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一個傑出的政治家，也是一個傑出的詩人。兩次罷相只是因為他的改革思想觸動了某些利益集團的利益，而支援他改革的皇帝卻沒有抗住壓力！

王安石第一次罷相是在熙寧七年，那年的宋神宗終於沒有抗住了巨大的壓力，罷免了王安石的相位。事情是這樣的，熙寧二年，渴望做出一番事業的宋神宗聽了王安石的話以後，就心動了。立馬拜王安石為相，推行變法，就是王安石變法。王安石也沒有辜負宋神宗的信任，推行了如青苗法、保甲法等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一度讓孱弱的大宋朝似乎有了一點恢復的可能性。但是，在熙寧七年，一場天災突然降臨，加上一直有人在神宗面前說變法的壞處，而且也有來自太后的哭訴。所以，神宗開始懷疑王安石了，他罷免了王安石的相位！

而王安石在隔了一年之後，宋神宗又重新啟用他，這是他的第二次拜相，但是這次拜相卻沒有持續多久，他就又被罷相了。而我們所熟知的那首“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這正是在第二次拜相時前往京城的路上寫的。第二次拜相時，王安石的變法集團內部也已經出現問題了，而且那時候他的兒子也去世，王安石在心力交瘁之後，終於回了老家。

為什麼這麼一個於國有利的人被人說成是奸臣呢？其實原因也很簡單，歷史是屬於勝利者的，王安石變法雖然撼動了大地主的利益，但是最後卻失敗了。那些他的反對者們，當然就對他是各種詆譭了。所以，當時的王安石被視為奸臣，但是歷史也為王安石證明了他，不是嗎？

應該說王安石第一次是被罷相，第二次是主動辭職。

第一次罷相是因為天災，天下大旱，顆粒無收，饑民遍野，流離失所，反對派的各方阻力，紛紛上書彈劾，致使新法不能推行下去，再加上皇帝信心動搖，兩位太后出來干政，他們認為是安石亂天下，所以把全部的罪責都加在王安石身上，最後王安石被罷相。

第二次入朝，重當宰相，但是反對者還是非常多，不僅反對著外部因素很多，而且他的新派內部也出了矛盾，導致新法依舊推行不下去。後以生病為由，辭去宰相之位，所以第二次是主動辭職。

他一心為國為什麼還被罵為奸臣，是因為他在推行新法過程中不聽勸阻，性格執拗，為人極其固執，剛愎自用，造成了很多用人不當的事情。

他是個文學家，才高八斗，位列唐宋八大家，著有《臨川先生文集》。他是個政治家，寒門子弟，科舉出身，在地方官任期內總結出行之有效的理財之道，英才得到明主賞識，官拜參知政事，位同副相。他是個改革家，變法思想為國為民，秉承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理念，大大改善了北宋中期積貧積弱的老大難問題。

但他又是一個十足的怪人，時人稱他為拗相公，司馬光說：“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貴為宰相卻不修邊幅，行容邋遢，蘇洵說：“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人在官場，卻不講人情，如蓮花出於汙泥，黃庭堅說：“然餘觀其風度，真視富貴如浮雲，不溺於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暮年小詩，雅麗精絕，脫去流俗，不可以常理待之也。”

這麼一個集文學才氣、政治智慧、改革理念於一身的矛盾體就是千古名相王安石。

為國為民，堪稱民族脊樑

難容守舊反因循，萬字長書上至尊。

大宋王朝脫胎於五代，眼見唐亡之因，厲行重文輕武，把一個官職一分為三，豢養了龐大的文官隊伍，此為冗官；北有契丹常常侵犯，西臨党項偶有不臣之心，不得不招募大量地方兵力以應對，外加囤積於中央的大部分禁軍。此為冗兵；宋朝歷來把內患看作比外敵入侵更為可怕的事情，“先平內寇，然後可以御外侮”的主張在高層很有市場。只要官員不謀反，貪汙受賄，吃喝玩樂什麼都可以做，此為冗費。慶曆新政在一片反對聲中夭折，但也為王安石的熙寧變法進行了預熱。北宋嘉佑三年，王安石任支度判官時，向宋仁宗上萬言書，對官制、科舉以及奢靡無節的頹敗風氣作了深刻的揭露，請求改革政治，加強邊防， 提出了“收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的理財原則，但並未引起朝廷的重視。

志趣相投居顯位，風雲際會輔明君。

多年的地方官經歷，王安石認為宋朝所面臨的危局是“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實踐出真知，與王安石本身卓越的文采和學識相結合，宋朝計程車大夫集團內部開始出現擁護王安石上臺執政的呼聲。 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於富國強兵，藉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王安石認為：“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執政前就認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執政以後，王安石繼續推行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理念，並且把改革的主要方面側重於農業、軍事、科舉等方面。王安石認為，政府需制定鼓勵生產、抑制兼併、調動積極性的政策，強調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在其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諸如農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輸、市易、免行錢、礦稅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王安石親自撰寫《周禮義》、《書義》、《詩義》，即《三經新義》，也稱“荊公新學”，為學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兩次被罷，實因觸犯權貴

圖強致富頒新法，動骨傷筋損貴人。

財政方面有均輸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在軍事方面有置將法、保甲法、保馬法等；同時，改革科舉制度，為推行新法培育人才。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地主和豪商對農民的壓迫，在開封設定市易務，市易務根據市場情況，決定價格，收購滯銷貨物，待至市場上需要時出售，商販可以向市易務貸款，或賒購貨物，後又將開封市易務升為都提舉市易司，作為市易務的總機構。遏制了非法高利貸的猖狂剝削，青苗法使農民在新陳不接之際，不至受“兼併之家”高利貸的盤剝，使農民能夠“赴時趨事”，但具體實施中一些官吏強制借貸，藉機敲詐盤剝。促進了農田水利事業的發展，獎勵各地開墾荒田，興修水利，修築堤防圩岸，由受益人戶按戶等高下出資興修。在王安石的倡導下，一時形成“四方爭言農田水利”的熱潮。北方在治理黃、漳等河的同時，還在幾道河渠的沿岸淤灌成大批“淤田”，使貧瘠的土壤變成了良田。國家財政狀況有所改善，軍事力量也得到加強。列寧稱王安石為“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

莫道傳名由改制，荊公自幼擅詩文。

改革變法觸及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激烈反對。常平倉和市易務的設立打擊了大商人的囤積居奇和大官僚的中飽私囊。這些有權有勢的舊貴族、舊官僚紛紛找到了他的對立面。另外，他的新法思想有很多不為時人所理解，只能依靠一些年輕無經驗的官僚或者是趁機討好為升遷的小人，這使得他領導的變法團隊有著不可否認的硬傷。在實施過程中一些官吏藉機敲詐盤剝，有些地方官為了迎合王安石凸顯自己的政績，對新法的精髓不甚理解便盲目實施，激化了官府和當地百姓之間的矛盾。王安石處於“眾疑群謗”之中，宋神宗迫於皇親貴戚和反對新法大臣的壓力，於1074年四月接受王安石辭去相位，再任江寧知府。次年雖又起用為相，但因新法派內部分裂及保守派的挑撥離間，至熙寧九年十月再次罷相，出任江南籤判（神總初繼位之時王安石所任官職），次年隱退江寧，過著閒居生活。

千古名相來形容王安石有點大了，王安石文章寫的好，王安石做官也很牛，這都是事實！就這2點就已經非常牛逼了！但是王安石的變法沒有讓國家有發展的更好，所以千古名相談不上！管仲算是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