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軍說的是當時的漢族人，八旗是滿洲人。其實當時跟他們沒關係，只是因為當時一個朝政時間長了制度對於當朝得利益者傾向過多底層受剝削太厲害又缺少上進的渠道。當朝又為了抑制底層權和利等慾望以便更好管控所以宣揚儒家思想。就好像長了大瘡毒又不治的病體，最終總有一天會爆發！倒是八旗反而因為農民的起義而有機會推翻當時的明朝———其實也正因為如此才讓現在的中國版圖更一步擴大，不然我們中國國土面積只能是當年的明朝版塊！——-時事變遷不外如是，利弊得失因人而異，也因時而異！

中華上下五千年，趣看明末小故事！

縱觀明史，朱元璋所以能夠推翻元朝，建立明朝，主要是善於用人，廣招人才。

按理說，朱元璋做了開國皇帝，理應論功行賞，各得其所。在其政治體制中，設立"錦衣衛“特務機構，炮打功臣樓，設定殘橫的封建君主專制。

在後來延續的帝王時期，明成祖朱棣因奪位得益於太監等人，遂重用宦官，設立廠衛，朝野上下，為官惶惶。

明神宗朱翊鈞成年親政後，不理朝政，貪婪荒淫，大事營建，財政連連虧空，土地高度集中，農民棄家逃亡，階級矛盾激化。

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大派宦官各地任礦監稅使，沿交通要道，廣設關卡，重疊徵稅，殘害人命，許多地方相繼爆發"民變"。同時，薊州白蓮教組織起義，教徒遍佈河北、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各地，反抗朝廷，明王朝崩潰局面業已初顯。

明思宗朱由檢，天啟七年(1627年)受遺命繼位，年號崇禎。在位期間，國勢日衰，外患日深。皇室、官僚廣佔民田，土地十分集中。實行"三餉"加派，賦役苛重。

時值連年災荒，民不聊生，後金起雄，遼東戰急。全國各地，小規模農民起義連續爆發，終於匯成明末農民大起義。崇禎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親率起義軍攻圍北京，其在煤山自縊身死，明朝滅亡。

所謂八旗軍，是指滿族未入關以前，其民族以彪悍勇猛、善於騎射著稱。經過大大小小的戰爭，滿族的軍事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強。

明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正式設立紅、黃、藍、白四旗，至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添設四旗，"參用其色廂(鑲)之"(《東華錄.卷一》)，而共得八旗。至此，旗成為清軍事單位的專有名詞。

入關前後，又增設了蒙古八旗、漢軍八旗，合為二十四旗。"八旗"建制的設立，完全是為了適應當時政治、軍事形勢發展的需要。

從表面形式看，農民軍的壯大和八旗軍沒有什麼關係。從當時的交通狀況，當時的通訊聯絡，以及農民起義軍的內部情況來看，不太可能同關外的後金人的八旗軍取得聯絡。且在一份史料中，看到起義軍中曾有聯明抗清的意圖。

從實質上來看，可能存在一定的必然聯絡。農民軍和明王朝的鬥爭，是農民和代表封建地主階級的封建政權之間的階級矛盾。八旗軍和明王朝的鬥爭，按當時的情況來說，是少數民族和封建朝廷之間的民族矛盾。這兩者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為了反對封建階級統治的鬥爭。

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滿清八旗軍對大明王朝的侵擾，客觀上幫了農民軍的大忙，數次挽救了陷入困境的農民軍，使之絕處逢生，並進而發展壯大。

明末農民軍與滿清八旗軍兩支武裝，實質上並沒有什麼關聯，一個反抗官府於關內，一個侵擾明朝於關外；打擊目標雖然是一個——大明王朝，但二者各行其是，並沒有發生關係。然軍事行動講究的是彼此策應、裡應外合，農民軍和八旗軍雖是各自為戰的兩支武裝集團，可戰略策應卻是客觀存在的。八旗軍的幾次大規模逾邊入侵，確實數度挽救了瀕危的農民軍，並使之發展壯大，最終摧毀了大明王朝。

明末農民大起義初起於1627年三月，一年半後勢頭轉盛，逐漸發展為“十三家、七十二營”，最後形成以李自成、張獻忠為首的兩大軍事集團。

1635年八月，崇禎皇帝為了加大勘亂力度，將作戰地區擴大，劃分為東、西兩大戰區。五省總督洪承疇總理陝、晉、豫、川、湖五省為西戰區，督率關中兵馬剿西北；山陝總督盧象升總統直隸、豫、魯、川、湖五省為東戰區，總則東線軍務，督統關東軍隊剿東南。兩位總督分統兩大戰區，東西合剿，不給農民軍流竄的空間，效果頗佳。

山海關是屏障大明東北的雄關，阻擋了滿清八旗軍踏入中原的通道。可是自1628年後金（1636年四月，清太宗皇太極改國號為“大清”）北攻蒙古察哈爾部、察哈爾部戰敗退出西拉木倫河之外以後，後金便可避開山海關要隘，繞道突破邊牆，攻入內地。於是滿清八旗軍的逾邊入侵，便在客觀上幫助了農民軍；關內、關外無意間便會形成東西策應的戰略態勢，攪得朝廷左支右絀，難以內外兼顧，農民軍方得以躲過致命打擊並發展壯大。

一、1636年五月，清太宗派兵攻明。七月，清軍由喜峰口進入長城，過保定，至安州，連克昌平、定興等十二城，逼近京師北京。崇禎帝趕忙詔令諸鎮兵馬入援勤王，這便大大緩解了在西線苦苦支撐的農民軍的壓力。

二、1638年春，農民軍被官軍攻殺得一敗塗地，李自成僅領著十八騎逃入商洛山（今陝西商洛市東南）躲避起來；張獻忠、羅汝才等部亦屢遭官軍重創，難以支撐，遂先後接受朝廷招撫投降了，明末農民起義陷入了造反十年來的最低谷。這當口兒，清太宗又來幫忙了。九月，清軍自牆子嶺（即今北京市密雲區東北牆子路）、青山口（今河北遷西縣東北）進入長城，四路南下，連陷真定、廣平、順德、大名等地四十餘城，京師戒嚴，閉門自守。宣大總督盧象升率部二萬抗擊清軍，寡不敵眾，在鉅鹿捐軀。崇禎帝聞訊大為驚懼，趕忙徵調洪承疇入衛京師。“剿匪專家”洪承疇一調離勘亂前線，奄奄一息的農民軍就又“春風吹又生”了；而且雄風重振的勢頭甚猛，朝廷再也鎮壓不下去了。

三、1642年十一月，清軍又一次分路從牆子嶺、青山口入長城攻明。清軍破薊州、山東兗州，進至海州、贛榆，如入無人之境，竟一直肆無忌憚地侵擾到翌年五月。此次清軍入侵，計蹂躪八十八城，俘三十六萬九千餘人，獲金一萬二千二百兩，銀二百二十萬五千餘兩，牛馬等五十五萬餘頭，珍寶、緞匹等八萬餘。外患甚於內憂，崇禎帝只好抽調兵力抗禦外敵，無暇內剿。李自成、張獻忠趁勢在荊湖一帶長足發展，佔重鎮、並稱王，勢力益發強盛，真正同崇禎帝分庭抗禮了。

除去清軍大規模的三次入侵，無形中給了瀕危喘息的農民軍以幫助；另外清軍在關外的用兵，亦客觀上對關內農民軍的發展提供了條件。如發生於1640年——1642年明清松錦大戰，崇禎帝投精力、投重兵，以期打好這場決定關外命運的大會戰，如此便不可避免地要減輕國內的“剿匪”力度。

如果說清廷與農民軍有聯絡，那也是1644年開春的事了。這一年正月二十七日，清廷遣使致書李自成，表示願與農民軍聯手共取中原。可清使一個多月後才趕到陝西榆林，將書信交到大順政權的榆林守將手中；而此時李自成揮師東進，已經快要打到京師北京城了。故而可以說，以前關外清廷和關內農民軍並沒有聯絡，結成滅明同盟，之所以雙方形成東西策應、內外配合，純屬客觀原因或碰巧所致。

關內農民軍的造反亂明，客觀上為滿清坐大關外提供了良機；關外清軍的擾明侵明，也客觀上幫助了農民軍。由於清軍侵逼力度的加大，迫使崇禎帝拆西牆補東牆，先後將大將盧象升、洪承疇、孫傳庭由平叛前線，東調抗清前沿，改用不稱職的大員“剿匪”，使得本已數次陷入窘境的農民軍絕處逢生，東山再起。大明王朝內憂外患，最終被攪鬧得退出歷史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