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名著的形成有它歷史的原因，也有它本身的原因。

從歷史上說，我們現在所見到的經出現的時間都比較早。比如尚書，左傳，成熟時間都非常早。經典就像大浪淘沙一樣，隨著時間的流逝，不斷的萃取，最後湧現出來的就是最經典的。也就是說經典需要靠時間來檢驗。

從作品的本身來說。並不是說所有早出的作品都可以成為經典。時間是檢驗作品的一個重要標準。但絕不是唯一的標準。一部好的作品。需要靠時間去檢驗，但前提是本身必須具備優秀的條件。詩經本身是當時從民間和各國家提取出來的優秀作品。在當時就已經在勞動人民中廣泛流傳。

因此，是《詩經》經歷了時間的檢驗，同時本身也具備優秀作品的條件，所以才成為經典一直傳頌到現在。

《詩經》在古代不僅僅是起抒發感情的作用，也不是閒來無事，吟誦一首以應其景。而且《詩經》還具有思維能力的訓練功能，其發散式的類比、聯想更有意義於人們思考歸納。另外，更重要的它可以指導人們的實踐活動。於公於私皆可，有著廣泛的實用性和多種用途。學者李澤厚說:“特別是學習禮制和辦外交時必須援引以作為依據，因為《詩經》乃當時經典，具有很高的權威性。不學則寸步難行。”

以下就《論語》中涉及《詩經》的內容列於其下，以供參考。

按《論語·學而》。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按《論語·為政》。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按《論語·泰伯》。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按《論語·子路》。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按《論語·季氏》。不學詩，無以言。

按《論語·陽貨》。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按《論語·陽貨》。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公元前134年，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意見，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並立五經博士，其中就包括了《詩》。

雖然《詩》正式被稱為《詩經》是在西漢， 但是《詩》能夠成為經並不是偶然而成的，探討《詩》的經典化過程，尤其要看《詩》在先秦時期的是所處的地位。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理解。

《詩》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共有305篇，另有6篇有目無辭的笙詩，收集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的作品。

采詩說：周代設有"行人之官"，主要負責到民間收集詩歌。這在班固的《漢書·食貨志》中有相關記載："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采詩的目的是便於周天子瞭解各地民風民情。採集的詩歌主要被記錄在了十五國風中。

獻詩說：這一說法最早見於《國語·周語》："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 …"不同於采詩，獻詩的主體是公卿大夫。這一部分詩一般是保留在二雅中。

一般認為，這些詩歌在公元前六世紀初就被編訂成定本。

采詩和獻詩兩種制度是並存的，雖然有種種不同，但其目的都是幫助天子鑑察王政得失，從開始就與清明的政治有很大關聯。從這一層面來講，《詩》的起源和功用實際也符合儒家作為"士師"輔佐賢君的內在期許。

春秋戰國時期，周王室權力下移，禮崩樂壞，《詩》輔佐王政的作用也逐漸衰微。而賦詩言志成為當時的風氣，貴族子弟要學《詩》，在外交場合上也必要賦詩，孔子所說的"不學詩，無以言"即是處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提出的。

在《左傳》中記錄了很多在外交場合賦詩言志的例子，在此可略舉一例。

《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至秦國，試圖請求秦穆公的幫助以回國。在參加秦穆公的宴會之前，重耳特意帶了善於賦詩的趙衰一同赴宴。在宴會上，秦穆公和重耳三次賦詩對答，最終結成了友好關係，重耳才得以回國。

行人賦詩實際是對原詩斷章取義的應用，這種做法使得外交場合上的對答更加靈活，而賦詩的能力和水平實際關涉到國事的成敗。因此孔子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意即在外交場合用詩時需靈活應對，否則不能發揮《詩》的作用。

正因為《詩》在外交場合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它才能一直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

《詩》是作為儒家經典被立為經的，因此我們可以重點關注《詩》與儒家的關係。

孔子對於《詩》的經典化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人物，作為儒家的開創者，對《詩》的重視深刻影響了儒家學派對詩的尊崇。在研究孔子比較可靠的文獻《論語》中，我們可以找到一些孔子對《詩》的評價。

孔子對《詩》最為人熟知的評價是"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詩無邪"，高度評價了《詩》的思想內涵；在評價《詩》首篇《關雎》時提出"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這成為後代文人作文的重要追求；在教育子弟時，說"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在談《詩》的作用時，提出《詩》可以"興觀群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除了《論語》之外，上海博物館藏的戰國楚簡中有孔子專論詩的《孔子詩論》。僅從這兩個方面來看，孔子對《詩》的重視程度可窺見一斑。

除了孔子外，儒家學派的另外兩位重要代表人物——孟子和荀子，在他們的著作中多直接引詩自證。如果說孔子對《詩》的重視還基於它對個人修養的重要作用，那麼孟子引詩則更多地將《詩》與政治聯絡在一起，而荀子直接賦予了《詩》一個權威地位。

孟子長於論辯，在遊說各國國君時常常引詩說明自己的觀點，例如在名篇《孟子·梁惠王上》中就三次引詩。引用了《大雅·思齊》的"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小雅·巧言》的"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以及《大雅·靈臺》的"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而荀子在 引詩時有一點不同於孟子，荀子常常在所引的詩後加上"此之謂也"，這種格式可以與後來的經學家在闡釋經典的時所用的語詞聯絡起來。可以說荀子實際已經將《詩》推尊到了"經"的地位，引詩不僅僅是為了加強自己的觀點的說服力和權威性，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一種對《詩》的闡釋。

最後，作一個簡單的總結。在先秦《詩》的經典性就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積澱，加之儒家學派的大力尊崇，在漢代被立為五經之一也是一種必然。漢儒對《詩》的大量附會性的闡釋、齊魯韓毛四家詩的並興、以至鄭玄注毛詩並使其佔據主導地位。"漢儒言《詩》，不過美刺兩端。"詩旨與倫理教化掛鉤，適應了政治的需要，也因此使得《詩》經學化並且形成了詩教傳統，在這一層面上來說，《詩》的經學地位才最終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