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皇帝要是真的該擔當的時候就擔當，何以落得這般下場？

今天來看，崇禎皇帝是亡國之君中少有有骨氣的皇帝，是值得後人敬仰緬懷的。

但客觀的說，崇禎皇帝值得肯定值得學習的地方，不能忘記。但是其缺點也不能不說。

崇禎皇帝這一生，其實也很悲催，本是一介王爺，17歲時卻經歷了皇兄朱由校的病逝，自己臨時上陣，成為半路皇帝，扛下這千斤重擔。

沒有受過專業培訓的崇禎皇帝，在位十七年八個字足以概括“剛愎自用生性多疑。”結果是雖然很勤政，但是方向不對，反而過早的將大明折騰完了。

不得不說崇禎皇帝這個人自身的毛病還是很多的，尤其是沒有擔當，喜歡找大臣背黑鍋，最後搞的商議南遷時，想要大臣主動提出，自己順勢而為不用擔負罪名，卻被一群害怕被背黑鍋的大臣看透，誰也不主動說，搞的最後南遷失敗。

崇禎皇帝自己這個沒有擔當的毛病，其實到死也沒有發現。遺詔中是這樣寫的：朕自登基十七年，雖朕薄德匪躬，上幹天怒，然皆諸臣誤朕，致逆賊直逼京師。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

不說後半段使人動容的遺言，就以前半段來看，崇禎皇帝依舊還是老毛病犯了，將所有過錯推到了群臣身上…

這說明崇禎皇帝到了生命的最後時刻，都不認為自己不敢擔當會害了自己，害了大明王朝的。

崇禎皇帝覺悟不錯，只是先天天賦不夠，後天能力稍欠缺，只希望靠著勤能補拙的心態來扭轉局面！但即便如此崇禎皇帝還是被人為是明朝晚期皇帝中變現最好的一個。可以說崇禎皇帝是大明王朝最後的希望和絕望，只看崇禎皇帝面對這個岔路口時，選擇往左還是往右了。

崇禎皇帝的心事

崇禎帝看到山河將傾的局面，心裡是著急的，這表現在崇禎初年，當袁崇煥承諾五年可平遼患的時候，他很高興便委以大權。很多時候可能是沒能夠接收到很好的教育，不知道事情的解決方式有輕重緩急之分，當袁崇煥承諾的期限越來越近的時候，急切希望看到結果的崇禎皇帝有些著急了，再加上一幫鍵盤俠整天在朝廷裡面對著前線指手畫腳，讓本就心亂如麻的崇禎帝徹底亂了方寸，以為前線將領都躲在前線喝酒吃肉，不幹正事，於是派自己的太監前往前線督促，這樣一來，權力就更加分散，戰場本就是瞬息萬變的，權力掣肘就容易陷入被動，就這樣讓邊患陷入了一個惡性迴圈之中。

崇禎皇帝不敢擔當嗎？

崇禎皇帝在繼位後開始大舉剷除閹宦，他更加勤勉政事，主張生活節儉，國家情況還得不到好轉的情況況下，曾六下罪己詔，足以看出他也想當一位優秀的皇帝。

另外，他還曾為了天下，六下罪己詔，重新啟用遭受打壓的東林黨人，試想一個皇帝能夠承認錯誤，並且昭告天下，承認自己的問題，這是何等的擔當之舉。

但是明朝還是亡了

如果尋找崇禎皇帝的個人原因的話，只能說他剛愎自用的性格讓大明王朝至少失去了三次自救的機會。

第一次，皇太極主動遣使通知袁崇煥，表示願意去帝號作為議和條件，崇禎皇帝得知後，很生氣，認為大膽袁崇煥居然敢揹著他與敵人私自議和，不僅加以拒絕還痛斥了袁崇煥，從此埋下了二人之間的矛盾隱患。

第二次、農民起義軍打進北京之前，李自成曾派人前來談條件，表示如果能夠擁有河南之地，他願意帶領軍隊出關迎戰滿族騎兵，袁崇煥認為兩邊都是匪寇，不足掛齒，又拒絕了，於是邊關兩軍相遇十幾萬大軍一觸即潰，後方農民起義遍地開花。

第三次便是誅殺袁崇煥，讓本就人才凋零的明朝失去了以為軍事人才，明末袁崇煥算得上是三朝元老，透過自薦的方式在遼東邊關任職，得到孫承宗的器重鎮守寧遠。在抗擊後金的戰爭中先後取得寧遠大捷、寧錦大捷，但因為不得魏忠賢歡心辭官回鄉。崇禎即位後袁崇煥得以重新啟用，清兵入關，於是紛紛誹謗袁崇煥與後金軍有勾結，朱由檢對此也很懷疑。最終，崇禎以擅自與後金軍議和、擅殺毛文龍兩條罪名定袁崇煥死罪，崇禎三年八月，袁崇煥被凌遲處死，家人被流徙三千里，並抄沒家產。

崇禎皇帝的性格讓明王朝失去了機會

崇禎皇帝的性格太剛直，固執己見還很魯莽，僅僅靠這一份勤能補拙的心態當好皇帝，如果說早生五十年，隨便他的性格怎麼樣，都會成為一位好皇帝，然而在需要呼喚巨人的時代，崇禎皇帝就暴露自己的不足了，倒也不是他的不敢擔當誤己誤國，而是他剛愎自用的性格讓明王朝至少三次失去了機會，歷史有時候就是這麼令人意外，歷史確實是人民創造的，有時候關鍵人物的一個舉動恰恰就成了歷史變化中的一個誘因。

如果把明朝當成一個人生歷程，那麼恰如一個人的少年、青年、中年和老（晚）年。而晚明這段時期，正是類比成一個人的生老病死的最後階段的晚年。第一個階段是中年之後開始強身健體，中間雖遇變故（張居正死）卻仍能修養身心的時期；第二階段雖然數逢大病（爭國本加三大徵），卻還能靠之前健身養生的老本，健康雖損卻不至於影響生命；第三階段，從第二階段的病症中更為加劇，並轉成各種併發症，開始影響到明朝的各個方面，甚至出現導致生命危險的各種症狀出現；第四個階段，大病一場（薩爾滸之戰），且病後仍不思調理，沒有進行任何有效的調理（改進措施），各種災病不斷，欠餉嚴重，四方亂起，黨爭惡化，遼事屢敗，終於導致一場更大的大病——已己之變。這一場病，是明朝的不治之症；第五個階段，明朝在不治之症中各種掙扎，各種藥方無效（內有徐光啟、畢自嚴、孫元化、劉宗周、黃道周等或罷或死，外有袁崇煥、洪承疇、楊嗣昌、盧象升倒下），直到病危通知（孫傳庭死），再苟延殘喘、迴光返照一段時間之後壽終正寢了。崇禎即位之前，天啟七年，福建閩南地區又發生了嚴重的旱災，災情仍在持續。白銀大量內流，又使這一地區雪上加霜，通貨極度膨脹，影響到東南地區。

遼東奴爾哈赤薩爾滸大戰之後，仍然不斷進犯，佔領了明朝遼東的撫順、鐵嶺、清河，遼陽、瀋陽、廣寧，甚至將都城建在新佔領的盛京（今瀋陽），兵鋒直指大明遼東。雖然有寧遠、寧錦兩次大戰，擋住了後金的進攻。同樣在天啟七年，奴爾哈赤的繼任者皇太極把北韓打成兄弟之盟，又把明朝可能的盟友，蒙古察哈爾林丹汗逼往西遷。此前，蒙古的內喀爾喀五部已經被分化瓦解並投向後金，而且仍繼續向喀啦沁所部繼續蠶食。蒙古作為明朝的屏藩，正逐步敞開明朝防衛的大門。明朝四大軍鎮除遼東以外，薊、宣、大將直接暴露在後金的虎視之下。

西南，天啟元年發生奢安之亂，整整天啟在位的七年間都在戰爭之中，一直延續到崇禎二年。

西北，已經開始了長達十餘年的災荒，實際上是崇禎繼位的時候，已經有了農民軍起義的烽火，這一星星之火，最後燒燬了明朝276年的統治。

天啟七年，國家財政收入的白銀僅三百二十萬兩，而這些銀子，尚不足京營軍的軍餉和朝廷官員的官俸。原定每年從南方運往北京的四百萬石漕糧，實際到京不到三百萬石，但是僅京營軍就需要分發了三百三十八萬石軍糧。萬曆四十六年起徵的遼餉，經數度增加後核定五百二十萬兩，扣除地方剿匪等支用，到京實數不過二百八十五萬餘兩。這就是崇禎皇帝朱由檢接手的大明江山，其實已經是在風雨中飄搖欲墮。

那麼，朱由檢做了什麼事情使得形勢更加惡化了呢？

1、清理魏黨矯枉過正。

2、外交政策嚴重失措

3、對內剿匪政策不定

4、財稅收入掌控不足

5、胡亂指揮已巳之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