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生於1890年，去世於1969年，他的一生走過清、民國、共和國，是中國最負有盛名的大師之一，百年難得一見的人物，與他並列的實在少之又少。

他的夫人唐篔，是臺灣巡撫唐景崧的孫女，這對伉儷堪稱百年佳偶。 他的祖父是陳寶箴，湖南巡撫，因為受到清末維新政治運動的牽連，幼年的陳寅恪註定不能再走舊科舉士人這條路，他先後去了德國、瑞士、法國、美國等國家，在日本還與魯迅周作人兄弟有交集，遊學13年，陳寅恪國學功底深厚，家學豐沛，還精通22種外語，甚至他身邊的人都不知道，最典型的例子是北平淪陷時，陳寅恪用日語痛斥日本憲兵，家人非常驚詫。

陳寅恪在清華或者西南聯大，粉絲無數，被稱為“教授的教授”，值得一提的是，他對佛經也非常重視，為佛經包裹成不同的顏色，以視敬重。

陳寅恪的博聞強識為時人欣羨，他的知識結構十分廣博，宗教、歷史、語言無一不通，曾有“四不講”的規矩：“前人講過的、近人講過的、外華人講過的、我自己過去講過的，我皆不講。” 可想見，一個人總講新的東西，多麼深不可測。

陳寅恪記憶力卓絕，博覽群書，自然也是書痴，但是經歷了幾次痛心疾首的丟書。一次是逃亡途中；一次是交給商務印書館後燒了書稿，天災人禍，竟一稿不剩，心血盡丟，失書的經歷讓陳寅恪悲痛欲絕，立言好不艱難。

同時期的，錢穆就非常重視自己的書稿，藏在行李的夾層裡，視如生命，稿子必須過手整理，在西南聯大，錢穆也是抱著書稿，躲日本飛機的空襲。

另一位大師錢鍾書，無論是作品還是留下的照片，透著一股子機靈勁兒，而陳寅恪確實非常書呆子氣，生活自理能力差。

陳寅恪去美國的時候，在哈佛讀書，大家從魯迅筆下的《藤野先生》能知道留學生的大抵樣子，而陳寅恪每天佶屈聱牙地背誦中國的經典，被人家笑話，眼看到拿到哈佛的畢業證的時候，德國學校發來通知書，陳寅恪便毫不猶豫放棄了哈佛的文憑，並放言只懷念波士頓的對蝦。

相比較而言，錢鍾書一生對學歷就非常受用，難以抗拒，我們能看到陳寅恪先生的不同。陳寅恪縱然已經名滿天下了，依然非常謙卑，心虛浮相。

抗戰中，他沒登上逃難的飛機，被傳言殉國了，舉國悼念，被稱為國寶，後來證實虛驚一場。

晚年他過得不順，受到波及，失明困擾著他，但是依然嘔心瀝血，心無旁騖，不厭其煩地把大量精力放到皇皇鉅著《柳如是別傳》上，將自己的人生理想投入到作品裡，而完全不在意生活怎樣。

陳先生的一生對應著他的這件往事，在陳寅恪先生旅歐期間，一位荷蘭的哲學家，特意過來對他說，“孔子很偉大”。這是對儒家傳統中國的最高褒獎，陳寅恪覺得非常自豪，陳寅恪的一生也可以用儒家的一句話概括，“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娘子分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陳寅格先生的一生寫照。我們一起來了解這位“教授中的教授”的國學大師。

一、陳寅格

陳寅格:出生於1890年月3日出生於湖南長沙，江西修水人，其父陳立三為著名詩人，曾從師國學大師王伯沆，廣泛閱讀經、史、這月典籍。少年留學日本及歐美，在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政治學校和美國哈佛大學就讀過。中國現代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中國研究院院士。

主要著作:《陳寅格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柳如是別傳》《金明館叢稿初編》《陳寅格聞集》……，可謂是東西方文化結合的大師，也是繼王國維大師後，又一精通梵文的大師級人物。

陳寅格先生一生國外留學20餘載，學貫中西，別的大師博士、碩士都太正常不過，他連大學文憑也沒有拿過，一生執著於學問的探究。也許正是如此，才成就了這位“教授中的教授”的曠世奇才。

陳寅格先生有著名的四不講: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華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他的課堂永遠是學生爆滿，朱自清、馮友蘭……好多大師也都來聽他講課。

在抗日戰爭時期，他的妻子唐篔肺病復發，但是由於戰亂聯合大學不得不遷到西南昆明去。他安頓好家人後，三個月自己獨身一人來到西南聯合大學的分校(聯大文史學院)開始任教。開啟了痛苦而無力報國的歲月。直到1946年在清華大學任教，主要講授南北朝史、唐史、唐代樂府的科目。1967年10月7日在廣州逝世。

彼時能稱得上東西兼濟的大約只有陳寅恪和王國維了------這難道不特別麼？如果這還不特別，那就只能說陳寅恪是多面手了。。。

首先有個詞要專門提出來-------即“西力東漸”。說白了就是西方的“力量向東方擴張，這個力量就包括學術。

自明末到近代，西風的學術傳播隨著時間儼然演成“星火燎原”之態勢，從利瑪竇來華，到容閔的維新，西方的各種學術學科、文藝理論對中國固有的文學構架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甚至近代民國時期“拼搭”的現代文學就直接是紮根在西學之上，不客氣的說，古典文化斷層自始於此。

（三帝和西學東漸）

當然，古典學術理論能被影響、被衝擊，其實也就證明了當時的學術手段、內容都過於狹義、落後了。我們談古典文學，只能談【經】、【史】、【子】、【集】，這怎麼分的呢？就是以四書五經等儒家學術為支柱，附翼史學之【史】、諸子百家選集之【子】、文學作品集合之【集】，不被舊時文人重視的數學、天文、地理、經濟、物理、化學全大而劃一的歸類成【雜學】（前者為顯學）。

我們且不說經史子集對於社會進步、人文發展較之於【雜學】有多大差距，就彼時這種一句“聖人云”便放之四海皆準的套路就非常愚蠢--------一句話沒有明確的解釋，全靠後人主觀箋註。一部《春秋》三家作注，有左氏”、有“公羊”、有“穀梁”，當然，這種套路確實是適合當朝統治者維穩，但對學術發展是毫無助益的。

而此時的西學已經捨棄了這種“形而上”的套路，將學術學科細化分類，成為了前文所言的“數學，工程學、化學、物理學”等等，章法明細，不但便於學習，也便於校正、考據。所以當時中國的目錄學首當其衝的被攻陷了------直接打破了以四部為主的傳統目錄學之壟斷，遂再國內學術界掀起軒然大波。

這時候，我們就要提到陳寅恪了。

中國學術界有個非常無聊的習俗，叫做“文人相輕”，就算當時西學風氣蔚然大觀，但大家並沒著力於‘中西貫通’，而是充斥著保守學人和維新學人的矛盾衝突，又條件所限，甚少有人能學並中西（不管西學學的深不深），其中，能為東京地區等漢學大家所重視的並專門在諸漢學譯著（比如《中國音樂史》）中提出來的、能中西兼併的選手就是兩人，一個叫做陳寅恪，一個叫做王國維。

其實陳寅恪就學術水準上來說，都並非最出挑的那一位，但是他就勝在所學駁雜，以史學出道，兼有文學、哲學論著，又有留洋經驗，還能寫點詩，還可以傳點緋聞-------自然就成為眾望所歸的學術明星了。

梁啟超曾說:“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但總共著作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

胡適在日記中稱他是：“最淵博、最有識見、最能用材料的人。”

大師傅斯年更是驚歎：“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大師眼中的大師，其盛名不謬也。

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