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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牧之兵家

    明清地方詩文總集是指編纂於明、清時期,專門輯錄某一地域作者詩、文的總集。此類總集的雛形可以追溯到先秦《詩經》中的十五國風,至唐代臻於成熟,經宋、元至明、清,編纂步入鼎盛。

      近些年,隨著地域文學研究日趨興盛,對明清地方詩文總集的點校、影印出版也日漸增多,尤其是《歷代地方詩文總集彙編》的影印出版,極大地便利了相關研究的順利開展。該叢書收錄宋、明、清、民國總集219種,據其編者統計,現存歷代(主要是明清)地方詩文總集數量有一千餘種。另外,筆者根據明清地方詩文總集序跋中所記內容獲知:編纂成稿未加刊印而散佚不傳者,數目也非常多,遠超我們的想象。

      明清地方詩文總集的編纂數量如此龐大,是哪些原因造成明清文人熱衷於此呢?經過梳理大量總集文獻,筆者認為大致有以下幾種原因。

      桑梓情懷。明清地方詩文總集的序跋中常援引《詩經》“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詩句。清田同之輯《安德明詩選遺》,他在序中說:“‘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詩》不云乎?……文章不死,俾後之有志稱先者,得藉以溯其流風餘韻。”清張學仁、王豫同輯《京江耆舊集》,序中回憶辛亥年(1791)二人一起在松存閣讀書時的情景,張學仁說:“《詩》雲:‘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子讀而忘之乎?”王豫回答沒有忘記,所以二人決定搜採潤州一郡詩歌。恭敬桑梓,緬懷先輩,編纂者把濃厚的桑梓情懷及對故鄉文化的喜愛,轉換為儲存鄉賢文獻的動力,奮力輯錄即將散佚、湮沒的前輩詩文,詩文存,作者存,文化亦存。

      延續文脈。由於年代久遠、時代動亂、朝代交替,詩文文獻經過水火兵燹之後損失慘重。明張應遴輯《海虞文苑》,該書序雲:“第歷歲綿邈,散失為多,浸久浸湮,良足惋惜,文學張選卿氏特匯而輯之。”明許鳴遠輯《天台詩選》,該書重訂序雲:“獨恨年代湮遙,風流易主,故家遺稿多埋沒於水火兵燹。……藉非有網羅散佚之人為之逐一編輯,其安知不隨大江東去。……此鄉先生帶存許氏所以有《天台詩選》之刻也。”清初王崇簡輯《畿輔明詩》,他在序中說:“既而遭遇寇變,萬卷遺書並皆散軼矣。因念吾鄉前輩或有遺詩而不傳,或傳而未廣,……兵燹焚劫之餘,雨散灰飛者諒亦不少。表章之責,豈不在鄉之後進乎?”編纂者為延續一地文脈,奮力輯錄。

      裨益他集。因為地域偏遠,文獻難覓,前代總集收錄當地詩文偏少或缺漏,引發當地文人不滿。明範弘嗣輯《晉國垂棘》,他在凡例中說,海內文選家選輯明文的沒有幾個人,“吾晉豈明無馬遷、柳州其人乎?”《晉國垂棘》收錄本朝文章精華,可以傳世不朽,“俾宇內不敢輕吾晉。”陳仁錫輯刻《明文奇賞》四十卷,蒐羅可謂非常豐富,但是,對於晉地,僅錄薛、楊、王三鉅公,所選僅有六七篇,陳仁錫“非不欲廣其傳,所恨道里之遠,無由多致”。因此,輯錄《晉國垂棘》。清黃宗羲輯《姚江逸詩》,他在序中為當地詩歌缺乏收錄鳴不平:以姚江而論,陳代、隋代之上僅存虞氏一家詩歌;“有唐一代見之《唐詩紀事》者,雖下邑偏方皆有詩人點綴,而姚江獨缺;宋之詩人高菊澗(高翥)、孫常州(孫嘉)皆為眉目,其集皆不傳;元之鄭山輝(鄭彝)、楊元度,其時諸老集中多見其唱和姓名,今求一篇亦不可得。數百年以來,海內文集列屋兼輛,而姚江獨少。”因此,輯錄《姚江逸詩》。清袁炯輯《桐溪耆隱集》,他在序中說:乾隆年間纂修府縣方誌,以及阮元輯錄《兩浙輶軒錄》,“以僻左之,故搜錄寥寥,遂爾闕如。”再加上嘉慶以後當地詩歌沒有彙輯本,因此,就耳目所及,先搜錄編成《桐溪耆隱集》。總之,編纂者為彌補其他總集著錄內容的不足,也為彰顯當地詩文影響力,奮力輯錄。

      補備方誌。為補地方誌中藝文志著錄詩文的不足,或為備修志參考,編纂總集。其一,補方誌不足。清楊方晃輯《磁人詩》,自序中談及編纂原因,他在讀康熙御定《全金詩》時,發現有此書收錄有磁州鄉賢趙秉文詩作,秉文曾任禮部尚書,詩文書法俱佳,而《磁州志》對秉文卻缺乏記載,所以掩卷長嘆:“吾磁固大有人在,而磁人竟未之知耶!”又因為見清初諸多磁州詩人作品散佚不傳,“近者如是,況其遠乎?餘因是有蒐集磁詩之志。”清王史直輯《錫山文集》,他在序中說自己早年讀書時,就留心家鄉文獻,“然詳核新舊志中人物,一類正史所載,尚有缺遺。”因不滿意新舊方誌記載的缺失,所以,“凡在新舊志之前為所遺漏者,廣搜而增入之;凡在新舊志之後當為續修者,亦訪求而增補之。”《錫山文集》因此成書。其二,備修志參考。清王應奎輯《海虞詩苑》,他在凡例中說《海虞詩苑》所收錄的詩人有一部分是邑志所遺漏的,對這部分人,“特核其行事,表而出之。用以補一邑之文獻,俾他年修志者有考焉。”地方詩文總集與地方誌關係密切,清代學者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說:“凡欲經紀一方之文獻,必立三家之學,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遺意也。仿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仿《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徵。三書相輔而行,闕一不可。”章學誠晚年受畢沅之託,編纂《湖北通志》《湖北掌故》《湖北文徵》三書,實踐了先前的想法。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說:“以文徵列方誌三書之一,此議雖創自章實齋(學誠),然一地文徵之書,發源既甚早。”並列舉諸多清代地方詩文總集。由此可知,章學誠所說三書之中,“文徵”為廣義概念,涵蓋地方詩文總集。所以,明清地方詩文總集的編纂,對地方誌的纂修有著積極的影響。

      發潛闡幽。編纂總集,闡揚前人,有所寄託。清全祖望輯《續甬上耆舊詩》,序中記載:“選錄古今體詩一萬五千九百餘首,其小傳多載遺聞軼事,為野乘所未見。”黃維煊跋雲:“是書闡發忠烈,表彰貞逸,於鄉邦一代文獻,關係尤巨。”忠烈貞逸之士多為抗清志士,清初浙東寧波地區抗清鬥爭尤為慘烈。受祖輩抗清鬥爭影響,全祖望所輯《續甬上耆舊詩》收錄數量最多的是此地抗清史詩,這是為表彰氣節,以詩存史,寄託深遠。

      此外,也有人把編纂地方詩文總集作為一種籠絡、結交權貴的手段,儲存鄉邦文獻的意義變得有些單薄。清胡文學輯《甬上耆舊詩》,他在序中說:“餘初見一時詞家,方錄其鄉先輩詩,率先撰一徵啟,布諸郡中,凡名薦紳先生與山人詞客,宿有詩名及他右族子孫,俱取其先人行世名集以副所請,填塞几席。選家坐取諸集,錄其擅名詩及後人方貴盛者,併為冠冕。至於單門逸響非世所稱,子孫出其遺草與錄附一二,輒有德色,但略去取間,遂裒然大集矣。”像這樣編纂出來的總集,其詩學淵源、文獻價值可想而知。

      從時代氛圍來看,明清文化發達,詩文創作高度繁榮,加上桑梓文化對讀書人根深蒂固的影響,整理鄉邦當代文獻及前代文獻便成為眾多文人心目中的一種責任、一種使命。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諸多原因成就了數量龐大的明清地方詩文總集,其文獻價值將會與他類總集、別集等一樣,在推進當今古代文學研究的縱深拓展中逐漸顯現。

  • 2 # 傳義書畫工作室

    翻開《上黨竹枝詞二十一首》,這是所記乃四百多年前的上黨之人、上黨之事,且多為平民生活,市井故事,詠唱上黨平民的生活境遇,喜怒哀樂,一舉一動,一笑一顰,可謂活靈活現,躍然紙上一個上黨風情的歷史畫卷。

    詩人叫許七雲,安徽桐城人,康熙年間僅是個秀才,一生中未有過功名,但卻得閒暇遊歷四方,盡採各地風情,著有《紹興竹枝詞》、《西江竹枝詞》、《芋畹詩集》、《池陽遊草》等,大都為採風之作,。上黨也算得上天下有名,許七雲在上黨居住的時間不算短,充分領略了上光的民風之淳,民俗之樸,感同身受,才能對上黨風土民情做出如此真切細緻的描繪,宛如一瓶塵封老酒,一經開啟清香猶在,餘味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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