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揹負著對於國家和民族命運的沉重責任感，忠實地描繪出時代的面貌和自己內心的悲哀，使詩歌深入地走向現實生活，走向人民。他的詩是時代的一面鏡子，真實地反映了封建社會由盛而衰這一轉變關頭的苦難歲月，內容博大精深，風格沉鬱頓挫。從詩歌的表現物件到藝術方法，從體裁到修辭，都對前人遺產進行了全面的繼承和發展，是古典詩歌史上承前啟後的集大成者。同時，他以富有開創性的創作不僅標誌了唐詩內容與風格的重大轉折，也對中唐以後直至宋代詩歌的發展，造成了深刻的影響。 第一節 杜甫的生平和思想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於河南鞏縣。出身於世代“奉儒守官”（《進雕賦表》）的家庭，先祖杜預人稱“杜武庫”，祖父杜審言乃“文章四友”之一。他的一生可分為四個時期： 一、讀書和壯遊時期（712—745） 杜甫從小受到傳統儒家文化的薰陶，懷抱“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的政治理想。二十歲南遊吳越、二十三歲到洛陽應舉落第，後北遊齊趙，與李白相遇。這是他創作的準備時期，代表作有《望嶽》、《房兵曹胡馬》、《畫鷹》等，詩風浪漫豪放，與盛唐氣象合拍。 二、困守長安時期（746一755） 天寶五載（746）杜甫入長安求仕，次年，玄宗詔令天下“通一藝以上者”到京城應試，結果李林甫搞了一個“野無遺賢”的騙局，使應試者全部落選。這是杜甫人生道路的一個轉折，也是他創作的一個轉機。“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奉贈韋左丞丈》）的屈辱生活，使他開始透過社會表面的繁榮認識到朝廷的黑暗腐朽。自稱“杜陵布衣”、“少陵野老”便始於此時。在屢遭挫折之後，直到天寶十四載（755）他才得到一個右衛率府兵曹參軍的職位。這一時期杜甫既周旋於上層，又接觸下層，開始用詩歌反映現實，富有特色的現實主義創作也正是從這時開始的。代表作有《兵車行》、《麗人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等。 三、陷賊與為官時期（756——759） 安史之亂爆發，杜甫攜家與百姓一道流亡。寄家鄜州，隻身投奔朝廷，中途被叛軍擄入長安，寫下《月夜》、《哀王孫》、《悲陳陶》、《悲青坂》、《春望》、《哀江頭》等，留下了反映“安史之亂”的第一手最珍貴的資料，進入他一生中創作最活躍的時期，密切注視時局發展，及時反映重大事件。次年冒險逃出長安，到陝西鳳翔“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述懷》），任左拾遺（從八品上），為營救房琯，觸怒肅宗，後終因房琯事件牽累，被貶華州司功參軍。《北征》、《羌村三首》、“三吏”、“三別”等作品，標誌著他現實主義創作的高峰。 四、漂泊西南時期（759——770） 乾元二年（759）杜甫棄官去秦州，從此遠離朝廷，走上與人民接近的路。是年末，入蜀，於成都市郊築草堂定居，過了幾年相對安定的生活。其間因軍閥混戰避難至梓州、閬州等地。大曆三年（768）攜家出蜀，沿途飄泊轉徙，最後病死在長沙到岳陽的舟中。這一時期，他寄身田園而心憂天下，憂國憂民的思想更加深邃，藝術上也更為成熟。《春夜喜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陽樓》、《秋興八首》等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 第二節 杜甫詩歌的思想內容 杜甫思想的核心是憂國憂民。杜甫的詩歌，反映了天寶末到大曆年間重大的社會政治事件以及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轉變，在揭露封建當權勢力的腐敗、貧富的對立、表現民生疾苦方面，達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有強烈的社會現實意義，被譽為“詩史”。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內容： 一、廣泛而深刻地揭露統治階級的罪惡，如《兵車行》反映了天寶年間統治者窮兵黷武連年征戰給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麗人行》揭露並嘲諷了楊國忠兄妹的荒淫奢侈、驕縱跋扈的醜態，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統治集團的腐朽和政治的昏暗；《自京赴奉先縣詠懷》更運用強烈對比，揭露了上層統治集團醉生夢死、窮奢極欲、橫徵暴斂的罪惡，高度概括了貧富對立的嚴酷現實。 二、真實反映了廣大人民深受戰亂和各種不合理制度剝削壓榨的痛苦。作於乾元二年（759）春的著名組詩“三吏”、“三別”便真切反映了由於唐王朝大肆抽丁抓夫給百姓帶來的深重災難，其中既有已過兵役年齡的老漢，也有不及兵役年齡的中男，甚至連根本沒有服兵役義務的老婦也被捉去。在《又呈吳郎》中，透過“無食無兒一婦人”撲棗，說明百姓“徵求貧到骨”的悲慘處境。而所有這類詩，無不表現了作者對下層人民的深刻同情。 三、抒發關心國家命運、憂國憂民的思想感情。如作於陷賊時期的《春望》，透過眺望淪陷後長安的破敗景象，抒發了作者感時恨別、憂國思家的感情，“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用工穩的對仗、擬人的手法生動表達了對祖國危難的深刻憂慮，是千古傳誦的名句。《聞官軍收河南河北》表現了作者聽到官軍收復河南、河北，大亂將平訊息後的欣喜若狂，表達出渴望祖國復興統一的強烈愛國感情及對和平生活的渴望，被稱為“生平第一快詩”。 第三節 杜甫詩歌的藝術成就 杜甫的詩歌不僅具有高度的思想性，而且具有高度的藝術性，是內容與形式完美結合的典範。現實主義是杜甫創作方法上的最大特色，沉鬱頓挫是杜詩的基本風格。所謂“沉鬱頓挫”，指的是深沉鬱積的感情透過委婉曲折的手法表現出來。如《登高》一詩透過重九登高所見、所聞、所感，描繪了大江邊深遠空曠的秋景，抒發了詩人潦倒一生、年老多病、流離他鄉的身世之感。前四句寫景，後四句抒情，事事感慨，體現了杜詩沉鬱頓挫的風格，尤其是“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寫久客思鄉的感慨和遲暮之悲，十四字中含有多重意思，更鮮明體現了杜詩的特色。 杜甫善於透過典型事件、人物及警策凝鍊的語言，對現實生活作高度的藝術概括，反映出那個時代的面貌以及人民的遭遇和願望。如《兵車行》中借“行人”之口說出了千萬個征夫戍卒相同或相似的遭遇；《石壕吏》透過老嫗一家的慘狀，概括了安史之亂後廣大人民家破人亡的悲慘現實。“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兩句詩高度概括了社會矛盾的尖銳程度。 杜詩語言蒼勁凝鍊，往往用最少的字句表現最豐富的內容。如《石壕吏》中差吏與老婦的對話，採用藏問於答、以實帶虛的寫法，省略不少筆墨。杜詩用典如鹽著水，不露痕跡，同時又善於吸收口語和方言入詩．如《兵車行》中“耶孃妻子走相送”、“牽衣頓足攔道哭”，《前出塞》中“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等，都極通俗生動。 在詩體運用上，杜甫眾體兼長，並能推陳出新，別開生面，尤以古體和律體為佳，七律在他手中日臻於純熟，並使題材大為開擴，如《秋興八首》便表現了深沉博大的歷史和現實內容。 時代和獨特而豐富的生活經歷成全了杜甫，加之具有深厚而廣泛的藝術修養，“別裁偽體”、“轉益多師”的對待古代文化遺產的正確態度，“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精益求精的錘鍊技巧，這一切使杜甫成為古典詩歌史上承前啟後的集大成者。元稹《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並序》對此做了高度評價，說：“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 如果說李白是將詩歌的浪漫主義推進到一個高峰，杜甫則是繼承《詩經》、漢樂府的傳統，把古典詩歌的現實主義提高到一個自覺的、成熟的階段，使詩歌成為時代的一面鏡子。並直接開啟了中唐新樂府詩的創作。在藝術上，杜甫掌握運用了當時所有的一切詩體，充分發揮了各種詩體的功能，為各種詩體樹立了典範，同時在語言運用和藝術表現方面也為後人開了無數法門。
杜甫揹負著對於國家和民族命運的沉重責任感，忠實地描繪出時代的面貌和自己內心的悲哀，使詩歌深入地走向現實生活，走向人民。他的詩是時代的一面鏡子，真實地反映了封建社會由盛而衰這一轉變關頭的苦難歲月，內容博大精深，風格沉鬱頓挫。從詩歌的表現物件到藝術方法，從體裁到修辭，都對前人遺產進行了全面的繼承和發展，是古典詩歌史上承前啟後的集大成者。同時，他以富有開創性的創作不僅標誌了唐詩內容與風格的重大轉折，也對中唐以後直至宋代詩歌的發展，造成了深刻的影響。 第一節 杜甫的生平和思想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於河南鞏縣。出身於世代“奉儒守官”（《進雕賦表》）的家庭，先祖杜預人稱“杜武庫”，祖父杜審言乃“文章四友”之一。他的一生可分為四個時期： 一、讀書和壯遊時期（712—745） 杜甫從小受到傳統儒家文化的薰陶，懷抱“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的政治理想。二十歲南遊吳越、二十三歲到洛陽應舉落第，後北遊齊趙，與李白相遇。這是他創作的準備時期，代表作有《望嶽》、《房兵曹胡馬》、《畫鷹》等，詩風浪漫豪放，與盛唐氣象合拍。 二、困守長安時期（746一755） 天寶五載（746）杜甫入長安求仕，次年，玄宗詔令天下“通一藝以上者”到京城應試，結果李林甫搞了一個“野無遺賢”的騙局，使應試者全部落選。這是杜甫人生道路的一個轉折，也是他創作的一個轉機。“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奉贈韋左丞丈》）的屈辱生活，使他開始透過社會表面的繁榮認識到朝廷的黑暗腐朽。自稱“杜陵布衣”、“少陵野老”便始於此時。在屢遭挫折之後，直到天寶十四載（755）他才得到一個右衛率府兵曹參軍的職位。這一時期杜甫既周旋於上層，又接觸下層，開始用詩歌反映現實，富有特色的現實主義創作也正是從這時開始的。代表作有《兵車行》、《麗人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等。 三、陷賊與為官時期（756——759） 安史之亂爆發，杜甫攜家與百姓一道流亡。寄家鄜州，隻身投奔朝廷，中途被叛軍擄入長安，寫下《月夜》、《哀王孫》、《悲陳陶》、《悲青坂》、《春望》、《哀江頭》等，留下了反映“安史之亂”的第一手最珍貴的資料，進入他一生中創作最活躍的時期，密切注視時局發展，及時反映重大事件。次年冒險逃出長安，到陝西鳳翔“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述懷》），任左拾遺（從八品上），為營救房琯，觸怒肅宗，後終因房琯事件牽累，被貶華州司功參軍。《北征》、《羌村三首》、“三吏”、“三別”等作品，標誌著他現實主義創作的高峰。 四、漂泊西南時期（759——770） 乾元二年（759）杜甫棄官去秦州，從此遠離朝廷，走上與人民接近的路。是年末，入蜀，於成都市郊築草堂定居，過了幾年相對安定的生活。其間因軍閥混戰避難至梓州、閬州等地。大曆三年（768）攜家出蜀，沿途飄泊轉徙，最後病死在長沙到岳陽的舟中。這一時期，他寄身田園而心憂天下，憂國憂民的思想更加深邃，藝術上也更為成熟。《春夜喜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陽樓》、《秋興八首》等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 第二節 杜甫詩歌的思想內容 杜甫思想的核心是憂國憂民。杜甫的詩歌，反映了天寶末到大曆年間重大的社會政治事件以及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轉變，在揭露封建當權勢力的腐敗、貧富的對立、表現民生疾苦方面，達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有強烈的社會現實意義，被譽為“詩史”。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內容： 一、廣泛而深刻地揭露統治階級的罪惡，如《兵車行》反映了天寶年間統治者窮兵黷武連年征戰給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麗人行》揭露並嘲諷了楊國忠兄妹的荒淫奢侈、驕縱跋扈的醜態，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統治集團的腐朽和政治的昏暗；《自京赴奉先縣詠懷》更運用強烈對比，揭露了上層統治集團醉生夢死、窮奢極欲、橫徵暴斂的罪惡，高度概括了貧富對立的嚴酷現實。 二、真實反映了廣大人民深受戰亂和各種不合理制度剝削壓榨的痛苦。作於乾元二年（759）春的著名組詩“三吏”、“三別”便真切反映了由於唐王朝大肆抽丁抓夫給百姓帶來的深重災難，其中既有已過兵役年齡的老漢，也有不及兵役年齡的中男，甚至連根本沒有服兵役義務的老婦也被捉去。在《又呈吳郎》中，透過“無食無兒一婦人”撲棗，說明百姓“徵求貧到骨”的悲慘處境。而所有這類詩，無不表現了作者對下層人民的深刻同情。 三、抒發關心國家命運、憂國憂民的思想感情。如作於陷賊時期的《春望》，透過眺望淪陷後長安的破敗景象，抒發了作者感時恨別、憂國思家的感情，“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用工穩的對仗、擬人的手法生動表達了對祖國危難的深刻憂慮，是千古傳誦的名句。《聞官軍收河南河北》表現了作者聽到官軍收復河南、河北，大亂將平訊息後的欣喜若狂，表達出渴望祖國復興統一的強烈愛國感情及對和平生活的渴望，被稱為“生平第一快詩”。 第三節 杜甫詩歌的藝術成就 杜甫的詩歌不僅具有高度的思想性，而且具有高度的藝術性，是內容與形式完美結合的典範。現實主義是杜甫創作方法上的最大特色，沉鬱頓挫是杜詩的基本風格。所謂“沉鬱頓挫”，指的是深沉鬱積的感情透過委婉曲折的手法表現出來。如《登高》一詩透過重九登高所見、所聞、所感，描繪了大江邊深遠空曠的秋景，抒發了詩人潦倒一生、年老多病、流離他鄉的身世之感。前四句寫景，後四句抒情，事事感慨，體現了杜詩沉鬱頓挫的風格，尤其是“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寫久客思鄉的感慨和遲暮之悲，十四字中含有多重意思，更鮮明體現了杜詩的特色。 杜甫善於透過典型事件、人物及警策凝鍊的語言，對現實生活作高度的藝術概括，反映出那個時代的面貌以及人民的遭遇和願望。如《兵車行》中借“行人”之口說出了千萬個征夫戍卒相同或相似的遭遇；《石壕吏》透過老嫗一家的慘狀，概括了安史之亂後廣大人民家破人亡的悲慘現實。“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兩句詩高度概括了社會矛盾的尖銳程度。 杜詩語言蒼勁凝鍊，往往用最少的字句表現最豐富的內容。如《石壕吏》中差吏與老婦的對話，採用藏問於答、以實帶虛的寫法，省略不少筆墨。杜詩用典如鹽著水，不露痕跡，同時又善於吸收口語和方言入詩．如《兵車行》中“耶孃妻子走相送”、“牽衣頓足攔道哭”，《前出塞》中“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等，都極通俗生動。 在詩體運用上，杜甫眾體兼長，並能推陳出新，別開生面，尤以古體和律體為佳，七律在他手中日臻於純熟，並使題材大為開擴，如《秋興八首》便表現了深沉博大的歷史和現實內容。 時代和獨特而豐富的生活經歷成全了杜甫，加之具有深厚而廣泛的藝術修養，“別裁偽體”、“轉益多師”的對待古代文化遺產的正確態度，“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精益求精的錘鍊技巧，這一切使杜甫成為古典詩歌史上承前啟後的集大成者。元稹《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並序》對此做了高度評價，說：“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 如果說李白是將詩歌的浪漫主義推進到一個高峰，杜甫則是繼承《詩經》、漢樂府的傳統，把古典詩歌的現實主義提高到一個自覺的、成熟的階段，使詩歌成為時代的一面鏡子。並直接開啟了中唐新樂府詩的創作。在藝術上，杜甫掌握運用了當時所有的一切詩體，充分發揮了各種詩體的功能，為各種詩體樹立了典範，同時在語言運用和藝術表現方面也為後人開了無數法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