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政治，孫子兵法只是圍繞“如何指導戰爭”這一問題來談政治，克勞塞維茨則是將政治放到“什麼是戰爭”這一問題的框架下研究。

關於經濟，孫子看出了戰爭中經濟的地位，據此認為如果打持久戰則必然導致“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就是說打成持久戰就會引來新的敵人，而克勞塞維茨只是將經濟作為戰爭的先決條件（克氏自己就曾認為他研究的是狹義的軍事藝術，而所謂狹義的軍事藝術，係指如何使用軍隊，這一點似乎孫子也不例外，因為有些研究孫子的學者認為孫子對於如何“富國強兵”採取了隻字不提的態度）。

關於地利，孫子花了好幾篇去談，裡面不乏各種創見，而且有著完整的體系，而克勞塞維茨則是將地利分散於防禦、進攻兩大篇。

關於交戰，克氏大談戰鬥、決戰，似乎的，在克氏看來，戰鬥、決戰是必要的，不進行戰鬥或決戰是不可想象的、是一種消極意圖，但是孫子認為，應該處處力求與敵方軍隊交戰而不顧敵我優劣態勢是錯誤的，其結果就是“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關於攻擊與武力，有人說孫子重視使用武力以外的手段（如伐謀、伐交、伐兵、攻城、不戰而屈人之兵），而克勞塞維茨則認為使用這些還不如用武力攻擊來的靠譜。

關於摩擦與機會，孫子進行了最簡短的總結：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而克氏卻用了不少筆墨去談，雖然詳細但是。。。。。。

關於將領，孫子提出了不少看法，如智信仁勇嚴，到克氏那兒只剩下智、勇，信仁嚴被排除於體系以外。以上是差異，現在來談相同：

關於兵力、數量，利德爾·哈特認為克勞賽維茨是“數量教主”，利德爾·哈特根據一次大戰時期的經驗，認為克勞賽維茨過分強調數量優勢、集中兵力這些原則，其實現在看來，《孫子兵法》也不例外：勝兵若以鎰稱銖（形篇）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虛實篇）

至於戰爭論：

數量上的優勢是一個物質方面的問題。有人從決定勝利的各種因素中選中了它，是因為透過時間和空間的計算，可以把它納入數學法則。至於其他一切因素，他們認為對雙方來說都是相同的，是可以互相抵銷的，所以是可以不加考慮的。如果他們是為了要弄清這個因素的各個方面而偶然這樣做，那還算是正確的；但是，如果總是這樣做，並且認為數量上的優勢是唯一的法則，認為在一定的時間和一定的地點造成數量上的優勢這個公式是軍事藝術的全部奧妙，那就是一種根本經不起現實生活考驗的片面的看法。

這還是出自第二篇的。

數量上的優勢 這是《戰爭論》一書第三篇第八章的內容。

關於後勤，孫子認為：

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力屈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軍罷馬，甲冑矢弓，戟盾矛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萁稈一石，當吾二十石。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

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

有人認為而克氏則將後勤排除於作戰之外，似乎關心用兵打仗比關心後勤補給還要重要。那麼，看《戰爭論》第五篇第十四篇“補給”，可知克氏並不過分輕視補給。

關於科技，孫子、克氏理論當中都將技術因素作為普遍條件、先決條件，如：

在過去各個時期軍隊的勇氣和士氣都曾使軍隊的物質力量成倍增強，今後仍會如此。但在歷史上也有過一個時期，軍隊在組織和裝備上的巨大優勢造成了精神上明顯的優勢，在另一個時期，軍隊機動性方面的巨大優勢造成了精神上明顯的優勢。有時，新的戰術體系造成了精神上顯著的優勢。有時，軍事藝術又極力主張根據概括一切的大原則巧妙地利用地形，有的統帥在這方面還常常能夠從對方得到很大益處，但是這種作法現在已經過時，只得讓位給自然而簡單的作戰方法了。如果我們毫無偏見地考察最近幾次戰爭的經驗，那就必須承認，無論是在整個戰局中還是在決定性的戰鬥中，特別是在主力會戰中，這些現象已經很少見了，關於這一點可以參閱前一篇的第二章。如今，各國軍隊在武器、裝備和訓練方面都很接近，以致最強軍隊和最差軍隊在這方面己經沒有十分顯著的差別了。當然，科學水平可能還有顯著的差別，但這種差別在大多數情況下只表現為一些國家先發明和運用較好的軍事成就，而另一些國家模仿它們並很快地趕上它們。甚至象軍長和師長這樣一級的指揮，在軍事活動中也都有著大致相同的見解和採用大致相同的方法，以致除了最高統帥的才能以外（統帥的才能的產生完全是偶然的，很難說它同民族的文明程度和軍隊的教育程度有什麼固定的關係），只有軍隊的戰爭鍛鍊能造成顯著的優勢。因此，交戰雙方在上述各方面越是處於均勢，兵力的對比就越起決定性的作用。

因此，二者在這方面還不如若米尼。

關於海洋，這可說是所有陸軍系軍事著作家通病，孫子兵法上下6000字不僅沒有如何進行海上作戰的論述，而且對於水上作戰也只是隻言片語（如行軍篇的“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渡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而《戰爭論》一書幾十萬字，也是如此，有人認為這部書與其說叫“戰爭論”不如叫“陸戰論”。但是，歷史上也有人取其原理運用於海軍戰略之上，如佐藤鐵太郎、科貝特，前者的著作中多少運用到了《孫子兵法》，而後者則運用了《戰爭論》（但是說這是克氏或孫子理論翻版，則是大謬，畢竟二者還有運用了其他著作家的思想或自己的思想），另外，關於海軍戰略學家與陸上戰略思想，最熟知的例子還要說到馬漢與《戰爭藝術概論》。

《戰爭論》比較唯心，主要思想是戰爭是政治透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也就是說政治引起戰爭支配戰爭決定戰爭，一切戰爭都為政治服務，主帥要多借鑑以前戰爭的例項，在開戰後抓住打擊重心消滅敵人軍隊，在戰略層次上講究靠強大的實力幹掉對方。《孫子兵法》則比較唯物，主要思想則是戰爭的利益和害處，包括了戰略和戰術兩個層次，戰略上推崇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下伐兵，最好是不戰而屈人之兵。如果開戰則強調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脫離政治），要求主將要根據彼此的實力靈活排程，綜合利用各種因素避實擊虛，這也是兩者最大的不同，《孫子兵法》認為兵者詭道也，用最小的傷亡換最大的利益（不講究多殺敵）而《戰爭論》鄙視陰謀詭計，講究靠實力把對方征服。兩者比較《戰爭論》更像是西方紳士之間的決鬥，得到什麼並不重要想打就打，先去學武術買裝備，打的時候靠技巧和實力把對方打服。而《孫子兵法》更像是江湖人士比武，沒有好處不會去打，打的時候看情況，實力比對方強就硬拼，沒對方強那就什麼陰招都用，不管對方服不服撈到好處就是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