佔了長安了。

潼關守將歌舒翰在此經營多年，已經將潼關防備得固若金湯，叛軍多次進攻潼關，已然屹立不倒，此時的安祿山已經意識到不妙，準備退守范陽老巢，沒想到此時，奸相楊國忠卻向唐玄宗進讒言，要求歌舒翰出關與安祿山決戰，歌舒翰多次勸說，唐玄宗卻一句也聽不進，最後落得個全軍覆沒的下場。

第一，安史之亂的時間正好是，唐朝有盛轉衰的那個時間點。再加上，楊國忠，李林甫等奸臣迫害武將。唐太宗不理朝政，再加上安祿山賄賂朝中大臣做內應，戰場武將臨陣倒戈，哪有不敗的道理。

安史之亂是唐玄宗、肅宗(756年-762年)時邊鎮守將安祿山(?-757年)、史思明(?-761年)掀起的反唐叛亂，也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轉折點。

　　開元后期，由於安定繁榮的日子已久，唐玄宗逐漸喪失了以前那種勵精圖治的精神。改元天寶後，他縱情享樂，寵愛楊貴妃，信任宦官高力士，把朝政全交給宰相李林甫處理。李林甫對玄宗事事逢迎，私下卻利用職權，專橫獨斷。林甫死後，楊貴妃的堂兄楊國忠繼任宰相，更是排斥異己，貪汙受賄，使政治日益敗壞。加上當時土地兼併劇烈，貧富懸殊嚴重，政治、經濟、社會漸呈衰敗之象。

　　原來玄宗因對外開拓，在邊境駐以重兵，設立十大兵鎮，以節度使為最高軍事長官。節度使領若干州，權力很大，初時由中央派大臣充任，立功後往往入朝拜相。天寶以後，李林甫為了鞏固本身權位、堵塞邊帥入相的路徑，藉口文官不懂軍事，多用胡人擔任節度使。結果給胡人節度使安祿山起兵反唐的機會。

安祿山本是混血胡人，貌似忠誠，生性狡詐;由於得到玄宗和楊貴妃的歡心，身兼范陽、河東、平盧三鎮節使。安祿山見唐室政治腐敗，武備廢弛，便於公元755年，以討楊國忠為名，自范陽率兵南下，很快就攻佔了洛陽，自稱大燕皇帝。第二年，唐軍在潼關潰敗，安祿山便長驅直入長安。唐玄宗匆忙南逃，走到馬嵬驛(今陝西興平)，隨行的將士在憤怒中殺死了楊國忠，又逼使玄宗絞殺楊貴妃，才肯繼續起行，南下至四川。同時，太子李亨逃往靈武(在今寧夏境內)，在郭子儀、李光弼等一班西北將領的支援下，即皇帝位，是為唐肅宗。

　　後來叛軍內部發生分裂，安祿山為兒子慶緒所殺。唐軍聯同回紇援兵乘機反攻，收復了長安和洛陽。不久安祿山部將史思明殺安慶緒，重新攻陷洛陽，也稱大燕皇帝，後又被兒子朝義殺害。於是唐朝再借回紇兵，收復洛陽，史朝義自殺，這場持續了八年的「安史之亂」才告結束。

漁陽顰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 安祿山反於天寶十四年十一月九日，次年正月在洛陽稱帝，國號大燕，攻進長安是七月，攻進長安總共用了八個月的時間，算不算“很快’”毫無還手之力”值得商榷，但為什麼能攻入長安，這個問題等我慢慢捋一下。

事實上安史之亂起初，玄宗君臣並不慌張，楊國忠還得意洋洋說你看你看，我說這個死胖子要造反吧，看著吧，很快有人會把他腦袋送過來的（不出旬日，斬賊酋首以獻）。時任安西節度使的封常清也誇下海口，說要把這個大壞蛋的腦袋獻上。

安祿山從范陽起兵後，雖然一時氣勢洶洶，連下多城，但是其實很多呼應的叛軍以及最先淪陷的河北地區都在觀望，事實上李光弼郭子儀很快在離范陽很近的常山大敗史思明部，張巡、許遠死守睢陽，叛軍陷於進退失據，將失巢穴的死地。

看下面這張圖，很明顯看到從范陽到長安，一路上多重保險，長安並那麼容易攻破

但問題是後面的每一步都是錯誤的，封常清居然只有千餘親兵就去主戰場洛陽了決戰了，其餘的兵力都是臨時徵募的，戰鬥力可想而知。封常清五戰五敗，洛陽陷落。他西奔陝郡，跟陝郡的高仙芝一起退守潼關，高仙芝此時就任兵馬副元帥，而玄宗居然因為太監邊令誠的讒言，在這個時候把高仙芝和封常清都殺了。臨陣換將，三軍齊聲喊冤，唐玄宗此時不知道是什麼樣的心理，英明天子一去不復返，一日殺三子的糊塗狠戾老頭又回來了。

潼關失守的話，長安指日可破，玄宗命哥舒翰（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帶刀的這位）接任高仙芝的兵馬副元帥，此時他已經中風，仍然眼光狠辣，堅守潼關，並且仗著一世威名，旗開得勝，擊退了安祿山次子安慶緒。唐軍此時利在堅守，爭取時間，等待各路義兵會援。叛軍這時候回不去老巢(河北又大片重新歸附唐廷)，攻不下潼關，安祿山在洛陽做的這個皇帝也很沒有意思，所以會戰對叛軍有利。 這時候小人又出現了，這次是楊國忠，他與哥舒有舊怨，置國家安危於不顧，逼哥舒出關會戰。叛軍置於死地而後生，一戰唐軍大敗，玄宗出逃蜀地，長安陷落。

此後形勢急轉之下，士氣高漲的平叛態勢由攻轉守，一直花了八年時間才完全平滅安史之亂。長安陷落不但成為安史之亂的轉折點，也成為整個唐朝的轉折點，千載之下，令人唏噓。

導語：

唐玄宗後期，由於均田制遭到嚴重的破壞，導致賴以均田制存活的府兵制度奔潰。唐玄宗迫不得已改為募兵制，但長安只剩下十二萬彍騎，被生出反叛之心的安祿山、史思明抓住機會，率領四十九萬已變成私兵的常備軍，順勢長驅直入，因而很快就能攻陷長安。

唐玄宗後期的施政昏庸導致社會危機：政治上安於現狀，不圖進取，任用奸佞之臣生活上失去自檢，追求安逸享樂。

因此表面強盛的唐朝，實則已陷入危機四伏的狀態。下面詳解唐朝的軍事實力大幅度下降、以及邊境重將反叛的原因。

以土地兼併為主要形式的大地主壟斷經濟畸形發展和惡化膨脹，王公百官放肆掠奪民田，擴充套件莊園，那些有權有勢有錢的都會兼併土地，使農民的生活困苦不堪。唐前期以均田制為主要形式的封建小農經濟日趨破壞和摧毀。生產力受到嚴重的破壞，導致政治的腐朽，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府兵制起源於西魏，被隋朝加以改良，最後被唐朝繼承。兵府制最大的優勢是寓兵於農，府兵除了 需要作戰時出兵，其餘時間都在鄉間務農，因此農業生產不會 因為大量徵發農民當兵而受到破壞。

各地軍府雖然設有最高長官，但有名無實，遇戰事皆由朝廷另行派出將領統率衛府軍隊；在加上地方官員的牽制，府兵也會定時更換駐點，所以能有效阻止將領把府兵轉為自己的私兵。但府兵制度要求府兵自備衣服、口糧、裝備等，這要求農民自身有著一定的經濟基礎，並且朝廷沒有給予額外的經濟報酬，這便需要均田制的穩定供給。但隨著均田制被日益破壞，失去田地的農民，再無法支撐自備軍資的負擔，出現了逃避兵役的現象。

唐朝長達三十年曆史的府兵制因此變得名存實亡，唐初的“舉天下不敵關中”的居中馭外之勢不復存在。

唐太宗時期先後建立了安西、北庭、安北、單于、安東、安南六個都護府，以朝中重臣出任都護一職，統一管理邊境的軍政事宜。唐玄宗開元年間，在此基礎上發展為節度使制度，掌管軍政，併兼管轄區內的屯田、度支、安撫、 視察等工作，集軍政大權於一身。

唐初時為了避免將領專兵，對邊境重將任用原則上是“不久任”“不 遙領”“不兼統”，並且三年任期一到即收回兵權。對於戰功顯著的將領，則採取“出將入相”的規則。但到了李林甫為宰相時，為了鞏固自己的相權，杜絕邊帥入相的途徑，向唐玄宗提議委任胡人將領為節度使。對於安祿山等人的順利上位，唐玄宗沒有采取唐初時的任用原則，而是讓於安祿山、哥舒翰、高仙芝等人長久任職，形成了手握重兵的藩鎮諸侯。

唐玄宗後期的怠政，過時的府兵制度並沒有及時革新，放任制度使地位逐漸上升，促使藩鎮割據的局面逐漸出現。過於膨脹的實力，讓安祿山、史思明的野心得以實現，最終引發了叛亂。

在叛亂初期，由於唐玄宗的昏庸，殺大將封常清、高仙芝，強行干預哥舒翰的作戰計劃，造成人地兩失，使平叛戰爭急轉直下，導致長安最終被攻陷，開啟了長達八年的安史之亂。

當時的唐朝並不是完全無還手之力，而安祿山的反叛之所以能夠迅速的擊破唐朝的內地州縣，其實原因有很多。

府兵制被破壞

唐朝一直以來的兵制是沿承自西魏，北周的府兵制，而府兵制的基礎則是均田制，到了唐朝中期，隨著土地兼併的加劇，大量的農民失去了土地而變成了無地農民或者是佃農，因此唐朝軍隊的組成力量府兵就這樣退出了歷史舞臺。

為了保證軍隊的數量和戰鬥力，唐玄宗開始招募“健兒”，也就是職業兵，實行了募兵制，招募的職業兵雖然戰力強，可是由於實行節度使的關係，這些職業兵逐漸變成了節度使的私兵，像唐朝名將王忠嗣甚至一人身兼三鎮節度使，手下有二十多萬兵力，安祿山身兼三鎮節度使，擁有兵力十八萬多。

兵力佈防外重內輕

唐朝的兵力從前期的內重外輕逐漸變成了外重內輕，天寶年間唐朝的國防兵力總數為49萬，而中央軍的兵力不過十二萬，邊防軍的數量和戰鬥力遠遠超過中央軍。

當安祿山反叛的時候，唐朝政府要面對的不僅是強悍的邊防軍，還有跟著安祿山的胡人部族，內地許久未經戰事，中央軍一觸即潰便是必然的了。

唐玄宗的個人問題

在安祿山起兵叛亂的時候，唐玄宗並不相信，直到叛軍已經逼近潼關，唐玄宗才覺不妙，於是他派出了名將封常清和高仙芝平定叛亂，然而因為封，高二將堅守城池不去迎戰，引得唐玄宗大怒，再加上宦官的攛掇，怒斬二將而委派哥舒翰為將。

哥舒翰坐擁二十萬大軍，唐玄宗卻是個急性子，他連連催促哥舒翰出城迎戰，哥舒翰無奈率軍出城，結果在靈寶遭到伏擊，二十萬大軍全軍覆沒，哥舒翰本人也被俘，唐朝精銳的部隊損失大半，最後就只能調動西北邊防軍前來平叛了。

一、均田制破壞引發府兵制的瓦解

開元、天寶時期,是唐王朝的鼎盛時期,但均田制破壞,府兵制崩潰的危機亦日益加深。均田制由於授予的土地不足,已無法進行還授,可是政府卻仍舊向授田不足的均田農民,徵收以足額均田畝數計算的租調,所以“府庫雖豐,閭閻困矣”(《通典·食貨典》,迫使均田農民不得不放棄均田土地,而踏上流亡的道路。

在均田制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府兵制,比均田制還要敏感得多,均田既授田不足,府兵自然無法以優良的武裝和旺盛的士氣出現於疆場之上,他們授田既不足,又要繳足額的租調,還要服繁重的兵役。“由是應為府兵者皆逃匿”,至玄宗天寶八載(公元 749 年),折衝府“無兵可交”,政府正式停止折衝府上下魚書(指敕書、木契、銅魚,是徵發府兵的信物),就是說不再從折衝府調兵了,“是後府兵徒有官吏而已”(《資治通鑑》唐天寶八載)。

最後折衝府的官吏也不見於史書的記載了。府兵廢,募兵興,中央十六衛也跟著府兵制的破壞,形同虛設。猛將精兵皆聚於東北、西北兩邊,過去內重外輕的局面,一變而為內輕外重的局面了。

唐玄宗天寶年代,唐王朝不斷進行戰爭,邊鎮的士兵,損折相當嚴重。如天寶九載(公元 750 年),石堡城之役,唐兵敗於吐蕃,士卒死者數萬;天寶十載,天門嶺之役,唐兵敗於奚、契丹,六萬之眾盡沒;同年,唐軍敗於怛邏川,三萬人只剩幾千人;天寶十載、天寶十三載,唐軍再敗於南詔,士卒前後死者十餘萬人。

《通典·邊防典》謂“開元、天寶之際……邊將邀寵,競圖勳伐,西陲青海之戍,東北天門之師,磧西怛邏之戰,雲南渡瀘之役,沒於異域數十萬人。”因此,召募不足,必然不放棄過去府兵的揀點方法。即不僅彍騎、團結兵是差點的,就是徵人、防人也採取徵調的方法。如天寶十載,為了再次對南詔用兵,曾大規模地募集黃河南北和京畿(京兆地區)、都畿(洛陽地區)的丁壯應徵當兵。

“人聞雲南多瘴癘,未戰,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應募”(《資治通鑑》唐天寶十載),唐政府乃派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送往邊地。依照舊制,凡有勳官品級者,可以免除徵役,但這次即使勳級很高,也在徵集之列,於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別,哭聲震野。

六十多年以後,中唐詩人白居易在《新豐折臂翁》詩中追敘這次事件,“無何天寶大徵兵,戶有三丁點一丁”的詩句,就是反映了到召募不足時,唐政府也還是採用徵調的方法來補充,也就是說,天寶時代,府兵制雖然已經破壞,募兵制雖然代興,但還沒有排斥三丁點一丁的辦法;事實上,在當時兵源枯竭的情況下,集兵困難,只要有丁可點,政府決不肯輕易放棄揀點的辦法的。

當然,這種臨時捕送的丁,平日沒有受過像府兵那樣的長期軍事訓練,缺乏戰鬥經驗,戰鬥的意志也不可能很堅決,唐王朝用他們來四出征戰,自然要“棄之死地,只輪不還”(《舊唐書·楊國忠傳》了。

開元、天寶時期,“國用豐衍”“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資治通鑑》唐天寶八載)。開元初年的邊防支出,每年也沒有超過二百萬貫。

到了天寶時代,折衝兵已無兵可交,彍騎、健兒的軍備家糧,一切得由官給,就是團結的土鎮兵,也獲得身糧的津貼,加以唐玄宗晚年,窮兵黷武,其結果必然導致邊防軍事費用支出的大大增加。《通典·兵典》謂:“開元初,每歲邊費約用錢二百萬貫;開元末,已至一千萬貫;天寶末,更加四五百萬〔貫〕。”前後增加七倍之多。

總計天寶時代,遞送諸道節度的軍糧(包括貯備於當地州倉的存糧),達到一千萬石之多。河東、幽州、劍南三道的軍食,即達一百九十萬石。其外“西北邊數十州,多宿重兵,地租營田皆不能贍,始用和糴之法”(《資治通鑑》唐開元二十五年)。為了和糴粟米,唐政府以絹布折價支付,每年支出絹布即達三百六十餘萬匹段之多。

邊防軍士的衣著,每年又要撥給絹布五百三十萬匹段,又有所謂“別支計”二百一十萬匹段。總共每年邊防軍事費用的支出,僅絹布一項,已達一千一百萬匹段之巨。同時,天寶以後,邊鎮的將帥又往往以官位來籠絡健兒,於是“踐更之卒,俱授官名,郡縣之積,罄為祿秩”(《通典·兵典》。

時折衝府已無兵可交,但折衝府官吏的員額猶存,“易州遂城府、坊州安臺府別將果毅之類,每一制下〕則同拔千餘人,其餘可知。雖在行間,無白身者。關輔及朔方、河(西〕、隴〔右)四十餘郡,河北三十餘郡,每郡官倉粟,多者百萬石,少不減五十萬石,給充行官祿。暨天寶末,無不罄矣”(《通典·兵典》)。

另外,唐政府的龐大官僚機構,又需要支出數目浩大的行政費用。由此觀之,唐王朝的財政,由於當時政治、經濟和軍事各方面的變革,而產生嚴重的經濟恐慌。這種數目巨大的軍費和政府機構開支,都是由農民來負擔的。

所以毋怪唐玄宗開元九年(公元 721年)在括民稅客的時候,陽翟尉皇甫憬在上疏中提出:“今之具寮,向逾萬數,蠶食府庫,侵害吏民,戶口逃亡,莫不由此!”若以此給,將何以堪。雖東海、南山盡為粟帛,亦恐不足! 豈括田稅客,能周給也。”(《唐會要》卷八十五)

以上種種都說明開元、天寶時期,唐王朝正經歷著巨大變革,封建社會內部,舊的正在破壞、新的尚在產生中。如果唐統治者,唐玄宗及執政的宰相們,能夠小心翼翼地注意基於這一變革而發生的事件,及時地加以防範,採取適當的措施,固然不能把唐王朝的整個頹勢完全挽回過來,但是至少不至於手足失措而使局勢急轉直下無法控制。

唐玄宗即位前期,勵精圖治,處處以唐太宗為榜樣。唐玄宗最有典型意義的事是開元二十一年(公元 733 年),任韓休為宰相。

《資治通鑑》稱：

休為人峭直,不幹榮利,及為相……守正不阿……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日“韓休知否?”

言終,諫疏已至。上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日“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嘆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指,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

皇帝能夠虛心納諫到這種程度,即使由於均田、府兵制的破壞而帶來了危機,也是能夠加以克服的。可是唐玄宗做了三十年皇帝以後,“自恃承平,以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李林甫”(《資治通鑑》唐天寶十一載),對國家大事,厭倦起來了。

唐政府財政開支,這樣浩大,統治者的對策卻是竭澤而漁。玄宗在宮中設立瓊林、大盈二庫,以貯州郡貢獻,政府理財的“錢穀之司,唯務剝削,回殘剩利,名目萬端”(《通典·食貨典》),拼命向人民進行蒐括。而唐玄宗也認為國家富裕了,可以大肆揮霍了,“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資治通鑑》唐天寶八載)。

唐玄宗在開元年間寵愛武惠妃,武惠妃生壽王瑁,瑁亦寵冠諸子。朝臣李林甫柔佞狡獪,通過宦官向武惠妃表示,“願盡力保護壽王”。惠妃遂引為外助,使林甫得以入相。開元二十四年(公元 736 年),玄宗欲廢太子瑛,立壽王瑁為太子。宰相張九齡直言進諫,認為“太子,天下本,不可動搖”。武惠妃密遣官奴牛貴兒對九齡說:“有廢必有興,公為之援,宰相可長處。”(《資治通鑑》唐開元二十四年)九齡堅決拒絕，不久張九齡罷相。

開元二十五年夏五月,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以“潛構異謀”罪,同日廢為庶人,“尋賜死城東驛”。“瑤、琚皆好學有材識,死不以罪,人皆惜之。”(《資治通鑑》唐開元二十五年)同年十二月,武惠妃病死,壽王瑁亦不得立為太子,玄宗別立第三子璵為太子,後改名亨,即是肅宗。

李林甫長期把持朝政,打擊政敵,自然要削弱唐統治階級的力量，同時也使得官吏大都因循苟且,遇事唯唯諾諾,不敢諫爭。統治集團內部矛盾重重,談不到集中注意力來解決由於均田制、府兵制的破壞而帶來的經濟上、軍事上的危機了。

唐玄宗天寶四載(公元 745 年),楊太真立為貴妃。妃有三姊,適崔氏者封南韓夫人,適裴氏者封虢國夫人,適柳氏者封秦國夫人,從兄楊銛為殿中少監,楊錡為駙馬都尉,尚太華公主。

楊氏五家,並賜第京師,“勢傾天下”“四方賂遺,輻湊其門”(《資治通鑑》唐天寶七載)。

楊貴妃的另一從兄楊國忠,不數年自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驟遷御史中丞,到了天寶十一載(公元 752 年)，竟代李林甫為宰相。楊國忠當了宰相不到兩年,“中外餉遺輻湊,積縑至三千萬匹”(《資治通鑑》唐天寶十二載)。

楊氏五家嫌賜第不夠精緻,都大規模地“建築新第舍,極其壯麗,一堂之貴,動逾千萬”(《資治通鑑》唐天寶七載)。他們每次隨唐玄宗、楊貴妃去驪山華清宮避寒,“車馬僕從,充溢數坊,錦繡珠玉,鮮華奪目”。他們五家,“隊各為一色衣以相別,五家合隊,粲若雲錦”(《資治通鑑》唐天寶十二載)。

他們還“競以進食相尚”,在進食之際,往往“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資治通鑑》唐天寶九載)。可是當時關中地區連年水旱失時,米價騰貴,長安街頭也有餓殍出現。詩人杜甫有詩句說,“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咫尺之間,貧富竟那樣懸殊,社會危機進一步加深了。

唐睿宗景雲元年(公元 710 年) ,以幽州鎮守經略節度大使薛訥為左武衛大將軍兼幽州都督,景雲二年,又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使,節度使之名至此正式確立。到了唐玄宗開元以後,東北、西北兩邊的“緣邊御戎之地”(《舊唐書·職官志》,幾乎都設定了節度使。節度使還往往兼任其所管轄域內的經略、支度、營田、轉運、鹽牧諸使,以一事權;開元二十年(公元 732 年)，幽州節度使又開始兼領河北採訪處置使。

這樣,節度使權任日重,管轄區內的民政、財賦、司法、監察等事務,也逐漸歸節度使掌管了。安史之亂以後,中央權力不如前此之強大,中州奧區,藩鎮棋佈,節度使已經臨制於州郡之上,以前的地方州縣或郡縣兩級制度,變為節鎮、州、縣三級制度了。

唐開元初年,邊帥功高名顯的,往往入為宰相,開元二十四年(公元 736 年)之後,李林甫為相,他為了“專寵固位”,想杜絕邊帥入相的途徑,以為蕃將不通漢文,不致入相,於是向唐玄宗建議,任用蕃將做節度使。

到了天寶六載(公元 747 年)前後,除了劍南節度使以外,如以安祿山(康中國人)任范陽、平盧節度使,安思順(安中國人)任河西節度使,哥舒翰(突騎施部落)任隴右節度使,高仙芝(高句麗人)任安西四鎮節度使,唐王朝東北、西北兩邊的節度使,大部分都由蕃將來充任。由於邊帥久任方面,戍卒成為長征健兒之後,又完全歸邊帥節制,邊帥的權力,自然日益膨脹起來了。邊帥在開始時,也只是“專膺一面之寄”沒有兼統數道的。

到了開元二十九年(公元 741 年),蓋嘉運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兩鎮合起來,有兵十四萬八千人;牛仙客為朔方、河東節度使,兩鎮合起來有兵十一萬九千七百人,節度使從此開始兼統諸道。

天寶五載(公元 746 年),王忠嗣以河西、隴右節度使,兼知朔方、河東節度使,四鎮之兵,合起來有二十六萬七千七百人之多,史稱忠嗣“仗四節,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握”(《資治通鑑》唐天寶五載)。

不過這局面沒有延續多久,忠嗣在天寶六載的四月中,就堅決請求辭去河東、朔方節度。可是到了天寶十載,唐政府又以范陽、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兼河東節度使,兼統三道,三鎮的兵合起來,總數為十八萬三千九百人,佔唐鎮兵總數四十九萬人中的五分之二左右,加上安祿山久任節度使,自然要“乘外重之資”,而“一舉滔天”(陸贄《論關中事宜狀》),起兵倒唐了。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