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路運動（又稱鐵路風潮）是清朝末期四川、湖北、湖南、廣東等省反對清朝政府將地方準備興建的川漢鐵路、粵漢鐵路進行國有化而發生的運動，其中四川省的運動最為激烈。保路運動最後引發了武昌起義，武昌起義更是成為了辛亥革命的開端。

此次運動沉重地打擊了清王朝及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極大地鼓舞了資產階級革命黨人的鬥志，直接導致了辛亥革命的總爆發，為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績。

　　辛亥革命的意義

　　第一，辛亥革命給封建專制制度以致命的一擊。它推翻了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建立起資產階級共和國，推動了歷史的前進。辛亥革命使人民獲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權利，從此，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在以後的歷史程序中，無論誰想做皇帝，無論誰想復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對下迅速垮臺。

　　第二，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辛亥革命以後，帝國主義不得不一再更換他們的在華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夠控制全域性的統治工具，再也無力在中國建立比較穩定的統治秩序。

　　第三，辛亥革命為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民國建立以後，國內實業集團紛紛成立，開工廠、設銀行成為風氣。民族資本主義的經濟力量在短短的幾年內就有了顯著的增長，無產階級隊伍也迅速壯大起來。

　　第四，辛亥革命對近代亞洲各國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產生了比較廣泛的影響。特別是對越南、印度尼西亞等國的反對殖民主義的鬥爭起了推動作用。這一時期，亞洲出現了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潮。

　　資產階級革命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很難說有完全徹底的。所謂徹底，只能說是基本徹底。自沉階級革命成功的結果足以資本主義制度代替封建制度，即以新的剝削制度代替舊的剝削制度，而剝削制度的更替，並不需要新舊完全徹底決裂，他們可以在很多方面妥協、融合、並存。許多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至今尚儲存君主制和貴族頭銜，此即革命不徹底的明顯例子。

　　辛亥革命作為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雖然沒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務，其成就遠遜於西歐、北美的資產階級革命，但在徹底剷除封建帝制這一點上，遠勝於包括法國在內的歐洲各國。辛亥革命一聲炮響，不僅趕跑了清朝皇帝，還是中國綿延兩千餘年的封建帝制從此永絕。從民元到民六，其間雖經袁世凱帝制自為、張勳復辟，但只不過是兩場短暫的鬧劇，並沒有使民國中斷，更沒有像法蘭西那樣出現兩次帝國、三次共和國的波折。所以說，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

　　辛亥革命與保路運動的關係

　　辛亥革命保路運動是相互聯絡的。保路運動爆發後，保路同志會內部分成兩派，一派是溫和的立憲派，主張以和平方式向清政府抗議，給清政府施加壓力，以此讓清政府收回鐵路國有的決定。

　　一派是革命派，革命派都是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人，這些人聯絡四川當地的哥老會，準備舉行武裝起義。清政府在看到四川的保路運動後，派以血腥出名的趙爾豐擔任四川總督。趙爾豐上任後，誘捕了保路同志會的幾個頭目，這激起了保路同志會更大的反抗。

　　保路同志會中的革命派決定武裝反抗趙爾豐，他們聯絡四川各縣城中的會黨勢力，襲擊當地的官府。清政府接到趙爾豐的告急後，調派武昌新軍入川平叛。端方帶領武昌新軍離開湖北後，湖北全省空虛。

　　武昌的革命黨趁機起義，爆發了武昌起義。武昌起義爆發後，全國各地的革命黨相繼發動起義，這些大大小小的起義組成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爆發後，清朝的領土只剩下直隸省和東北三省。

　　四川的革命黨起義後，趙爾豐被抓捕，四川軍政府判處趙爾豐槍決，保路運動至此結束。保路運動是反抗清政府出賣鐵路，辛亥革命是反抗清政府出賣國家，兩者有著共同之處。保路運動的範圍波及四個省份，為辛亥革命的爆發創造了群眾基礎。辛亥革命保路運動的擴大化，最終推翻了腐朽黑暗的清王朝。

　　辛亥革命滿人的死亡人數

　　起義爆發後，測繪學堂的革命學生試圖殺死他們的旗籍同學松景，後被人所阻止，而阻止的原因竟然是怕血腥殺戮會嚇走學生，令其不敢出去革命。據第三十標的革命士兵魯祖軫回憶，當時他們所在標標相當於團的各棚都有一兩名旗籍清兵，革命前已分配同志負責解決，起義時他和另一位革命士兵劉秉鈞負責結果一名叫雙璧的旗兵，但當他緊跟在雙璧的後面，待機動手時，“我棚正目陳佐黃見我遲慢，即高舉槍托猛擊雙璧頭頂，原期結果性命，不料槍托稍偏左，雙璧順勢滾下樓梯，一溜煙向第一營旗兵營跑去”。

　　武昌原本不是八旗駐防地，但隨著清末新政的鋪開，一些滿人主要是荊州八旗因為各種原因而移居到這個省會城市。從1904年起，在湖廣總督及荊州的安排下，荊州旗兵被輪派到湖北新軍中受訓十名中有一名是旗兵，這些旗兵主要集中在第八鎮第三十步兵標團，其中第一營中的兩個隊每營共四隊，每隊大概150人和第二、三營的各一個隊，大概一個營的兵力為旗兵構成，他們的統領也是滿人。第三十一標也有一個隊的旗兵，另外大概還有四分之一大概250人的旗兵分佈在其他部隊或軍事學堂。儘管這些人在當晚的起義中沒有抵抗或來不及抵抗，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被殺害了。武昌城裡，四大滿姓家族扎、包、鐵、布均被殺害，八旗會館也被完全摧毀。第二天的早上，當十八星旗飄揚在原總督衙門時，滿人們的屍體也堆滿了鄰近的街道。

　　據武昌起義者的回憶，“革命黨人只要是捉到旗兵，不是就地殺掉，就是送到革命軍政府槍斃，很少倖存下來的。有的旗兵被捉後，至死不講話。越是不講話反而越是證明是旗兵。直到首義成功三天之後，軍政府下了命令，捕殺才停止”;“首義後兩天，還有不少的旗兵四處竄擾，間或也有少數人趁火打劫，同學蕭傑臣、劉邦欽、傅人俊、王兆鴻等，聯合部隊在長街劉天保對面某住宅內，拿獲槍械齊全的旗兵十餘人，當即槍決。江學行、李春山等亦隨蔡等出營，沿途消滅旗籍兵士甚多”。

　　毋庸諱言，革命總是伴隨著血腥、殺戮與混亂的，即便是號稱“和平的、代價很小”的辛亥革命，其在革命的進行過程中，同樣存在著一些並不是那麼值得頌揚的東西。武昌起義的領導者之一熊秉坤曾回憶說，12日的反滿暴力達到了頂峰，那天的殺戮是如此的駭人聽聞，以至於一百多名紳商聯合起來，一致要求湖北軍政府阻止其士兵進入民宅搜尋滿人，但軍政府卻以軍事需要為藉口而拒絕了，直到漢口的11名外國領事出面干涉後，軍政府才於13日下令停止這種殺戮。儘管他們心裡並不願意，但出於外交上的考慮，列強在這場革命中保持中立是非常重要的。

　　一名路透社的記者於14日來到武昌，他“發現到處都是滿人屍體”，他估計有八百人被殺。一名軍政府的代表則在巡視武昌後估計有四五百名滿人在起義後的前三天被殺，由於擔心傳染疾病，受害者的屍體都被掩埋了。革命者曹亞伯則聲稱，有四百名“滿人士兵”被殺，另有三百名被關押在監獄，大約一百名在1912年春天被釋放，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其中有七名旗兵因為過早的釋放而在回荊州的途中被殺害。美國曆史學家周錫瑞認為，對武昌的滿人來說，“那差不多就是屠殺”。

保路運動又稱鐵路風潮，1910年清政府頒佈“鐵路國有”政策，但又沒有補償先前民間投入的資本，廣大人民從而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它使人們深深禁錮的臣服思想被打破，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及清王朝在中國的統治，極大鼓舞了革命黨，使更多的人走向革命道路，直接導致了辛亥革命的總爆發，為資產階級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