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壇上誰的地位更高？社會轟動效應上，王朔更勝一籌。將小說改編成電視劇，經濟收益好，觀眾群更廣，王朔無疑在這方面運作得很好。他又充分發揮自己“痞子”的特長，搞大了文藝圈，到處指斥名人，來哄抬自己身價。終究逃脫不了痞子惡習，“我是流氓我怕誰”。

兩個特色鮮明的人。

平生最恨偽君子，痛快做個真流氓。

王朔的文風，就像他的人一樣，別有風味，痞味十足，酣暢淋漓。《動物兇猛》、《看上去很美》、《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王朔的敏銳和尖刻，自來水般噴湧而出，滔滔不絕的幽默機智，讀王朔，非常過癮。

就像伴隨著我一樣，王朔伴隨著我們整整一代人。他是一個時代精神史的側影。

但時代的大幕拉開又合上。舞臺喧鬧，終會歸於寂靜。王朔的文學曾經有多熱，就有多大的侷限性。滾滾紅塵，泯然蒼茫。

相比讀王朔的過癮，王小波不太可讀，但卻耐讀。

所以說，王朔如文壇的一把利劍，亮錚錚穿透文壇，驚豔影視圈。王小波卻如一汪湖水，看去，各種漣漪，迷住大批“門下走狗”。水深之處，與時代無關，世世代代，需要你去感悟。

有人這麼評價：

看完王朔，笑著搖頭，嘆一口氣，覺得自己聰明瞭些；

看完王小波，木然皺眉，發現自己原來是個傻子。

曾經非常喜歡王朔，但過把癮，就死了。如今慢慢看王小波，發現他是真君子，不緊不慢，真實地去構建一個人的精神家園。

時間是檢驗文學價值和作家地位的試金石。現在看來，王朔雖還活的，但他曾經大紅大紫的時代已經過去，只存在於那代人的記憶裡。王小波雖已逝二十年，但他的作品還在傳播，他的特立獨行的精神還會繼續感召著後面的人。

曾然，王朔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風雲一時。他的多部作品改變成熱門電影，如《頑主》、《過把癮》等等，還曾編輯過萬人空巷的電視劇《渴望》和《編輯部的故事》等，成為一名炙手可熱的大眾文化英雄。

王朔“拒絕崇高”，將所有的高尚踩在腳下，喊出了順應世俗的“我是流氓我怕誰”、“過把癮就死”的口號。他的作品塑造了一個個犬儒主義的人物，把“調侃”當成了人生的主宰。九十年初，文壇“二張”（張承志、張煒）和“二王”（王蒙、王朔）關於“人文精神”的爭論中，王朔作為被告人，王蒙是其辯護人，爭論直指王朔的“躲避崇高”的玩世精神。

王小波死也不會想到自己會如此成名，生前作品無法出版，身後被人頂禮膜拜，卻也有諷刺之味。在這亂哄哄的時代，突然出現一個特立獨行的會思考的人，卻是社會的稀缺物種。擁戴他的人很多，但真正讀懂的未必有多少。

思考是人類的Sunny。王小波對人性和社會不是嘲諷，而是理性地批判和深刻地解構。時代三部曲《黃金時代》、《白銀時代》和《青銅時代》中，用幽默睿智的語言對人類的生存狀況進行思考。他特立獨行，像“豬兄”一樣時時反抗著“被放置”的命遠，追求自由的人性和有趣的人生。

王小波先生不甘作“沉默的大多數”，是要吶喊一聲驚醒我們這些裝睡的人們。沉默造就了怯懦，造就了冷漠，造就了無情。在這個浮躁的唯利是圖的時代，人雖然外表愈加光鮮，但內心卻很脆弱，我們需要有人振臂高呼，給我們的精神“補鈣”。

“拒絕崇高”讓王朔在特定的時代曾經輝煌，當然，那個時代會有他的位置。“抵抗世俗”的王小波會在很長一段時間被人們感念，因為時代需要他療治精神的創傷。

把文壇和地位混合考慮，這是雜貨鋪思維方式。

文壇，是裝文人的罈子還是裝文化的罈子？把哪個罈子放高一點、哪一個放低一點，有什麼區別？醬油放高一點，不會改變它的味道。醋放低一點，它還是一罈酸醋。

地位這個東西，說它有官氣，它就有官氣。說它有匪氣，也能沾上邊。

文壇算是有點文化吧？非要和地位扯上關係，好比林黛玉上了梁山，又或者李逵進了大觀園，是林黛玉上梁山好呢，還是李逵在大觀園吟詩作對好，這個真不知道！

非要給林黛玉弄一把交椅，再弄一個綽號，列入地煞七十二，也許就合了這個問答的心意❤。

大道至簡，文化就論文化，政治就論政治。文無第一、武無第二，是人文進化的規矩，一定要把文人劃出一個一二三，那也只是東家長西家短的路數。

王朔和王小波在文壇上的地位，王小波應該更高。

王朔曾經大紅大紫，他的“痞子文學”迎合了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社會中年輕人對於傳統價值觀反叛的潮流，所以當時大受歡迎。他的小說《玩主》、《過把癮》、《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等小說用一種玩世不恭的態度，消解年輕人對於現實世界價值觀的彷徨和無所適從。他們否定一切有價值的人生意義，把消極頹廢當作一種新的時尚和生活方式，就如王朔所標榜的“拒絕崇高”一樣，滿足了某些人的叛逆的心理需求。他們和八十年代初的“傷痕文學”一樣，是對現室生活的荒謬現象進行的控訴。當時有一位作家徐星，寫了一個短篇《無主題變奏》，還有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也都是和王朔一樣的價值觀。這兩篇小說都被歸入“先鋒派”文學。其實先鋒派的小說也是對現實生活荒誕感的表現。從這一點上來說，也可以把王朔歸入先鋒派。但是先鋒派的作家比王朔深刻，比如劉索拉和洪峰。王朔的小說有消解傳統的意義，卻缺乏思想的深度。他所表達的是一種表面的現象和淺層次的心理需求，看不到社會問題的本質。

王小波是九十年代的作家，正是文學失去八十年代那種大眾觀注的時代，所以當時並沒有什麼影響。王小波的閱讀視野決定了他的作品比王朔更加的廣闊和深刻。從“文革”時代以來，中國社會對人性的蔑視和肢解的社會氛圍一直存在，王小波的小說便是對這種社會現實的反映。在《黃金時代》裡，陳清揚被視為"破鞋"，便是一種肆意踐踏人性的表現。一種讀者感興趣的是性，但王小波寫的不是性。用王小波自己的話來說，他不過是用一種“有趣”的方式來表現這個問題而已。從這一點上來說，王小波是對王朔和“先鋒派”作家們的主題的延續和深化。王小波借鑑了卡夫卡、博爾赫斯和卡爾維諾等西方作家的經驗，用一種荒誕的方式來表現現實世界的荒誕的生存方式。

其實，"存在主義"文學也是表達了同樣的主題。加繆的《局外人》，是不是和王小波、王朔的小說有點似曾相識的感覺？虛無感是現代人失去傳統信仰後所遭遇的普遍問題，沒有了信仰，生活便沒有了目標，只能玩世不恭，隨波逐流。不管是王朔還是王小波，他們小說中的人物，對於生活的意義、價值和方向，都有一種茫然失措的無力的感覺。

王小波的意義在於，他對這一點有深刻的認識。他的雜文對這些有清晰的表述。反映在他的小說中，他用豐富的想象力和幽默的筆法，對被權力所肢解的人生進行了無情的嘲諷和展示。一切荒誕的根源在於現實世界的氛圍和權力對於人的尊嚴和人性的無視、任意的支配和踐踏。

所以，王小波的小說具有深刻的批判的力量。他把普通人無法言說的荒誕的感覺用形象的筆墨展現出來，使你能夠感知和觸控。

王小波有著卡夫卡一般的迷茫和虛幻，卻能直達現實生活的本質。魯迅是對幾千年的封建社會的價值觀的批判，而王小波則對半個世紀以來的中國現實進行了批判。這種探索才剛剛開始。莫言後期的小說也具有這種意義。所以，王小波比王朔要具有更加長久的意義。

相比較而言，中國的小說不但缺乏王小波的精神，更加缺少托爾斯泰和肖洛霍夫那種批判的力量和更加積極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