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種情況出現，比如宋朝，大宋律法中有記載“凡死囚臨刑叫冤者，再勘問陳奏”。用現代話說也就是喊刀下留人了，就會重審一次。其餘朝代基本都是判了死刑就等著核實後秋後問斬。

這個是肯定的，死刑犯行刑前大喊冤枉，劊子手可以暫停行刑。講一下具體冤情還是有可能免死的，就像現代的上訴。

在宋朝的史料記載中，規定：凡死囚臨刑叫冤，再勘問陳奏。說的就是如果死刑犯在行刑前喊冤，就要先暫停，問一下冤從何來，讓囚犯把話說出來。

明清的時候，更近一步有這樣的規定：凡處決犯人，有臨刑時呼冤者，奏聞覆鞫。就是說，犯人在臨刑前只要喊冤，就必須重新審查這個案子，而且要換另一批官員審，之前的主審管要回避。

首先，這種事情在古代是存在的，但是並不是說每個朝代都存在，唐宋時期有，但是秦朝就不存在這種情況，最為明顯是體現在這個宋代時期，您想想如果真有人冤枉了，被判死刑，那就只能在監獄裡等待那天的來臨，不會有翻身的機會，宋朝官府就較為開明，會給犯人二次上訴的機會。宋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文化繁榮、經濟發達的朝代，它的經濟水平甚至還要在唐朝之上。宋朝的繁榮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內部穩定這一基礎上的，在當時，國內沒有較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環境還算不錯。當然宋朝的法律制度已經很完善了，執行的力度也很嚴格，所以各個社會體系的運轉都能夠得到有效的保障，不僅如此，宋朝還孕育了許多如寇凖、包拯這樣在史上赫赫有名的大清官。宋朝的法律制度嚴格，也是因此出現了很多清官。這些官員日常判案時，時刻尊崇大宋律法所記載的十三個字。凡死囚臨刑叫冤者，再勘問陳奏。簡單來說，若是犯人在臨刑前大喊冤枉，那這件案子必須重審。這條律法，為當時的大宋營造了一個良好的法治環境。因為朝代在不斷的變化，也在不斷的替換著，這使得這些律法更加的完善了起來，就拿犯罪的人來說，倘若被判處有罪之後，他還可以對這個結果表示不滿意，當然這裡你想要提出重新審理，一審，二審上訴就需要有足夠的證據才可以，上面所說的所有事，假如還在宋朝那個時代的時候，只要聽到刀下留人這句話的時候這些劊子手們就會停下手中的刀，這就是在大宋的時候，那些囚犯只要是在臨死的時候說出自己是冤枉的這種話，他們就重新啟奏，再來評判。舉個例子：宋太宗在位期間，有這樣一樁案子。寡婦劉氏到開封府狀告其繼子王元吉想要謀害於她，當時的開封府並無嚴格審問，直接抓走王元吉並用刑，在嚴刑逼供之下，王元吉被迫認罪。後來寡婦離世，開封府官員再次審問發現案件多有疑點。皇帝查閱有關案件卷宗後，認為疑點頗多，王元吉此人很有可能被冤枉了。此案很有可能是一個冤假錯案，最後經審查，認定無罪，後免除了王元吉砍頭的刑罰。

從法理上來說是必須要停止處刑的！

古代對死刑的執行非常慎重，從漢代開始出現小範圍的死刑複核，即兩千石以上的官員判處死刑，要由皇帝親自複核。

但了南北朝時期，死刑複核開始進入法律，普及到平民。如《魏書》記載：

當死者，部案奏聞。以死不行復生，俱監官不能平，獄成皆呈，帝親臨問，無異辭怨言乃絕之。諸州國之大辟，皆先漱報，乃施行。

這種死刑複核的程式到了隋朝，被正式的定型下來，隨後影響了中國一千多年，直到清朝依然被採用。而我們在古裝劇中經常聽到的大理寺和刑部，在歷史上都曾相互充當過稽核，類似現在檢察院的職責。隋唐以前，大理寺判案，刑部審批；其後逐漸改為刑部判案，大理寺稽核。

不過一旦涉及到死刑，最終還是必須要經過皇帝稽核，從隋唐開始要執行“三複奏”程式。即死刑犯在處刑前，要向皇帝進行三次復奏。《隋書·刑法志》載：

開皇十五制：死罪者，三奏然後決。

而到了唐朝，規定更加詳細，就是處刑前一天進行兩次復奏，允許罪犯伸冤翻供，臨刑的當天再一次復奏的機會。後來唐太宗將其改為五次，因為地方和京城距離遙遠，又改成了地方“三複奏”，京城“五復奏”。

到了明清時期，死刑分為了“斬（絞）立決”和“斬（絞）監後”，即一個是核准後立刻執行，另一個就是我們熟悉的秋後問斬（絞）。但兩者都要先刑部審定，都察院參核，再送大理寺審允，最後送皇帝批准。按法律來說，期間甚至到處刑前，罪犯自己和家屬都有含冤重審的權利。

在光緒年間就曾經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情。

光緒七年（公元1881年）七月初八，河南省開封府正要處決一個犯人的時候，其在赴刑場的路上突然大叫：“冤枉啊！我是鄧州百姓王樹文，不是胡體安。你們答應我不死，現在為什麼又要殺我？冤枉！”

因為犯人的喊冤，按照法律，決囚官變為審判官，立刻停止行刑，對王樹文的案件進行重新審理。

開封知府唐鹹仰根據犯人重新交代的情況，並進行多方調查，終於弄清事情的原委。

原來兩年前，鎮平縣張樓村的富戶張肯堂家中遭到百餘名盜賊的洗劫。次日，王樹文被當做盜賊抓獲，而同一天盜匪之一的胡體安也被捕。但胡用所得贓物賄賂衙役頭目劉學汰，而被釋放。劉學汰又見王叔文幼小可欺，於是威逼利誘，屈打成招，代替了胡體安。

直到行刑的當天，王叔文才發覺不對，因而有了法場喊冤的一幕。唐鹹仰經過審理之後認定這是一個冤案，但就在即將翻案的時候，卻被突然調離，同時河南巡撫塗宗瀛也被調為湖南巡撫，改由河道總督兼署河南巡撫的李鶴年正式接任。

李鶴年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將王樹文案維持原判。但原經手的唐鹹仰堅決不肯在維持原判的案卷上簽字，並將案情向外界透露。

此事一經披露，便受到朝野關注，河南籍御史接連上疏李鶴年的不公。且有御史親身調查後指出，王樹文案的確是一起冤案，只是因為涉及到河南省的多位大員，一旦平反，他們將承擔責任，不但烏紗不保，還要發配充軍。李鶴年因為想要建立自己在河南省的威望，才官官相護，堅持不予翻案。

隨著時間的推移，此案影響越來越大，最後由光緒親自下旨，轉由刑部辦理。但在在案件移交刑部的過程中，幾位重要證人，如當時接受賄賂的衙役頭目劉學汰，都在路上“離奇死亡”。

最後一場冤案，在李鶴年的干涉下，逐漸變成了官場博弈。幾次刑部即將翻案的時候，主審官員都被逼迫動搖，遲遲不能定論。

就這樣，這光緒七年的案子，一直被拖到了光緒九年，數名官員因此辭職，因影響過於惡劣，最終由刑部會同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聯合會審。下達最終的判決：

一、王樹文確係冤枉，得以平反。二、鎮平知縣馬翥、此次審案的知府王兆蘭、馬永修即行革職，發軍臺效力贖罪。河南巡撫李鶴年、河道總督梅啟照即行革職。

由此可見，從隋唐時期中國對此就已經有了非常完備的法律，法場含冤這類情節更不是電視劇中才有。但是再完備的法律依然需要執行人的秉公執法，否則依然是形同虛設。

殺人可是一件大事！

如果有喊冤叫屈的，劊子手當然會停下，但是主要還是要看監斬官，劊子手起不到多大的作用，如果是監斬官一聲令下，恐怕劊子手也只能一刀下去了。

古代殺人犯處死刑，地方官定罪之後還要刑部核實，就是處於對人命的重視，但地方上還是會發生草菅人命的案件，畢竟古代天高皇帝遠，朝廷對地方上的監察還是有限。

一般來說，如果到了刑場再喊冤叫屈的，基本上沒有多大的作用了，除非出現像電視劇中的刀下留人，一封聖旨下來。

劊子手只是個小角色，沒有什麼權力，住不住手完全要聽監斬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