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賢的死跟明朝亡的關係不算大，非要說的話就是一個導火索，魏忠賢的死讓明朝本就捉襟見肘的財政直接崩潰了，明朝在崇禎之前就已經開始走下坡路了，到了崇禎接手已經是個爛攤子了。

可惜崇禎沒有認清東林黨的本質，如果說閹黨是作惡多端，那麼東林黨就屬於禍國殃民。

明末魏忠賢死後，很多地方起義都是東林黨主政後直接或間接造成的，滿口仁義道德，為國為民，外不能禦敵，內不能平亂安民，說是兩袖清風一肩明月，背地裡貪的比誰都多，從李自成後來從一幫子所謂清流的東林黨身上敲出近億兩白銀就可以看出來，要知道明朝處於滅亡的危急關頭，崇禎皇帝曾想發動皇親國戚和滿朝大臣捐點錢給國庫，至少把軍費湊出來，結果沒一個願意。直到最後，只有國丈掏了點錢出來，可悲可嘆。

魏忠賢能夠當皇帝的家，說白了，就是能夠提拔官員，提拔上來的官員把柄都在魏忠賢手裡，因此魏忠賢后面有一批死心塌地為他賣命的官員。當魏忠賢被打下去的時候，這些官員也要重新選擇站隊。誰也不想失去固有位置的官員，就四處煽風點火，引起內亂，渾水摸魚求自保。甚至把外面的勢力引進來，製造內亂。家天下是皇帝的，誰來當皇帝，我還是官員，逃避打擊。因此明朝後期，李自成內亂，奴爾哈澤，外亂，二股強大勢力，終於把崇禎皇帝逼上吊了。

因為那個死太監是壓垮明朝這一龐然大物的最後一根稻草，明朝後期的皇帝們把老祖宗朱元璋定好的太監不能幹政的政策忘得一乾二淨，要怪就怪朱棣的孫子明宣宗朱瞻基給太監們識字的機會，俗話說的好不怕流氓就怕流氓有文化。

先做個比喻，我們把明朝比喻成一個建築公司，這個公司裡面有甲、乙兩支建築隊伍，他們各有所長，當這個公司接到活以後，董事長會權衡利弊，根據這兩支隊伍的特長，來安排哪支隊伍去幹活兒，儘量做的物盡其用，而且在完成任務的過程中，兩支隊伍可以互取所需，提高工作效率，從而提高公司的運營效率……

突然有一天，這兩支隊伍鬧矛盾了，而且不可開交，這時候，董事長站在了甲方這邊，把乙方開除，這樣當公司再接到工程時，董事長就沒得選擇，無論甲是否擅長這項工程，他都得上，時間長了，工程幹不了，公司效率下降，自然會走向倒閉……

明朝也是這樣，天啟朝閹黨打壓東林黨，魏忠賢權傾朝野，那些曾加加入東林黨的不少能人都受到了影響，比如孫承宗，在東北前線正在修繕強大的防線，準備進行對後金的長期圍困，沒想到後院起火，他依附的東林黨被閹黨踩下去了，而他作為標準的模範東林黨，自然被撤職回鄉，對後金的圍困計劃自然泡湯！孫承宗好歹因為帝師的身份，閹黨不敢動他，但諸如熊廷弼（身為楚人，沒加入閹黨，也沒加入卻被誣告成東林黨）之類的，就沒那麼幸運了。當時的黨爭，可謂“對人不對事”，比如，甲提出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案，本來是正確可行的，但因為甲和其他人不是一個派系的，所以其他人一致說甲是錯誤的，是應該受到懲罰的，所謂“眾口鑠金”，甲當然結局不好，方案肯定不通！閹黨是這麼做的，後來崇禎帝把閹黨擼下來後，東林黨也是這麼做的。這麼做的直接後果，就是很多正確有效的措施不能施行，很多有用的人，不是被殺就是被流放，明朝已經成了一個不能有效執行的公司，那會兒又沒有“破產保護”，只能走向滅亡！

當然，黨爭是個導致明朝滅亡的極其重要的原因，課本上那句“生產關係不適應生產力發展”，才是根源，無論是優秀還是邋遢的皇帝，都阻止不了這個根源！

而且明朝積弊已久，運行了將近三百年，已經很夠意思了……

明朝的滅亡跟魏忠賢的死有什麼必然聯絡麼？

在時代的大背景，制度的強大慣性下，個體的力量是有限的。個人的作為會作用到歷史，但是歷史不一定會因為這種作用，就偏離了原先的發展軌跡。

魏忠賢是什麼人？明朝權宦爾。說到底，他只是一個有點文化，受天啟信重的家奴而已。他的所作所為，無一不是為了維護自身利益以及皇帝的權威而已。

自萬曆中後期以來，大明的頹勢已經無可挽回，諸多封建專制發展到一定程度後暴露的問題越來越嚴重，這種問題，兩千年以來，沒有一個帝王、一個權臣、一個政治強人所能決絕的。放在明朝身上也同理，沒有滿清、沒有黨爭、明朝走向崩潰也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把明朝的滅亡強行歸結於某個人、或者牽強附會地把本來就其身不正的魏忠賢樹立成一個“有作為”的人，這都是極其狹隘的史學觀。大明王朝並不缺乏政治上的強人，但即便是這樣的強人們，也無法跳脫時代的藩籬，站在歷史的高度，推陳出新，看到制度本身存在的不合理之處。畢竟，所有的人才，都是在維護制度的文化背景下培養出來的。

縱觀歷史，其實封建專制到了兩宋時期，基本已經發展到了瓶頸，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思想的進一步解放，封建專制下所反映出來的種種社會狀況，都已經沒有辦法有效調和社會主要矛盾。

但無奈的是，自宋以後，封建專制及至明代，又發展到了一個高峰。國家的治理，不能缺乏民眾的支援，即便大部分民眾都是缺少文化知識的。社會秩序需要國家制度來維持，但這種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是建立在國民生存保障之下的。

明萬曆中後期以後，國家財政枯竭，日益腐敗的政治現狀，以及其維護大地主大商人的立場，使得這種局面完全得不到好轉，在逐漸崛起的後金集團的威脅下，國家不得不將龐大的軍費支出，轉嫁到農民的身上，由此本身就受到官員腐敗，惡紳欺壓的老百姓生存狀況愈發艱難起來。

而與此同時，龐大的軍隊系統被中上級軍官所利用來謀圖私人利益，可中樞明知如此，卻也不敢輕易改弦更張，改革這種軍事制度，畢竟其中牽動著太多人的利益，稍有不慎，就是遍地反旗林立。

而中樞的政治鬥爭也趨於白熱化，以鄉黨委基礎的各種政治勢力紛紛登上舞臺，在協理國政的同時，又最大限度的攫取權力和財富，官僚主義作風嚴重。似乎偌大的明朝，任何事情都是疥癩之患。執宰天下的閣臣們，更多的心思是花在了與政敵的鬥爭之上，如此的政治環境，真正做實事的難度可謂難以登天。

尊貴的皇帝陛下，沉迷於個人的小愛好之中，利用家奴制衡外廷文臣，卻不知道這種權謀只會使得國家政務每況愈下。皇帝沒有明確的政治理念，而過分依賴權謀手段來維持權力，從而使得權力與國家政務沒半分益處，反而導致朝政越發崩壞。

正所謂“上行下效”，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而為了保障大權不旁落，皇帝喜權謀，而輕信重，好分臣權，而無法委事於專才，從而導致臣下們任事多明哲保身，或享權力所帶來的種種好處，而將國事放於次要位置。

權力滋生腐敗，腐敗帶來專制，明朝的滅亡只是專制制度發展到極致後的必然。一個國家的運轉，需要權力的集中，但一個權力的集中，需要一個良好的政治氛圍，需要法律的平衡，但很遺憾，封建專制的大明是無法做到的。

歷史的真相是，沒有一個封建王朝能夠存活300年，100年的發展上升期，100年的平穩過度期，100年的下坡跌落期。

魏忠賢，一個皇帝手中的權力道具而已。

魏忠賢的太監與東林黨打得不亦樂乎時，明朝就開始部入衰退期了，政治權術上的爭鬥，既影響了國家的發展，也會帶來一系列的副作用。爭鬥的結果是國衰人心散，魏忠賢被抄家這只是說明了這種鬥爭的結果是太監黨被東林黨所打敗而己，這也改變不了東林黨也是一個窮兇極惡的吃人血的黨，魏忠賢在明朝被推翻中僅僅起到一個加速劑的作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