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地說原來德國是比較富裕的，而經歷過一戰過後，德國瞬間就回到了解放前。還揹負了一身鉅債，這就好比一個年輕人成了一個賭徒得時候，一開始自己。啥都有，啥都好，不愁吃不愁穿。誰知道經過一次賭博過後，輸的連吃飯都成問題了，還揹負一個幾十年的欠債還不清，一時間落差如此之大，作為一個血氣方剛的人是如何受得了。而突然間有這麼一個人跟你說能贏回錢來，還能翻本兒過上好日子，這個人就是希特勒。

一而在的鼓吹，好比洗腦一樣的給德華人灌輸者能夠翻本兒致富發家的思想。所有人都想抓住這個機會，走上人生巔峰，放手一搏。再加上後來的歐洲各國沒有能力限制住德國的發展，讓德華人民一時間覺得自己完全有能力重回巔峰。嚐到甜頭的德國愈發不可收拾，全民都狂歡了。

而且當時德國的經濟非常不樂觀的時候，所有人民都顯得異常的浮躁。這時候正好有一個像傳銷一樣的洗腦的人天天都在那兒鼓吹致富發家，過上好日子然後翻身做土豪。這麼強的誘惑讓發瘋似了的德華人無法抗拒。

簡而言之就是，一個賭徒走上了傳銷之路。

多年來，有種說法是，如果希特勒不發動戰爭，他就會作為振興德國的偉人載入史冊。畢竟，誰讓生活困頓的老百姓得到想要的物質生活，他們就會支援誰。

但是，希特勒復興德國經濟的手段很大程度上是“殺雞取卵”式的，主要是靠政府花錢修建大量公共設施、重整軍備，擴大軍工生產等行為的刺激而繁榮起來的，不是傳統的依靠消費帶動的模式。

由軍火訂單所創造的經濟發展模式是不可持續的，為了使這種經濟發展模式運轉下去，大量的軍工生產必須有消耗才能走向迴圈。

所以希特勒發動二戰是必然的，二戰爆發也是不可避免的，開頭的那種假設不成立。

那麼，納粹在德國如何取得廣泛群眾基礎的？

第一、納粹善於給困頓的人民“畫大餅”，多數德華人“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讓他們倒向了納粹黨。比如，許諾為每一個人（注意，只是適齡男人，納粹不提倡婦女接受高等教育和出門工作，）提供工作機會，而且還有保險和養老金。

一戰後，德國被國際圍攻，割地賠款，政治被孤立、經濟面臨崩潰邊緣，600多萬人失業。馬克貶值到什麼程度呢——二十年代末的德國，老百姓都不用買柴火，直接燒錢比燒柴火划算。

事實證明，納粹取悅民眾，搞經濟建設，改善民生，還是有一套的，一段時間內，德國老百姓還真的吃上“大餅”了。

在國內，納粹政府首先進行了貨幣與金融改革，緩和了經濟危機。同時各種名義打擊猶太資本家，短期集聚了大量財富。

甚至，迫害猶太有產者的行為一度成了各界人士廣泛參與的“國民運動”，利用了普通德華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裡，還被勞動人民看成了殺富濟貧行為，受到了中下層民眾的擁護。（下圖，1938年水晶之夜過後，德國老百姓經過被襲擊的猶太商店，面帶喜色）。

進而，將猶太人財產拿出一部分補貼德國選民，換取支援。同時，舉國興建公共工程、高速公路網和鐵路網，建成了世界上最早的高速公路，鼓勵發展汽車產業和其他工業。大量軍事訂單刺激容克企業，各種措施提供大量的工作機會，工資收入又帶動了相關產業的短期的發展和繁榮。

第二、魏瑪時期的德國，社會秩序混亂，各種勢力魚龍混雜；階級分化嚴重，老百姓渴望一個“路不拾遺 ，夜不閉戶”的社會，一個能讓中下層人民參與政治與國家治理的政黨。

納粹黨此時，是個年輕的政黨，納粹的頭目也是相對年輕的一代（40歲左右，不是其他陣營那種60-70的老頭頭），顯得充滿了活力；

而且，對比那些名字裡面有馮（von，德國貴族標誌）的容克貴族老爺們，納粹的高層，像希特勒(前流浪藝術家）、希姆萊（前養雞場主）都出身不都高，容易贏得大多數民眾的親切感，拉近黨群距離。

所以，納粹黨能迅速壯大，靠的是大量工人、失業者、農民與中產人士的支援。

納粹黨打著建設國家社會主義的旗號，打破了階級區分。讓老百姓認為——只要加入了納粹黨，各階級的人就可以平起平坐。在群眾中，組織“勞工戰線”，成員之間不論出身，都互稱“戰友”。比如一些從事體力活動，沒怎麼受過教育的勞工，在成為納粹成員後，他發現自己可以對大學教授們指手劃腳了，甚至可以隨意羞辱之前“羨慕嫉妒恨”的物件——猶太資本家，這使他感在心理和物質上都感到極大的滿足。

第三、希特勒個人的演講天賦，戈培爾等人超強的策劃能力，也是重要因素。

希特勒的演講和情緒帶動能力有多強，這裡舉個例子說。

早在1924年，因為啤酒館暴動失敗，希特勒在法庭上接受審判，法庭內外擠滿了同情和追隨希特勒的觀眾，有的婦女還爭先恐後地要為他們的偶像獻花，送禮物。希特勒滔滔不絕的法庭演講又現場給他吸粉無數。

結果雖然判了5年徒刑，但不到9個月就出獄了。希特勒在監獄中住單間，吃小灶，每天還能收到來自全國各地的崇拜者的禮物。監獄的看守甚至都被他忽悠成了鐵粉，幫他在獄中列印地下報紙，主動做起了宣傳工作。

畢竟，生活困頓的人們一般更關心物質生活方面的需求，而不怎麼在乎有關行使公眾權力的人應當怎樣被推選出來的理論。大蕭條為肆無忌憚的和野心勃勃的政治冒險家，為希特勒這樣演講手段高超，愚弄百姓是拿手好戲的獨裁者開闢了道路。

第四、充分調動了德華人的復仇心理，給德華人民模擬出“假想敵”，同時運用了高明的宣傳術。

比如無孔不入的宣傳警告人們，國際社會遲早要對德國動手；波蘭霸佔的波德走廊，踐踏了德意志神聖的領土；捷克蘇臺德地區的日耳曼人被斯拉夫人踐踏，需要一個強大的德國解救他們； 下圖，一戰後，德國成了戰勝國砧板上的魚肉，不僅被限制各種權利，連領土也被割得四分五裂（剛復國的波蘭趁火打劫，強行割了德國一條狹長的領土—但澤走廊和但澤自由港，這使得德國被一分為兩半，中間沒有任何的相連之地）。

同時大力宣傳，德國經濟崩潰、通貨膨脹是猶太人造成的；甚至一戰德國的戰敗也是猶太資本家出賣了國家利益。是猶太人偷走了德國的財富，德國才如此潦倒。

所以，納粹黨說，應當讓猶太人的經濟下降到與他們的人數成比例。

同時，納粹開始鼓吹社會達爾文論，各種手段證明日耳曼人是最高貴的雅利安人，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其他的劣等民族應該為優秀的雅利安騰出生存空間。讓消沉的德華人一下子重拾了民族自信心，越來越覺得自己“棒棒噠”。

事實證明，納粹的宣傳術非常講究技巧，他們充分利用老百姓渴望社會公平、美好生活，卻缺乏把各種事實聯絡起來、理性分析的能力，不能客觀區分宣傳和事實。因而看不到納粹的“公平”是建立在限制自由，踐踏他人生命、財產權利的基礎上的。

最終，1933年3月，納粹黨在選舉中拿到了44%的選票，成了選票最多的一方（不要拿西方選舉和咱們比較，在當時環境下，這已經是非常高的比例了），於是興登堡任命希特勒授權組閣（下圖）。總的來看，助力納粹上臺的不是民主制度本身，而是因為，當時的德華人還不具備真正的社會公民意識，他們的政治觀點多是從個人處境和物質利益出發，對他人的權利漠不關心。畢竟，在困頓的人們眼中，完全意義上的政治自由不能作為“穿衣吃飯”等物質生活的替代品。

一戰的失敗，德華人並不認為敗在戰場上，而是敗在國內資本家（主要猶太人）身上，加上美國總統的忽悠，還有戰勝國對德國過度的壓榨，使德國民間充滿了恨意。當時有人評價德國:不走社會主義，就要走民族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