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的邏輯是：朱常洵比明光宗朱常洛更有能力，或如果沒有萬曆怠政，明末的黨爭能否崛起。
因此這個問題其實是兩個方面：
朱常洵和明光宗朱常洛誰更有治理能力、明末黨爭能否避免。
朱常洵，由於沒有即位，也沒有任何資料有可能表露出他的治理能力——事實上，按照明朝王爺都不可能有表露治理能力的機會——第二個朱棣的教訓太深刻了。
因此，朱常洵是否有治理能力，我們不可而知。但也不能因為朱常洵被李自成所殺時有大量財產而得出朱常洵是個昏庸無能的人。
作為受到嚴密監控的明朝王爺，朱常洵只能依照朱元璋編寫的《皇明祖訓》去生活，作為的一個只能玩樂的王爺。但從朱常洵死時有大量的財富來看，似乎他的經營能力還是可以的。
從朱常洵有大量財富，明神宗開徵礦稅以增加皇帝自己控制的內帑，明光宗朱常洛停政礦稅這三件事情來看，似乎是朱常洵和明神宗在價值觀上更為接近，在財稅經營能力比明光宗朱常洛更好。
開徵礦稅，對於明朝只以農民田地為徵稅物件的傳統稅收是一個重大的創新。傳統儒家認為這是加重人民負擔，但其實的來說，開徵礦稅等工商業稅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
1、改變朱元璋即位以來重農抑商的政策傳統，改變明朝單一依靠農民為唯一稅收物件的財稅結構；
2、稅收結構的變化，將會使明朝轉向工商業，從而更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
3、由於開徵的礦稅，並不歸入戶部，而是進入屬於皇帝自己的錢包——內帑，這能讓皇帝在某些重大事情上不必依靠被文官控制的內閣和六部。如萬曆皇帝就是依靠礦稅增加的內帑，得以發動被稱為萬曆三大徵：
播州（遵義）楊應龍之亂的播州之役、平寧夏哱拜之亂的寧夏之役、抵抗日本豐臣秀吉發兵侵略北韓以及奴兒干都司的北韓之役
這三次戰爭的撥款基本都是用萬曆皇帝的內帑。如果萬曆皇帝不開徵礦稅，這三次戰爭的錢從哪裡來？
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一個簡單的礦稅，卻關係著明朝存亡的錢袋子。從這點上來說，明光宗朱常洛停徵礦稅就已經輸了。
雖然明光宗朱常洛只在為不到30天，但他有三大政策：
1、將內帑的錢拿去犒勞邊關將士。這看起來不錯，但明顯這應該是戶部的責任，內帑的錢更應該用在關鍵而重大的事件上。如萬曆就是用在三大戰問題上，平時士卒的軍餉問題，如果內閣和六部都不能解決的話，又要他們來做什麼？
2、停徵礦稅。如前所說，礦稅是皇帝內帑增長的來源。徵收礦稅不會打擊到國本——農民的利益，而只會損害和礦稅有關的人員的利益。停徵礦稅的後果由二：A、皇帝的錢袋子空了，只能被戶部控制；B、變相增加農民負擔，因為明朝的支出不少減少，即便收入減少了。
3、恢復因為國本之爭和勸諫礦稅被萬曆皇帝罷免的官員，這給東林黨的形成提供了基礎。
小結：從萬曆晚期明朝戶部賦稅需要改革的情形下，和萬曆皇帝有著相同價值觀、並且具有更強財務運營能力的朱常洵，比具有傳統價值觀的中規中矩的明光宗，更符合明朝萬曆晚期的改革要求。
大致來看，明朝黨爭的起源來自張居正的大權獨攬。這給了明末兩派黨爭提供了歷史案例——如張居正一樣大權獨攬朝政。
雖然張居正死後，但因為張居正大權獨攬所帶來的文官集團壟斷朝政權力卻延續著。這就是為什麼文官集團可以十幾年和都萬曆皇帝較真的資本——因為張居正得到的朝政權力不可能輕易還給皇帝。在內有李太后，外有文官集團的逼迫，萬曆皇帝除了怠政，真的沒有其他選擇。
明光宗即位後恢復因為國本之爭和礦稅勸諫而被萬曆皇帝罷免的官員，這就讓本來就已經在皇權面前佔有勢力的文官集團地位更加鞏固，從而形成了只注重自己名節利益而不顧國家利益的東林黨。
到了明熹宗時，東林黨已經形成。為了對付把控朝政的東林黨，天啟帝重用魏忠賢，利用魏忠賢的閹黨去抗衡東林黨。這裡說下閹黨的形成。閹黨並不是魏忠賢主動組建，而是幾個被東林黨打擊的官員，想要借重魏忠賢來組團對抗東林黨而形成的。
由於有閹黨和東林黨的黨爭，讓明朝文官集團權力得以平衡，從打達到萬曆時期的皇帝和文官集團權力的平衡狀態。
天啟帝死後，崇禎帝即位，一下子打殘閹黨，重新回到天啟帝即位初年的東林黨獨大。由於崇禎帝不信任人的個性，他沒有重新和利用新人以代替閹黨去和東林黨抗衡，從而讓自己單獨面對東林黨，導致崇禎帝即位後雖然看似非常勤勉，但沒有文官集團的配合，最後一事無成，身死國滅。
小結下：萬曆皇帝時張居正大權獨攬，給了文官集團獨霸朝廷的機會和基礎；萬曆皇帝不惜以怠政來抗議。雖然如此，但皇權和相權（文官集團）的權力還是均衡的，因為你文官集團有戶部這個錢袋子，我萬曆皇帝有用礦稅依靠的內庫，皇帝錢袋子沒有被文官集團掐住。明光宗自斷自己的財源，又恢復官員形成東林黨，遺禍子孫，讓皇帝在和文官集團的抗衡上失去了平衡。不過由於明光宗早死，自己沒有吃到自己的苦果。明熹宗很聰明，一副與世無干的模樣——和萬曆皇帝怠政更高明，扶植心腹魏忠賢，用閹黨和東林黨抗衡，在皇權和相權的鬥爭上奪取優勢。崇禎帝是自己作死，辜負了明熹宗的一番心意，替自己的父親吃苦果，最後身死國滅。
萬曆皇帝怠政，和明熹宗專業做木匠，其實本質上都是一樣的——為了增加皇權的優勢，壓低相權（文官集團）。兩個人都是一副你們愛咋地咋地我不管的模樣。萬曆朝時因為沒有皇權的配合，相權也沒有辦法完全發揮作用；天啟朝時閹黨和東林黨你爭我奪，天啟皇帝邊做傢俱邊漁翁獲利。
但明光宗和崇禎帝就真的是父子，都是具有傳統儒家治理價值觀的皇帝，毫無權謀意識，也無大局觀。明光宗自斷自己的錢袋子；崇禎帝則把他哥哥天啟帝給他的柺杖給仍得遠遠的——如果崇禎只是殺魏忠賢等為首幾人，繼續用閹黨抗衡東林黨，也不至於自己做事束手束腳。
如果是善於理財的朱常洵即位，明朝最多能夠像萬曆晚期一樣形成皇權和相權的平衡。東林黨形成的機率會非常低。但朱常洵沒有萬曆帝的太后、張居正的壓制，因此他和文官集團的鬥爭會比萬曆朝時更激勵。
但即便是朱常洛即位，由於有天啟帝的存在，明朝還是有機會能夠改革萬曆末期以來的財政危機。但天啟帝的短命，只能說是明朝運氣不好。
從楊嗣昌支援開徵礦稅、馬士英支援徵收西洋船隻貿易稅等來看，如果天啟帝有20年的治理時間，加上閹黨和東林黨鬥爭而得以加強皇權，重新恢復礦稅、徵收西洋商船貿易稅等商稅應該是大機率的事情。
不管這些商稅是歸入皇帝的內帑，還是進入戶部，都將增強明朝的財稅能力，提升明朝國力，改變明朝的稅收結構，減輕明朝農民稅收負擔，李自成也就能安心的當他的驛站小官。
從萬曆朝到崇禎朝，錢一直都是明朝的主題，也是明朝存亡的關鍵。
最後關於問題的答案：朱常洵即位，有可能解決萬曆晚期的財政危機；朱常洛即位，如果天啟帝多活十幾年，但也能解決萬曆晚期的財政危機。因此，答案就是對，也不對。
這個問題的邏輯是：朱常洵比明光宗朱常洛更有能力，或如果沒有萬曆怠政，明末的黨爭能否崛起。
因此這個問題其實是兩個方面：
朱常洵和明光宗朱常洛誰更有治理能力、明末黨爭能否避免。
一、朱常洵比明光宗朱常洛更有治理能力嗎？朱常洵，由於沒有即位，也沒有任何資料有可能表露出他的治理能力——事實上，按照明朝王爺都不可能有表露治理能力的機會——第二個朱棣的教訓太深刻了。
因此，朱常洵是否有治理能力，我們不可而知。但也不能因為朱常洵被李自成所殺時有大量財產而得出朱常洵是個昏庸無能的人。
作為受到嚴密監控的明朝王爺，朱常洵只能依照朱元璋編寫的《皇明祖訓》去生活，作為的一個只能玩樂的王爺。但從朱常洵死時有大量的財富來看，似乎他的經營能力還是可以的。
從朱常洵有大量財富，明神宗開徵礦稅以增加皇帝自己控制的內帑，明光宗朱常洛停政礦稅這三件事情來看，似乎是朱常洵和明神宗在價值觀上更為接近，在財稅經營能力比明光宗朱常洛更好。
開徵礦稅，對於明朝只以農民田地為徵稅物件的傳統稅收是一個重大的創新。傳統儒家認為這是加重人民負擔，但其實的來說，開徵礦稅等工商業稅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
1、改變朱元璋即位以來重農抑商的政策傳統，改變明朝單一依靠農民為唯一稅收物件的財稅結構；
2、稅收結構的變化，將會使明朝轉向工商業，從而更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
3、由於開徵的礦稅，並不歸入戶部，而是進入屬於皇帝自己的錢包——內帑，這能讓皇帝在某些重大事情上不必依靠被文官控制的內閣和六部。如萬曆皇帝就是依靠礦稅增加的內帑，得以發動被稱為萬曆三大徵：
播州（遵義）楊應龍之亂的播州之役、平寧夏哱拜之亂的寧夏之役、抵抗日本豐臣秀吉發兵侵略北韓以及奴兒干都司的北韓之役
這三次戰爭的撥款基本都是用萬曆皇帝的內帑。如果萬曆皇帝不開徵礦稅，這三次戰爭的錢從哪裡來？
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一個簡單的礦稅，卻關係著明朝存亡的錢袋子。從這點上來說，明光宗朱常洛停徵礦稅就已經輸了。
明光宗朱常洛的治理能力雖然明光宗朱常洛只在為不到30天，但他有三大政策：
1、將內帑的錢拿去犒勞邊關將士。這看起來不錯，但明顯這應該是戶部的責任，內帑的錢更應該用在關鍵而重大的事件上。如萬曆就是用在三大戰問題上，平時士卒的軍餉問題，如果內閣和六部都不能解決的話，又要他們來做什麼？
2、停徵礦稅。如前所說，礦稅是皇帝內帑增長的來源。徵收礦稅不會打擊到國本——農民的利益，而只會損害和礦稅有關的人員的利益。停徵礦稅的後果由二：A、皇帝的錢袋子空了，只能被戶部控制；B、變相增加農民負擔，因為明朝的支出不少減少，即便收入減少了。
3、恢復因為國本之爭和勸諫礦稅被萬曆皇帝罷免的官員，這給東林黨的形成提供了基礎。
小結：從萬曆晚期明朝戶部賦稅需要改革的情形下，和萬曆皇帝有著相同價值觀、並且具有更強財務運營能力的朱常洵，比具有傳統價值觀的中規中矩的明光宗，更符合明朝萬曆晚期的改革要求。
二、明末黨爭能否避免大致來看，明朝黨爭的起源來自張居正的大權獨攬。這給了明末兩派黨爭提供了歷史案例——如張居正一樣大權獨攬朝政。
雖然張居正死後，但因為張居正大權獨攬所帶來的文官集團壟斷朝政權力卻延續著。這就是為什麼文官集團可以十幾年和都萬曆皇帝較真的資本——因為張居正得到的朝政權力不可能輕易還給皇帝。在內有李太后，外有文官集團的逼迫，萬曆皇帝除了怠政，真的沒有其他選擇。
明光宗即位後恢復因為國本之爭和礦稅勸諫而被萬曆皇帝罷免的官員，這就讓本來就已經在皇權面前佔有勢力的文官集團地位更加鞏固，從而形成了只注重自己名節利益而不顧國家利益的東林黨。
到了明熹宗時，東林黨已經形成。為了對付把控朝政的東林黨，天啟帝重用魏忠賢，利用魏忠賢的閹黨去抗衡東林黨。這裡說下閹黨的形成。閹黨並不是魏忠賢主動組建，而是幾個被東林黨打擊的官員，想要借重魏忠賢來組團對抗東林黨而形成的。
由於有閹黨和東林黨的黨爭，讓明朝文官集團權力得以平衡，從打達到萬曆時期的皇帝和文官集團權力的平衡狀態。
天啟帝死後，崇禎帝即位，一下子打殘閹黨，重新回到天啟帝即位初年的東林黨獨大。由於崇禎帝不信任人的個性，他沒有重新和利用新人以代替閹黨去和東林黨抗衡，從而讓自己單獨面對東林黨，導致崇禎帝即位後雖然看似非常勤勉，但沒有文官集團的配合，最後一事無成，身死國滅。
小結下：萬曆皇帝時張居正大權獨攬，給了文官集團獨霸朝廷的機會和基礎；萬曆皇帝不惜以怠政來抗議。雖然如此，但皇權和相權（文官集團）的權力還是均衡的，因為你文官集團有戶部這個錢袋子，我萬曆皇帝有用礦稅依靠的內庫，皇帝錢袋子沒有被文官集團掐住。明光宗自斷自己的財源，又恢復官員形成東林黨，遺禍子孫，讓皇帝在和文官集團的抗衡上失去了平衡。不過由於明光宗早死，自己沒有吃到自己的苦果。明熹宗很聰明，一副與世無干的模樣——和萬曆皇帝怠政更高明，扶植心腹魏忠賢，用閹黨和東林黨抗衡，在皇權和相權的鬥爭上奪取優勢。崇禎帝是自己作死，辜負了明熹宗的一番心意，替自己的父親吃苦果，最後身死國滅。
總結：萬曆皇帝怠政，和明熹宗專業做木匠，其實本質上都是一樣的——為了增加皇權的優勢，壓低相權（文官集團）。兩個人都是一副你們愛咋地咋地我不管的模樣。萬曆朝時因為沒有皇權的配合，相權也沒有辦法完全發揮作用；天啟朝時閹黨和東林黨你爭我奪，天啟皇帝邊做傢俱邊漁翁獲利。
但明光宗和崇禎帝就真的是父子，都是具有傳統儒家治理價值觀的皇帝，毫無權謀意識，也無大局觀。明光宗自斷自己的錢袋子；崇禎帝則把他哥哥天啟帝給他的柺杖給仍得遠遠的——如果崇禎只是殺魏忠賢等為首幾人，繼續用閹黨抗衡東林黨，也不至於自己做事束手束腳。
從價值觀上來看，萬曆帝和朱常洵相近，明光宗和崇禎帝相近，至於天啟帝，其權謀能力遠超爺爺萬曆帝，更不用說父親明光宗和弟弟崇禎帝。如果是善於理財的朱常洵即位，明朝最多能夠像萬曆晚期一樣形成皇權和相權的平衡。東林黨形成的機率會非常低。但朱常洵沒有萬曆帝的太后、張居正的壓制，因此他和文官集團的鬥爭會比萬曆朝時更激勵。
但即便是朱常洛即位，由於有天啟帝的存在，明朝還是有機會能夠改革萬曆末期以來的財政危機。但天啟帝的短命，只能說是明朝運氣不好。
從楊嗣昌支援開徵礦稅、馬士英支援徵收西洋船隻貿易稅等來看，如果天啟帝有20年的治理時間，加上閹黨和東林黨鬥爭而得以加強皇權，重新恢復礦稅、徵收西洋商船貿易稅等商稅應該是大機率的事情。
不管這些商稅是歸入皇帝的內帑，還是進入戶部，都將增強明朝的財稅能力，提升明朝國力，改變明朝的稅收結構，減輕明朝農民稅收負擔，李自成也就能安心的當他的驛站小官。
從萬曆朝到崇禎朝，錢一直都是明朝的主題，也是明朝存亡的關鍵。
最後關於問題的答案：朱常洵即位，有可能解決萬曆晚期的財政危機；朱常洛即位，如果天啟帝多活十幾年，但也能解決萬曆晚期的財政危機。因此，答案就是對，也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