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吶喊〉自序》一文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使得其中對中醫的論斷——“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在中國幾乎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並經常被人提起。這使得一些中醫支持者非常尷尬。有人說，這是因為魯迅的父親在患水腫後被“庸醫”——其實是當時紹興著名的中醫——用經霜三年的甘蔗、原配蟋蟀一對、敗鼓皮丸之類稀奇古怪的中藥治死（《朝花夕拾·父親的病》），痛恨中醫而產生的“偏激”看法。其實魯迅在《〈吶喊〉自序》中說得明明白白，他對中醫的這個著名論斷，是在新學堂接觸到現代醫學，與中醫進行比較之後，理性思考的結果： “在這學堂裡，我才知道世上還有所謂格致，算學，地理，歷史，繪圖和體操。生理學並不教，但我們卻看到些木版的《全體新論》和《化學衛生論》之類了。我還記得先前的醫生的議論和方藥，和現在所知道的比較起來，便漸漸的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同時又很起了對於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從譯出的歷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於西方醫學的事實。” 因為這一理性思考，所以魯迅到日本留學時，先是去學習現代醫學，“我的夢很美滿，預備卒業回來，救治象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一面又促進了華人對於維新的信仰。” 魯迅文章中處處可見對中醫的批評、否定。1925年孫中山患肝癌晚期，協和醫院宣告束手無策時，他仍然不願服中藥。魯迅對此十分感動，寫道：“那時新聞上有一條瑣載，不下於他一生革命事業地感動過我，據說當西醫已經束手的時候，有人主張服中國藥了；但中山先生不贊成，以為中國的藥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診斷的知識卻缺如。不能診斷，如何用藥？毋須服。人當瀕危之際，大抵是什麼也肯嘗試的，而他對於自已的生命，也仍有這樣分明的理智和堅定的意志。”（《集外集拾遺·中山先生逝世後一週年》）魯迅後來也說：“中醫，雖然有人說是玄妙無窮，內科尤為獨步，我可總是不相信。”自稱“只相信西醫”。（《華蓋集續編·馬上日記》） 有人認為魯迅後來改變了對中醫的看法。有一篇文章如此說：“隨著閱歷的增長、思想的趨向成熟，魯迅對中醫的見解，漸漸發生了質的變化。他曾作《經驗》一文，其中對《本草綱目》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這部書‘含有豐富的寶藏’。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對秦始皇在‘焚書坑儒’中沒有燒掉農書和醫書加以肯定。在雜文《我的種痘》中，他稱讚了中國中醫學上的一個重大成就——古代的種痘法。一九三０年，魯迅還翻譯了日本的《藥用植物》一書。這部書吸收了當時生藥研究的最新成果，對豐富、促進中醫學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黃徵輝《魯迅·中醫及其他》）魯迅的兒子周海嬰也在回憶錄《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中批駁“曾有人著文，說魯迅反對中藥，更不信中醫。實際似乎並不如此”，證據是：“母親當時因過度勞累，白帶頗多，西醫讓用沖洗方法，沒有見效。她遂買‘烏雞白鳳丸’服了，見效很快”。“後來父母親還介紹給蕭紅服用，因她也是體弱勞累，生活不安定，以致患了婦女的月經不調症，結果也治癒了”。 實際上，魯迅稱讚《本草綱目》含有古人寶貴的經驗，不等於是在稱讚中醫。我們也不否認《本草綱目》中含有古人寶貴的經驗，當然，裡面也含有許多臆測、妄想。使用某種中成藥，也不等於是在肯定中醫，因為在當時即使是最激烈的反對中醫的人士，也持“廢醫存藥”的觀點，承認某些中藥是經驗的結晶，有其治療價值。 魯迅在《集外集拾遺補編·我的種痘》一文中介紹過他小時候華人給小孩的三種種痘法：一種是讓“痘神”來種（即聽天由命），一種是採用古代種痘術，還有一種是種西洋傳入的牛痘。文中對古代種痘術沒有任何評價，更沒有“稱讚”。他本人則種的是牛痘。古代種痘術也是一種摸索出來的經驗，其他國家也有過，即使稱讚古代種痘術，也不等於是在讚揚中醫。至於魯迅翻譯日本《藥用植物》一書，更與其對中醫的態度毫無關係。

魯迅先生認為“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也有人說，這是因為魯迅的父親在患水腫後被“庸醫”——其實是當時紹興著名的中醫——用經霜三年的甘蔗、原配蟋蟀一對、敗鼓皮丸之類稀奇古怪的中藥治死。痛恨中醫而產生的“偏激”看法。其實魯迅在《〈吶喊〉自序》中說得明明白白，他對中醫的這個著名論斷，是在新學堂接觸到現代醫學，與中醫進行比較之後，理性思考的結果： “在這學堂裡，我才知道世上還有所謂格致，算學，地理，歷史，繪圖和體操。生理學並不教，但我們卻看到些木版的《全體新論》和《化學衛生論》之類了。我還記得先前的醫生的議論和方藥，和現在所知道的比較起來，便漸漸的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同時又很起了對於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從譯出的歷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於西方醫學的事實。” 因為這一理性思考，所以魯迅到日本留學時，先是去學習現代醫學，“我的夢很美滿，預備卒業回來，救治象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一面又促進了華人對於維新的信仰。” 魯迅文章中處處可見對中醫的批評、否定。1925年孫中山患肝癌晚期，協和醫院宣告束手無策時，他仍然不願服中藥。魯迅對此十分感動，寫道：“那時新聞上有一條瑣載，不下於他一生革命事業地感動過我，據說當西醫已經束手的時候，有人主張服中國藥了；但中山先生不贊成，以為中國的藥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診斷的知識卻缺如。不能診斷，如何用藥？毋須服。人當瀕危之際，大抵是什麼也肯嘗試的，而他對於自已的生命，也仍有這樣分明的理智和堅定的意志。”（《集外集拾遺·中山先生逝世後一週年》）魯迅後來也說：“中醫，雖然有人說是玄妙無窮，內科尤為獨步，我可總是不相信。”自稱“只相信西醫”。（《華蓋集續編·馬上日記》） 有人認為魯迅後來改變了對中醫的看法。有一篇文章如此說：“隨著閱歷的增長、思想的趨向成熟，魯迅對中醫的見解，漸漸發生了質的變化。他曾作《經驗》一文，其中對《本草綱目》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這部書‘含有豐富的寶藏’。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對秦始皇在‘焚書坑儒’中沒有燒掉農書和醫書加以肯定。在雜文《我的種痘》中，他稱讚了中國中醫學上的一個重大成就——古代的種痘法。一九三０年，魯迅還翻譯了日本的《藥用植物》一書。這部書吸收了當時生藥研究的最新成果，對豐富、促進中醫學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黃徵輝《魯迅·中醫及其他》）魯迅的兒子周海嬰也在回憶錄《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中批駁“曾有人著文，說魯迅反對中藥，更不信中醫。實際似乎並不如此”，證據是：“母親當時因過度勞累，白帶頗多，西醫讓用沖洗方法，沒有見效。她遂買‘烏雞白鳳丸’服了，見效很快”。“後來父母親還介紹給蕭紅服用，因她也是體弱勞累，生活不安定，以致患了婦女的月經不調症，結果也治癒了”。 實際上，魯迅稱讚《本草綱目》含有古人寶貴的經驗，不等於是在稱讚中醫。我們也不否認《本草綱目》中含有古人寶貴的經驗，當然，裡面也含有許多臆測、妄想。使用某種中成藥，也不等於是在肯定中醫，因為在當時即使是最激烈的反對中醫的人士，也持“廢醫存藥”的觀點，承認某些中藥是經驗的結晶，有其治療價值。 魯迅在《集外集拾遺補編·我的種痘》一文中介紹過他小時候華人給小孩的三種種痘法：一種是讓“痘神”來種（即聽天由命），一種是採用古代種痘術，還有一種是種西洋傳入的牛痘。文中對古代種痘術沒有任何評價，更沒有“稱讚”。他本人則種的是牛痘。古代種痘術也是一種摸索出來的經驗，其他國家也有過，即使稱讚古代種痘術，也不等於是在讚揚中醫。至於魯迅翻譯日本《藥用植物》一書，更與其對中醫的態度毫無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