堯陵位於臨汾市堯都區大陽鎮北郊村西，陵丘之南，建有陵園。這恐怕是我見到的最破敗的帝王陵園了！山門面河臨岸，為樓閣式戲臺通道。可這是一個怎樣的山門啊！一座即將倒塌的門樓，一片已然坍塌的山牆，一個被磚石填塞的門洞，好似一個無暇自顧的風燭老人，硬要拿出壯漢的威猛氣勢，來護衛著他心中的聖帝堯陵。那種支撐的執著、支撐的困苦和支撐的無耐，讓人幾欲灑淚。進了山門，東西原為看戲樓臺，現在東邊的已完全沒了蹤影，西邊的也是風雨搖曳、凋蔽不堪。北面為儀門，系木構牌坊，斗拱層層疊架，飛簷左右排出，可謂結構精妙，巧奪天工，但也難掩歲月斑駁。坊上前書“平章百姓”，背書“協和萬邦”。過去此處為下馬坊，文武官員晉謁堯帝陵寢時，至此均須下馬落轎。入儀門中院正中為獻殿，面闊三間，高大敞朗，東西為配殿。獻殿應是陵園裡最主要的建築，但一樣的潦倒破落。據介紹，解放後這裡一度是學生的學堂，殿內正額的背面，至今仍赫然書有“做毛主席的好學生”幾個大字。獻殿後有石階13級。踏階而上，原有正殿五間，已不復存在，現僅存搭建的碑廊。碑廊中豎“古帝堯陵”作為標誌的石碑，兩旁排列著元、明、清時代碑碣，與殿宇同為明代萬曆年間修造。中軸線兩側，各有廂房耳房，碑廊下石階兩旁，東西各有一院，正面留下磚窖窯洞一排，原獻殿東西的齋室12間以及神廚已毀，陵西原來守墓人組成的村落亦荒廢了。

距臨汾市城區二十多公里的襄汾縣陶寺文化遺址的發掘，為《帝王世紀》中所說的“堯都平陽”提供了確鑿的地下實證。襄汾縣陶寺文化遺址從上世紀70年代後期開始發掘至今，已經四十多年了。從一開始，這個遺址就以不同凡響的發現而驚動了華人。那大面積的居住址尤其是那上萬座大小墓葬以及它們所出土的鼉鼓、特磬、龍盤等珍貴的隨葬品，以其自身的地域風格特色將陶寺文化鎖定在傳說中的古史階段即唐堯虞舜的紀年之內。進入二十一世紀，陶寺遺址的發掘發現達到了里程碑的境界。規模空前的史前城址以及與城垣相匹配的貴族大墓、宮殿核心建築區的發掘，玉器、銅器及陶製的禮樂器等的出土，文字和當今世界上最早的觀象臺的出現等，從聚落形態、社會形態以及文明程度等方面都為陶寺遺址印證成為“唐堯帝都”提供了確鑿的歷史證據。它不僅確證了5000年中華文明及其生生不息的延續性，而且為我們托出了一個清晰可鑑的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和廣泛認識價值的堯及堯的時代，並以其自身長久積澱的文明印痕使4000至4500年前的人文社會景觀突現眼前。中國著名歷史學家、中國先秦史學會理事長、國家“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清華大學教授李學勤先生在《舜廟遺址與堯舜傳說》一文中指出，“考古研究已經使我們窺見相當於傳說中堯、舜時代的社會、文化的真相。例如已有不少報道的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其年限上限在公元前2500年至前2400年間，下限不晚於公元前2000年，正好與堯舜傳說的時代大致相當”。“大家知道，陶寺的地理位置同文獻中‘堯都平陽’正好接近。由此看來，認為傳說中堯、舜時代文明業已建立，是妥當的。”

　　如果沒有神話傳說，史前考古只是挖出一個陌生世界；如果沒有史前考古，神話傳說永遠都是那麼荒誕不經。在平陽這塊沃土上，終於成就了神話傳說與史前考古的吻合，這就使“文明始祖”堯在中華文明的歷史上具有了更加獨特而重要的地位。

　　那麼，堯及堯的功績是怎樣的呢？帝堯，姓伊祁，名放勳，號陶唐氏，堯是他的諡號。相傳帝堯是帝嚳之子，黃帝的五世孫。在黃帝、顓頊的時代都只是建立了部落，而從堯開始，建立了酋邦,實現了向國家形態過渡和構建的巨大飛躍。《堯典》記載，堯登位時，正值年富力強，十六歲由唐侯升為天子，在位七十年，禪位後八年而終。堯當政後，憑著自己的勤勞智慧和無私胸襟，使人類文明的發展程序步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堯所做的許多事情都是開創性的：他所劃定的十二州的行政區劃，既方便了當時的管理，也為後世的分州而治開了先河；他任命皋陶做法官，建立了順乎當時民情的法制體系；他命羲和制定曆法，命后稷教民稼穡，促進了農業的發展；他還任命舜做司徒掌管教育，契做司馬掌管軍隊；在他的手上形成了文字，建立了邦國……由於堯治國有道，安邦有策，使社會繁榮穩定，百姓安居樂業。堯最為後世所稱道的還有兩件事：一是設“誹謗木”於路旁讓百姓充分發表治國的意見和對當政者的不滿，體現了他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意識。這“誹謗木”就是“華表”的前身。二是他在有生之年不貪戀高位，果斷地將帝位“禪讓”於德能俱佳的舜，成為中國歷史上的一段千古佳話。的確，經過堯幾十年的治理，九族和睦，國泰民安。據載：堯治理天下五十年，曾微服出遊康衢，聽見小孩兒們在唱著《康衢謠》：“立我眾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意思是說：使我百姓有衣食，莫不是你的英明政策，大家不投機不取巧，順乎自然的法則。這康衢莊就是今天臨汾市東的康莊。

　　堯是中國歷史上一直被人們視為仁君的典範，堯與其繼任者舜所治理的時代，也被認為是最為理想的時代。後來人們稱頌某個時代政治清明時，便譽之為“堯天舜日”。司馬遷對堯的評價很高，《史記》載：“其仁如天，其知（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意思是說帝堯的功德就象太陽一樣能給寒冷中的人帶來光明和溫暖；帝堯的恩澤就象祥雲一樣能給焦渴中的人帶來甘霖和雨露。孔子對堯的評價是：“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大意是說，他功勳卓著，聲名遠播，堪與天比美，與日月爭輝。毛澤東詩詞中也有“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之句。太平治世的堯王，雖沒有涿鹿戰火中黃帝的颯爽英姿，但是其清廉的品德、仁愛的胸襟，卻為後世明主之垂範楷模。仁愛、信義、清廉、儉樸不僅成為帝王的理想品格，也成為中華精神文化的主旋律。

　　應該說，“三皇五帝”這些先祖活動的遠古時代，殯葬極為簡易，陵無建制，加上歲月的流逝，他們的葬地也就極易模糊或泯滅。只是到了秦代，才規定天子墳稱“陵”，庶民墳稱“墓”。漢代規定“陵”旁必設廟。而人們為了紀念他們這些在中華民族文明發展史上做出貢獻的英雄人物，便根據傳說附會建築或恢復了他們的陵墓和陵廟，包括陝西黃陵的黃帝陵、湖南酃縣的炎帝陵、山東曲阜的少昊陵、河北高陽的顓頊陵以及我們山西臨汾的堯陵等等。近些年，陵墓建築的開發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這是因為大型陵墓地表地下建築堂皇，規模宏偉；陵墓內殉葬品內容豐富，文物眾多；陵墓從建築到出土文物具有極高的科學價值和歷史文化藝術價值；陵墓多選址在地形壯觀、環境優美的地區，具有遊覽觀賞的價值；名人墓更具有特殊的吸引力。所以說，這些早期部落首領陵墓的開發，不僅具有可觀的旅遊價值，更有著華夏子民認祖歸宗，追根溯源的凝聚向心作用。

堯陵也叫帝堯陵，位於臨汾城東北35公里處的郭行鄉喬村，背山面河，周有殘牆圍線，墓高50米，周長300米，為三皇五帝中最大的陵墓。臨汾古稱平陽，堯定都於此，有堯都、堯廟、堯陵。

另外，堯王墓，位於山東省菏澤市鄄城縣城南7公里處富春鄉趙千莊村南谷林寺。全國多處都有堯陵冢，大小不一、年代不一，但根據歷史，歷代祭祀帝堯以臨汾堯廟、堯陵為主。

”胡集故城西距堯王寺遺址不足1000米，遺址南600米毛莊村下有厚達數米的夯土層。遺址又出土中山夫人殘碑，完全符合《水經注》對堯陵、堯母陵和有關中山夫人的記載。此陵是《漢書》中的堯陵，是可以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