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後期的“外交救國”

1.近代中西方的關係——剪不斷，理還亂

在中國近代史上，當清政府領教了西方大炮、洋槍的威力之後，被迫開始重新考慮國家未來的走向，努力尋求一種能夠御外敵而不動國本的妙策。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裡概括了中國近代史上的四次“救國救民運動”：“自強運動”（洋務運動）、“康有為領導的變法”（戊戌變法）、“拳匪運動”（義和團運動）以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革命方略”（辛亥革命）。清政府一邊對西方列強恨的牙根癢癢，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低下頭認真的反思，試圖從對手的身上尋求破敵之策，這種抵禦和學習之間的微妙關係，奠定了清政府的外交策略。以“抵禦外侮”為目的的“學習”，也正是晚清外交的一個不斷探索的過程。

透過分析晚清的幾次救國救民運動的嘗試和結果，我們可以得出在向敵人學習的這種邏輯理論指導下的救國必然會遭到失敗。

2. 解析近代史上的幾次救國運動的失敗

近代的中國有志之士都在探索如何救國救民於水火的問題，尤其是著名的“師以長技以制夷”，更是影響了中國幾十年的探索方向，在三次“救國救民運動”中，清政府一直在不斷的試圖找出一個合適的方法。

2.1第一次武力“自強”——“洋務運動”

中國曆經了鴉片戰爭的痛苦以後就開始努力“睜眼看世界”，併為此提出了“以夷制夷”的思想，但真正的實際行動卻是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後，慈禧太后成功發動政變並掌權，開始重用奕?等一大批具有“超前”眼光的官員，以此開創了日後的洋務運動。

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許多相對開明的官僚深刻地感受到了向西方學習的重要性與緊迫性。鑑於最直觀的差距，晚清首先邁開了軍事近代化的步伐，創辦海軍、訓練新軍。這可說是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個救國救民方案。雖然清政府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財力、物力，但還是在甲午中日戰爭中用一次徹底的慘敗宣告了洋務運動的不可行性。

2.2第二次知識救國——“戊戌變法”

甲午中日戰爭的慘敗有力的證明了開明紳士們的“幻想夢”的破滅，同時也極大地刺激了進步知識分子的神經。他們以康有為等人為首在“救亡圖存”的號召下，很快掀起了一場“改革政治制度”的風潮。可惜，康有為所夢想的劇烈變法並非是統治階級所能接受的。他是個傑出的宣傳家，給當時的中國帶來了新鮮的政治思想，但他並沒有認清當時的政治局勢，把太多的期望寄託於一個沒有實權的“光桿皇帝”，而將真正的掌舵者——慈禧看作是“敵對分子”。而事實上，即便太后沒有出面干涉，光緒皇帝所倡導的自體性變革也不可能一帆風順，當時錯綜複雜的政治關係完全不是他能掌控的。而最終破壞了這次“美好願望”的人正是剛剛在甲午戰爭中嚐到敗果的變法運動者們。

2.3來自人民群眾的反抗——義和團運動

近代中國的前兩次嘗試都沒有有成功，不是不堪一擊，就是被迫中斷，從而使晚清政局顯的更加內外交困。在這種情況下普通下層老百姓打出了“滅洋”的旗號，而幾近絕望的晚清政府似乎又看到了另外的一條出路，慈禧太后也試圖藉此驅逐外國勢力。但這種想法從今天看來明顯帶有極大的機會主義成份，最終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慈禧太后宣佈嚴懲義和團以及支援義和團的官員，甚至宣稱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友邦）之歡心”。

從此以後，以大清國為主體的向西方學習的救國道路走到盡頭，這三次努力盡管都是為了“救亡圖存”，但不論哪一種努力都受到統治階級內部勢力的阻撓。如果說前兩次是在承認西方是“老師”的前提下進行的話，那麼第三次就是完全地將西方放到了“敵人”的角度上，這次的結果卻幾乎是“國破家亡”。

3. 外交上的最終妥協

鑑於三次不同角度和層面的失敗，最終讓清政府意識到，向西方學習只是自己的“一廂情願”而已，在不想動搖國本的前提下，在不得損害到舊有的落後分子的利益基礎下的一切嘗試，最終都只能是一場鬧劇而已，在這種無法解決的困境下， 清政府只好被迫妥協，開始逐漸的“化敵為友”，最終成為了列強侵略中國的“幫兇”和“代理人”。

結論

楊公素先生在分析舊中國外交的悲劇與教訓時曾指出：作為列強勢力範圍分割下的半殖民地，“歷屆政府都是仰外國的鼻息謀求維護自己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有獨立自主的外交”，即所謂的“弱國無外交”。沒有強盛的國家實力作後盾，無論是清政府內部的“有志之士”還是來源於民間的知識分子，都沒有辦法解決和列強之間的尷尬關係，打不過又學不成，時而看作敵人，時而又看作學習目標，這種搖擺不定的角色定位，也是導致晚清政府無法找到一條合適的救國救民道路的根本原因。

在清朝晚期，面對著國土一天天淪喪，國權一步步喪失的現狀，恥辱感一天天加重，有識之士除了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進行改革、革命之外，“暗殺”也成為有識之士的救國手段。下面舉幾個例子：

1.對慈禧太后的暗殺。

圖為慈禧

1898年維新變法中，當兩派間的鬥爭白熱化的時候，維新派擔心掌握軍權的榮祿先動手，計劃武力奪權。計劃倚用正在天津編練新軍的袁世凱，讓他帶本部新軍入津，宣旨誅殺榮祿，自代直隸總督，提兵入京，包圍頤和園，以湘籍武士百人充入袁軍，圍園時負責捕殺西太后。這就是康有為、譚嗣同的“圍園殺後”計劃。但因袁世凱告密反遭西太后鎮壓。

由於康有為的鼓動，康黨的同情者、追隨者，譚嗣同的摯友、湖南人沈藎自告奮勇，進京行刺慈禧太后。但是，被好友吳式釗出賣，黨人身份暴露，遭清廷捕殺。

此外，還有梁鐵君對慈禧的暗殺，均沒有成功。

2.吳樾炸五大臣（1905）

圖為吳樾

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暗殺時代》的作者吳樾懷揣炸彈前往執行暗殺任務。四名次要官員被炸死，五大臣輕傷，吳樾當場身碎。

3.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1907)

圖為徐錫麟

捐官，四品道元。徐錫麟的表叔俞廉三，是恩銘的老師，自己寫親筆信給恩銘，請他關照徐錫麟。提拔為安徽巡警學堂會辦。相當於警校副校長。

4.汪精衛刺殺攝政王（1910）

圖為汪精衛

民國花樣美男，立志做荊軻，視死如歸，抱著以身赴死的心情去刺殺攝政王載灃。汪的計劃，是在攝政王上下朝必經的小橋（銀錠橋）下面埋放炸彈，然後準備一根長長的引線，這樣點燃引線之後，他有足夠的時間可以逃生。可是當晚的實地情況來看，引線不夠長，所以他試了一次之後，感覺不行又炸彈收起來，重新鋪設。結果在現場折騰時間太長，被路人（戴綠帽的車伕半夜捉姦）發現，報案被捕。

獄中寫下的詩句：慷慨歌燕市，從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主持審訊汪精衛的高階官員肅親王善耆力主懷柔，挽救民心，禮待汪精衛。說動了載灃。無期徒刑。收穫了與陳璧君的愛情。

總之，正如吳樾在《民報》增刊上發表的《暗殺時代》所言：“排滿之道有二:一曰暗殺,一曰革命。暗殺為因,革命為果。暗殺雖個人而可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時代,非革命之時代,實暗殺之時代也”！這些有識之士力量有限，沒有根據地，沒有革命軍，沒有成熟系統的革命理論，大多是青年學生，也缺乏群眾民眾基礎，要在短時間內推翻滿清統治，拯救四萬萬人民於水火，不得不採用暗殺這種非常規手段，採用定點清除，小代價，大回報，造成恐怖威懾。從其實施效果來看，成功率並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