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價王安石變法，不在於功過問題。

（1）王安石變法的初衷是好的，那就是：政治上，緩和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矛盾，因為各地已經長期零星爆發農民起義，不利於國家集中精力對付三北外族政權。經濟上，增加國庫收入，為國家整軍備戰創造物質條件。文化上，改革守舊的科舉內容，擴大文化的實用性，選拔現實最需要的人才。

（2）王安石變法的做法是天真的，那就是：一方面依靠始終受到太后掣肘的皇帝來推動變法，不僅不會有太大的力度，而且也會因皇帝的決心和更換而半途而廢；另一方面只有削弱貴族包括皇族的既得利益才能增加國庫收入，這勢必引起貴族們的反彈；再一方面新法倉促上馬，根本沒有人才，隨便拉來的人才良莠不齊，有的新法骨幹甚至還是野心家，這勢必會使變法滑向形式主義。

（3）王安石本人的性格也有缺欠，那就是：一方面王安石剛愎自用，以蠻力推行新法，不善於迂迴鬥爭：另一方面王安石不能容人，不能接受別人的正確意見，使新法在推行中逐漸走向岔道；再者王安石任人唯親，這必然會不斷樹敵，不斷使團隊並不很大的新法團體逐漸萎縮。

總之，王安石變法是北宋積貧積弱到了危機關頭必然要發生的，而正是由於變法發生在危機的最後關頭，病入膏肓，變法是不可能成功的。

功過難分啊，為北宋朝廷積累了錢，收復部分失地，功若有，也是北宋百年享樂必然反彈，若有過，也是王安石與整個官僚階層互動的結果。王及新黨的人不能辭其咎，舊黨的人亦有為了私利，把新法的不足擴大之責。

王安石變法很難真正界定功與過，就我個人而言，他的變法有更多積極的意義。

首先，變法的目的是為了富國強兵，宋朝時期經濟是中國封建時期相對比較好的時期，海外貿易更是尤甚其他時期的王朝，但是有一點，宋朝的領土最小，軍事力量最弱，一直向周邊國家朝貢，其中有金、遼和西夏，甚至高麗也時不時來欺負，就這些而言，經濟再好也禁不起折騰，宋神宗想改變現狀，但是一般人不敢做，王安石卻捨我其誰的接上了。第二，改革總是不容易的，阻力不是來自王朝外部，而來自特權階層，趙家王朝自稱官家，並稱與士大夫共治天下，變法實實在在的觸犯了這些士大夫的利益。第三，變法實際上也是趙宋官家為了維護自身的統治地位而開展的，雖然標榜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但是神宗皇帝想的更多的是加強中央集權，剝奪士大夫的權柄，所以雖然一定程度上能改善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實際情況是百姓的處境根本沒有得到改善，不過青苗，募役等法確實給後世帶來了一些借鑑意義。最後，王安石個人性情激進，但凡一點反對的聲音都死磕到底，構陷汙衊，無不用其極。甚至，連皇帝的面子都不給，神宗最後也忍無可忍。而且，王安石用人不當，手下有的行事激進，有的貪贓枉法，也給反對者提供了諸多借口。

孔子曰: 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但對有些事，有些人物，即使千年後仍然難論功過。王安石就是其中的代表。

說有功吧，變法實實在在充實了國家財政，提高了軍事戰力。說有過吧，變法後來成了北宋末年黨爭的主線，宋徽宗即位後借變法為名任用奸佞，排擠忠良，加速了北宋滅亡。

這是就北宋一朝而講，從整個封建王朝歷史上看，這是次比較失敗的變法。雖然由於歷史週期律原因，一個朝代末年進行挽救命運的變法基本都失敗了，但至少應該延緩而不是加速滅亡。相比之下，王安石變法帶來的成就並不算特別輝煌。所以，我認為這次變法是過大於功的。

最後想說，其實王安石的人格魅力一直吸引著我們，導致變法失敗的原因很多，責任人也有很多。我認為變法派最大的失敗處，就是對反對派太心慈手軟，大小官一個都沒殺，不流血的變法不可能成功。另外關鍵的是沒有對皇帝人選進行直接控制和干預，想政治上成功，光做忠臣講道德是不行的。

王安石變法是功還是過，

歷史已經給出了答案。

靖康之變，就是最好的答案。

那王安石變法到底是功還是過，

就不需要我多說了吧。

王安石變法的時間是公元1069-1085年期間，此後新舊兩黨輪相上臺，互相傾軋，沒完沒了，對後來局勢演變有著重大影響的呂惠卿，蔡京等奸臣，無不出自新黨門下，公元1127年，靖康之變爆發。

可以這麼講，或許王安石變法並不是靖康之變的根本原因，畢竟，女真的崛起並不以宋朝的想法為轉移；

但是新舊兩黨的黨爭，北宋前中期較為開明的政風，確實是從王安石變法開始，變得激烈而殘酷起來的。王安石變法，是以黨爭的形式開展起來的，對不同意見一律加以嚴懲；而舊黨上臺之後，也以嚴懲作為反擊。此後黨爭不斷，嚴重削弱了宋朝庭的力量，這都是不爭的事實。

王安石本人或許是個君子，但是北宋的惡劣的黨爭之風氣，其人確實是始作俑者。

其實相關問題，我已經多次回覆。變法，分溫和變法和激烈變法。

變法，從來都是常態，我們以50年為一個階段，幾乎每個50年，社會都會有所改變，但是我們通常並不稱之為變法，而是稱之為社會的發展；其實，這種發展，也是一種溫和的變法。

而我們今天課本上的王安石變法，商鞅變法，其實都是激烈變法。都是妄圖在極短的時間內改變社會的一切面貌，達到一個近乎烏托邦的理想狀態，畢其功於一役。而數千年來的歷史早已經證明，一切烏托邦式的理想狀態，本身就是不存在的。商鞅所倡導的法家社會，最終被人們無情的拋棄，條文完備的法律體系，還不如劉邦的一個“約法三章”更得民心；王安石迎合小青年宋神宗的意思，妄圖在短時間內以一種近乎酷烈的方式推動變法，以達成自己的夢想中的烏托邦式的理想狀態，最終證明，不過是徒勞而有害的；近代以來，我們也透過激烈的變法意圖改變長達2000年的文明的形態，最終證明，是不可能成功的，最終我們還要走回原來的溫和變法的軌道。

縱觀歷史的經驗，一切以激烈手段推動以求在一個極短的時間內達成一個近乎烏托邦的理想狀態的激烈變法，基本都是以失敗而告終。商鞅變法，固然幫助秦國摧毀了六國，卻也摧毀了秦國本身；王安石變法，最後天怒人怨，民心不附，黨爭橫行，嚴重削弱了宋朝的統治基礎；近代激烈變法，赤地千里，食不果腹，最終還是要透過一場反向的溫和變法，來對沖激烈變法帶來的傷害。

世間確實沒有不變的法律。

無論是你是不是同意，法律一直在變，在溫和的變，在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變，在順應著時代而變，優秀的統治者，能夠順應時勢，相機處理，透過堅定而不斷的修修補補，最終達成一個較為理想的社會形態。

反之，一切以成為歷史上驚天動地的大英雄大豪傑為目的，大張旗鼓大動干戈的以激烈而殘酷的手段推行完全不符合實際的激烈變法的人，最終給社會帶來的，都只有傷害，只有無盡的慘痛教訓。

對王安石的個人道德的評價，不影響對王安石的歷史責任的評價；

很多人講，王安石的名言“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體現了王安石的不屈不撓的變法家的革命精神；

我且問你，一個不敬天不敬地不敬祖宗不敬他人的人，這種人，不可怕嗎？難道小老百姓，你以為王安石會敬重你？難道你以為商鞅是為你小老百姓而推動變法的？

其實，三不足畏，其實可以稱之為喪心病狂，無視人間一切規矩和溫情的極端殘酷的想法。

三不足畏，居然成了王安石的名言而被人所崇拜。

天地君親師都不足畏，你，算個屁？

說起北宋亡國的罪魁禍首，很多人認為是因為宋徽宗和宋欽宗父子的軟弱無能，才發生了靖康之恥、國破家亡，為什麼在史書中，發動社會改革的王安石卻成了北宋滅亡的罪人呢？

根據《宋史》中的記載，宋神宗即位後，認為“天下弊事之多，不可不革”，為了改變北宋建國以來積貧積弱的局面，王安石發起了一場社會改革運動，可讓他沒想到的是，這場改革不但阻力重重，最後還一敗塗地，變成了朝廷腐敗的根源：

當時老百姓們為了度過春荒，都會去地主家借糧，等到秋收後再加倍償還，為了保障人民和國家的利益，王安石實行了青苗法，由國家代替地主來給老百姓借糧，利息卻比地主低。

這樣一來，國家既收穫了利息，人們也得到了實惠，這本來是一個利國利民、一舉兩得的好政策，結果經過中間官員的層層剝削，老百姓們實際要支付的利息居然比給地主的還要高，又因為是國家強制命令，所以這一改革措施就成了官府壟斷的生意。

在官官相護的官僚體制下，自然而然就造成了腐敗。這只是王安石變法改革措施中的一種，他卻沒有意識到危害，反而還在繼續擴大變法。

老百姓們苦不堪言，無數貪官汙吏卻以推行新法為由，明目張膽的吞噬人們的財富，從中獲取暴利，朝廷上的腐敗之風愈演愈烈，最終掏空了整個國家，王安石也因此成了北宋滅亡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