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比孔子的思想更具剛性，如“威武不能屈”等，從這一點總感覺孟子比孔子體質好，結果果然一個七十三，一個八十四

雖後世將"孔孟"合稱，兩人的內在精神也是一以貫之的，但身處不同的時期，關注點還是有區別的。

《論語》中的孔子，給人感覺更把"育人"放在第一位，看弟子們的記述，總能體會到孔子殷殷的期望，顏回、子貢、子路、宰予等學生讓人印象深刻，"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可謂貫穿於整部《論語》。

《孟子》一書中，讀完之後只見孟子，其弟子並不突出，更多的是詞鋒銳利地表述論證觀點，可見，在孟子身上已經有了完整的政治理念。

孔子思想的核心在"仁"，表現在君子人格段修養；孟子則將"仁"用惻隱之心來論證，使其具有了理論高度，還將"仁"推向"仁政"，有具體的措施來使民吃飽穿暖，其重心放在"仁君"的培養上。

與孔子不同的是，孟子發現了"心"這個概念，這在《論語》中是沒有的，孟子認為"心之官則思"，並推匯出心的"四端"，配以"仁義禮智"，這是儒學理論化的一大進步。而宋明理學的理論基礎就來自於孟子。

可以這麼說，孔子的表述還只是對經驗睿智地總結，而孟子則開始對概念進行論證，是儒學理論化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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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聖人，而孟子是亞聖，孟子是孔子的孫子子思的弟子，故華人吧二者合稱為孔孟。

推行 仁 是他們共同理念，然則，孟子的仁與其先師孔子又有所不同。

孔子一直提倡恢復周時的禮樂，他的治世思想是建立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上，有著嚴格的階級劃分，其思想也多是在教化民眾的層面上。

孟子則有所不同，我們看孟子的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還說，獨樂樂不如眾樂樂去諫議君王。在孟子的眼中君王要以天下為重，不要為一己的快樂而遺忘天下民眾。可惜！並沒有君主聽從孟子的浩然正氣！

孔子和孟子都是儒家學派的大家，孔子是儒家的創始人，孟子是孔子的繼承和發展者。所以與孟子的政治思想從本質上講是一致，都主張“仁”的思想。

但他們也有不同的地方，孔子主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社會等級制度，“君要臣死，臣不得死，”“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而孟子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孔子推行的“禮”就是周朝禮制，而到了春秋時期，周朝禮制不適應歷史發展的要求，所以孔子周遊列國、四處遊說、四處碰壁。孔子也贊同發展經濟，也很贊同管仲“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孔子贊同使用適當的刑罰懲治，不贊同濫施刑罰。孟子不贊同刑罰，認為施刑是“網民”，他贊同教化“謹庠序之教，串之以孝悌之義”。孟子最贊同是發展經濟，他的經濟就是“教養”二大端，畢竟“倉廩實而後知禮節”。這些就是孔子和孟子的不同點。

孔子(前551一前479)是春秋時魯華人，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中國古代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

孔子的精神核心:孔子在政治上是一個保守主義者。在諸候爭霸、戰亂迭起、外族交侵、周室不振的春秋末期，他主張尊王攘夷，正名定分，其核心是鞏固周王朝的政權。

孔子的這種政治主張，透過《春秋》表現出來。《春秋》是微言大義的思想書，是定名分，制度的範本。

孔子美化西周的禮儀制度，反對社會變革，他說:“克己復禮為仁。”(《顏淵》)

“仁"是他的思想核心。作為道德標準的“仁"，體現在孝、悌、忠、信的禮教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秩序上，是非常符合封建統制階級維護自己統治的要求的，所以歷代的封建統治者都對孔子頂禮膜拜，把他尊為“聖人″。

孟子(約前372一約前289)，鄒華人，戰國時期著名思想家、文學家。他受業於子思的門人，是孔子以後儒家學派最有權威的大師，世稱“亞聖″。

孟子的思想核心是“仁義″。他主張行仁政而王天下。仁政的具體核心是:“省刑罰，薄稅斂″，又告訴梁惠王說:“王者無敵。″

又告訴齊宣王說:“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並啟發他們“與民同樂″，“樂民之樂″，“憂民之憂″。他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的這些精神核心透過《孟子》一書記錄下來。

綜上所述就不難看出，孟子精神核心與孔子精神核心有什麼具體不同了。

孟子與孔子思想的同與異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孔子有個頭腦遲鈍的弟子叫樊遲，問什麼是“仁”，孔子說“仁者愛人”。人如何踐行“仁”的思想？孔子認為“克己復禮為仁”，要用禮來規範和約束自己的思想，符合禮的就去做，不符合禮的就不去做。在孔子那裡，“仁”更多是處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道德規範，這種規範叫“忠恕之道”。“忠”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像人字的結構是一撇一捺互相支撐一樣，我們要想成就自己，先要成就別人。“恕”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想要強加在自己身上的，也不要強加到別人身上，這是推己及人換位思考的思想。孔子的這兩句話已經成為中國文化處理人際關係的金科玉律，也應該成為現在人與人距離越來越近，而心越來越遠的冷漠時代的人倫準則。孟子對孔子的思想進行了高度概括，孟子說，“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1]認為孔子的“仁學”就是關於做人的學問，人踐行了“仁”，這就是道。

孟子將孔子“仁者愛人”的思想進行了系統完善。他把“仁學”上升為國家治理原則，提出了“仁政”的政治思想。孟子認為，君主如果能夠把“仁者愛人”的思想引入頂層設計中，實行“仁政”，將“仁者無敵”，最終可以一統天下實現“王道”。

孔子是個心慈面善溫情脈脈的人，在中國思想史上，他可能是第一個發現並高揚人的價值的思想家。孔子家裡的馬廄失火，他第一個問有沒有人受傷，這種關心人生命價值的思想，在把人當成動物的奴隸社會，非常難能可貴。孔子說過“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痛罵第一個用俑殉葬的人斷子絕孫。當然，用俑來代替活人來殉葬的做法，是一種進步，不過，孔子認為即便用土俑、木俑來殉葬，內心深處還是隱含著對生命價值的漠視，所以，一向文質彬彬的孔子，也會破口大罵。

孟子則把孔子“重民”的思想推向高峰。他認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2]意思是，“百姓最為重要，代表國家的土神穀神其次，國君為輕”，百姓才是天下的主體和國家的根本，國君無足輕重。國君不行仁義殘暴百姓，百姓可以換掉國君，甚至是殺掉。這種思想，簡直石破天驚無比大膽，搞得千年以後的明太祖朱元璋還心有餘悸，他曾經恨恨地說，要是這老頭子還在，早就拉出去砍了。

人性是善還是惡，一直是思想史上爭論不休的問題。孔子並沒有對人性善惡做出界定，他說“性相近，習相遠”，認為人性相近的，後天的環境即“習”可以改變人的本性。而孟子是中國思想史上第一個明確提出“性善論”並進行系統論證的思想家。孟子認為人和禽獸之間的區別就是道德，而人天生就具有四種向善的“萌芽”，分別是“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和“是非之心”，它們就像四肢一樣，天然存在於內心。有了這四種心就是人，沒有就是禽獸；人如果能夠地守護好四心，就能成就道德；不好好守護四心，就可能成為壞人，就是“自暴自棄”，用孟子的話說就是“自賊”。孟子的“性善論”對中華民族懲惡揚善、積極向善文化心理的形成，發揮了重要作用，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1] 見《孟子.盡心章句下》。

[2]見《孟子.盡心章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