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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pku小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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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史之策
隨著人類文明不斷進化,許多古語言已經失傳。以土著居民為例子,他們是靠口口相傳傳給下一代的。沒有文字記錄下來,而土著居民又與世隔絕。如果該部落的土著都滅亡,那他們的語言自然就失傳了,沒人能懂。
現代學者能做的只有在依據下探索並保留好古代語言,這一類隨著部落消失而消失的語言,就被稱為是死語言。
在最早期,學者對於古代文字的認識和理解僅僅停留在猜測。在那個時候,就算你知道別人在胡亂猜測,卻也很難拿出有力的證據來反駁他。
只依靠猜測藉此徹底還原一門未知語言還是比較困難的,但學者發現透過對照法更加有助於獲知推測一些語言中未知的詞彙或詞根。但是還是總結了幾種識別的方法:方言材料也就是透過現存的方言來推測某時某地的漢語語音。
歷史上不同時期都存在著大規模的北人南遷,使不同時期的北方漢語被帶入南方,在不同的方言中形成了程度不同的遺存。
例如今天的粵語保留了中古微母字讀“m”聲母、入聲尾分“-p”“-t”“-k”三種等等存古特點,但古全濁聲母全部清化,這是創新的。而吳語保留了全濁聲母,在這一點上吳語就比粵語存古了。
不同的方言可能有不同的存古特徵,可以利用方言的語音特徵推測古代漢語的語音特徵。其次是親屬語言或其他語言材料由於漢字表音性不強,與漢語同源的語言(如藏語)或歷史上與漢語有過密切接觸的語言(如梵語、日語、韓語、越南語)有的可能是表音文字,可以利用留下來這些語言的音韻材料進行對音互證。
例如歷史上翻譯佛經時留下來的梵漢對音材料。總而言之學者們還是在運用自己的語言學知識,來儘可能地還原失傳語言的面貌。完全破譯是很難的,但推測或判斷其語言特徵,還是相對容易做到的。
再者古代遺蹟和資料商博良等人對埃及古典象形文字的破譯,就始於一塊石碑的發現。該石碑為希臘語和象形文字的對照版本。透過對比以獲得象形文字的含義,之後和現有的關於埃及文字或其相近語言的一些資料。破譯者徹底還原出埃及古典象形文字的系統,形成了較為全面的字母系統。
最後是其他語言的音譯詞。例如梵漢對音對中古漢語研究貢獻非常大。佛經是音譯的,而梵文是表音文字,可以得到中古漢語發音的很多資訊,例如它為 “中古漢語中,入聲帶塞音韻尾,其他聲調不帶塞音韻尾” 提供了鐵證。
此外還有藏漢對音,日語、韓語、越南語的音讀,都可作為中古漢語讀音的參考。古人對當時的讀音的記載。表音文字就不用說了。漢語雖不是表音文字,但古人發明了直音、反切法,用常見字為不常見字注音,由此可以推知不同漢字讀音之間的關係。
例如上古漢語時期的書中記載 “長,丁丈反”,意思是,“長” 的聲母與 “丁” 相同,韻母與 “丈” 相同。(“長” “丁” 聲母相同,這一點在閩南語中保留了下來。
不同的歷史階段語音系統是存在差異的,考慮到地域方言差異同樣是一直存在的現象,其實古代語音的音值構擬是相當複雜的,並且在這個問題上現在並沒有定論。
不同的學者構擬出的不同結果都是可以接受的,而沒有絕對的方法可以證明誰對誰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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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翻譯過一本書,叫《阿富汗北部的巴克特里亞語文獻》。
我翻譯這本書完全是被趕鴨子上架,因為之前學過巴克特里亞語的翻譯者懷孕生孩子去了,所以任務交給了我。其實我完全沒學過這門語言,一點也不瞭解,幸好作者辛姆斯-威廉姆斯的英語非常流暢易懂,雖然如此,因為對背景和這門語言本身都不瞭解,我也是譯的一頭霧水。
為了多少能瞭解一點我譯的這本書,我又翻譯了辛神的一篇文章,裡面講了他研究巴克特里亞語的過程,非常適合這個問題。文章比較長,這裡簡單概述一下。
巴克特里亞語是一種印歐語系伊朗語族的語言,在公元1世紀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語言之一。是貴霜皇族所使用的語言。在貴霜帝國滅亡後,該語言仍繼續使用了6個世紀,從巴基斯坦Tochi河谷出土的9世紀銘文和遠至中國西部的吐魯番綠洲發現的佛教及摩尼教手稿殘片說明這種語言使用的歷史長達近千年。
巴克特里亞首先是作為一個地名,主要指的是阿富汗中北部,興都庫什山和阿姆河之間的地區。
亞歷山大東征之後,巴克特里亞地區很長是一段時間使用希臘語和希臘文,大概在公元前2世紀,吐火羅人征服了這一地區,建立了貴霜帝國。在迦膩色伽一世(Kanishaka I)統治時期,巴克特里亞語替代了希臘語,成為當地的官方語言,並且被刻在了銀幣上。之後這裡風雲變幻,先後被薩珊王朝,匈奴,嚈達人,突厥人和阿拉伯人統治,等到穆斯林征服這一地區之後,用希臘文書寫的巴克特里亞語就不再在這一地區使用了。
破譯已經死去的巴克特里亞語的過程是這樣的。
最早得到的資料硬幣上的巴克特里亞語銘文,只能識讀(因為是用希臘字母拼寫的),基本無法解釋其含義。
1957年在巴格蘭(Baghlan)發現了蘇爾赫·科塔勒(Surkh Kotal)銘文。這是首個有內容的巴克特里亞銘文。W.B.Henning提出了銘文的主旨和結構,發現其內容與皇帝迦膩色伽的一座聖堂有關,該聖堂因為水源問題被廢棄,然而一位名叫Nukunzuk的高階官員在迦膩色伽31年又將其重建,這是在其繼任者胡韋色迦(Huvishka)統治早期的事兒。
Henning本人在文章中說:“我的優勢在於我知道一個用一種關係非常密切的語言寫成的文書……它對於決定代名詞結構提供了一點幫助”。這裡指的是一件獨特的巴克特里亞文書殘片,不是用希臘字母,而是用摩尼文寫成的,是Mary Boyce於1958年6月在柏林發現的。當然了,摩尼文字身也需要解讀,大概就是,兩個謎語放在一起猜,互相提供了線索……
後來在巴基斯坦的Tochi河谷又發現了兩件雙語銘文,第一件是阿拉伯語和梵語的。第二件是梵語和巴克特里亞語(因為用的是草體,最初學者以為是蒙語),這樣透過阿拉伯語和梵語,又讀出來那麼一丁點。
上世紀九十年代出現了一大批巴克特里亞語文書,與此同時,學者們發現出現了大量無法識讀的單詞,還有一些之前沒有見過的字母形式,如果按照已知規則進行轉寫,得出的字母或單詞將毫無意義或根本無法發音。
這一批文書就是辛神進行研究的。
他自己在序言中說,對這些文書,他很長時間都感到相當挫敗,毫無頭緒。但關鍵性線索來自粟特語書信開頭使用的地址和問候的套語。這個套語是這樣的:“致閣下您,一千一萬次問候和效忠來自某和某您的僕人。聽說閣下您健康我非常高興,但我將更高興若我親自見到閣下您健康並致以效忠……”
一封巴克特里亞語的信,下面有封泥的痕跡
是的,粟特語書信和巴克特里亞語書信使用當時的國際化流行問候語,這使得辛神得以解開巴克特里亞語識讀之謎。
辛神大概研究了一百件左右類似的文書,最後寫出了《阿富汗北部的巴克特里亞語文書》這部了不起的書。
我翻譯它完全是毫無必要的,因為這部書只給世界上那麼幾十個人看,而那麼幾十個人中並沒有不懂英語的。唯一使我感到欣慰的是,那麼幾十個人中,也許有一個到兩個人,或許波斯語、普什圖語、粟特語、梵語的水平比英語更高。那麼這本幾乎毫無價值的中譯本可以稍微為他節約一點點時間,他可以先翻閱中譯本,翻到需要用的地方,再去查閱英文字的相應內容。這樣想的話,或許可以稍微緩解我的浪費紙張破壞森林的罪惡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