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王》是阿城的一部中篇小說，故事主要講述了當了七年知青的老杆兒因為讀過高中，而被安排當語文老師的過程。與《棋王》不同，這部小說的整個故事是以第一人稱敘述的，“我”不再是看客和敘述者的角色，而成為故事的主人。
1.教育不是整齊劃一，而是靈活多變
主人公老杆兒從插隊的農場到學校報到，他發現這裡的條件並不比農場好多少，教室、辦公室和住處都及其簡陋。
“只見竹笆壁上糊了一層報紙，有的地方已經脫翻下來，一張矮桌靠近竹笆壁，有屜格而無抽屜，底還在，可放書物。桌前的壁上貼了一些畫片，一張年曆已被撕壞……”
從這一段描寫就可以看出，教育條件簡單至極，學生們能接收到何種層次的教育，可想而知。
由於學生們沒有教材，老杆兒把課文抄在黑板上。
小說的故事背景設定在那個動亂的十年，沒有足夠的紙張印製教材，學生們只能抄寫課文，但是印製批評材料的紙張卻從未缺失。阿城對紙張是否真的匱乏的描寫，充滿了諷刺意味。
抄完後，老杆兒才知道，課文裡大多數字孩子們都不認識，雖然他們上到了初三，卻讀不懂這篇故事。他正在困惑時，有學生告訴他該如何教書。
後排一個學生突然大聲說：“你這個老師真不咋樣！沒見過你這麼教書的。該教什麼就教什麼嘛，先教生字，再教劃分段落，再教段落大意，再教主題思想，再教寫作方法。”
書中的學生從小學到大，早了解了語文老師的套路，未必學會多少知識，但是刻板的過程已經深入內心。
語文的意義總是被忽略，好像會說話就會語文，其實語文是伴隨著人一生的課題。正如有學者所言：“語文就是生活，語文就是你這個人。學習語文，就是在塑造自己的靈魂。”
老杆兒讓同學們上前在黑板上劃出不認識的字，他開始從生字教起，後來再也沒有按教材教過書。葉聖陶曾言：“教師並非教書，而是教育學生。”
老杆兒以前從未當過老師，但是他明白學生學知識應該學到用處，而不是跟著教材走。課本是輔助，不是權威。
他讓孩子們練習寫作文，拋開一切規矩，從生活入手，見到什麼、想到什麼就寫什麼。雖然同學們寫得錯誤百出，但是他總能從中找到誇獎學生的地方。學生們學的東西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喜歡他，他被稱為孩子王。
正如《死亡詩社》中的基丁老師，當他到威爾頓學校任教時，被告知要按照教學大綱教書。這是一所貴族學校，以高升學率聞名，教學風格穩重嚴肅，來到這裡的學生理想就是進入名校，但是十七八歲的男孩子們對於學校的管理有很多不滿。基丁老師是學生們的一股春風，他讓學生們撕掉教材，不要按照寫好的內容去理解詩歌，帶學生們在校史樓內感受生和死的意義，在綠茵場上喊出自己的理想，站在講桌上，換個角度看世界。
老杆兒也好，基丁也罷，他們用自己的智慧，真正啟迪著學生。教育不是整齊劃一，而是根據情況靈活多變。有沒有真正從學生的需求和角度去考慮教育的方法，才是衡量教育質量的重要標準。
2.那首未能唱起的歌，藏著無限可能
老杆兒發現隔壁班的孩子們總在下課之前唱歌，於是他也讓自己的孩子們唱歌。他回農場看望朋友，來娣能識譜，會作曲，想讓老杆兒寫詞，她寫曲，然後讓孩子們唱，她好爭取個機會去當音樂老師。
她本是農場中負責做飯的，體型偏胖，沒有人欣賞她。當音樂老師一直是她的夢想，她一直在努力著。只是這首歌未曾由那些學生唱起，她的音樂夢想也無處實現。
或許孩子們唱了那首歌，會喜歡上她譜寫的旋律，學校的領導聽到了會稍微注意，可是在那個不重視農村教育的地方，語文老師都是湊數的，何需音樂老師呢？
這首歌中蘊藏著的來娣的夢想沒有發芽，不論多少可能性，就此抹殺。對於學生們來講，也是件憾事。
在電影《放牛班的春天》中，馬修老師是一個有音樂才華的助理教師，面對令人惱怒的所謂問題兒童時，他並沒有懲罰，而是將學生們組建成合唱團，教他們歌唱。
孩子們在歌聲中感受到愛與平和。音樂和藝術為他們帶來幸福，馬修老師的關懷更讓他們感受到溫暖，由於歌聲在空氣中飄揚，原本像地獄一樣的死氣沉沉的學校，也變得充滿活力。
教育即生長，也就是發現孩子的天性並使之得到健康生長。馬修發現了莫昂克的音樂天賦，並適時引導，長大後他成為一名出色的音樂家。
《孩子王》的時代沒有高考，孩子們畢業後不需要考學，還是會進行農場勞動，於是孩子的心智啟迪被忽略。教育沒有了目標，也就不能按照正常的軌跡行進。他們將來會成為什麼樣的人，沒有人關心。
“只有兒童集體的豐富多彩、生氣蓬勃的生活，才是使每一個學生的才能開花結果的條件。”為了學習而學習，孩子們的朝氣被泯滅，如何開花結果。阿城筆下所描寫的問題，對教育的刻板，對藝術的忽略，放入今天的環境中，也並不少見。
雅斯貝爾斯寫到“教育的本質意味著：一棵樹搖動一棵樹，一朵雲推動一朵雲，一個靈魂喚醒一個靈魂。”那時的教育管理者，沒有的教育者該有的靈魂，更妄談喚醒另一個靈魂。
3.對待生活的淡然態度，不畏懼，不爭辯
對學生們而言，學習真正有用的知識，接受新鮮的思想，感受思考的快樂，是他們的幸運。但是《棋王》中的老杆兒和《死亡詩社》中的基丁卻迎來同樣的結局，被學校辭退。不管是在教育不被重視的農村初中，還是在教育至上的大學預備校，不在管理者設定好的框架內行事，就不會被認可。即便學生受益，即便學生歡喜，也毫無用處。當教育面對強權，根本沒有討論的空間。
他沒有任何解釋，也沒有任何抗拒。或許在他決定不按教材教書的時候就已經想到會有這樣一天，於是被調回農場不過是早晚的事。
通知他的吳幹事或許心裡愧疚，給他遞過來一支菸，而他只是笑笑說“不會”。其實在小說開篇就交代，他是會吸菸的。拒絕了吳幹事的煙，就等於拒絕了吳幹事的安慰。
內心裡，他不接受規定好的教育方式，他明白自己的力量微弱，改變不了管理者對教育的偏見，也就不屑於與之多言。阿城用一支菸的拒絕，表達了人物既不接受又不表達反抗的心理。
“平生師陋巷，隨處一欣然。”半生坎坷，隨處而安，對待自己無力阻撓的安排，接受便是。
阿城筆下的人物對於生活總是有著那麼淡然的態度，或許這是那個時代的人們面對求學，面對去農村勞動時不得不呈現出的面貌。整個社會環境如此，年輕人經歷著環境的變動，不能保證一世安穩，不能奢望理想成真，面對生活，艱苦承受，踏實過好好每個有太陽的日子。
當知青的時候，幹好自己的一方活計，當老師的時候教好班裡的一群學生，離開一個崗位並不意味著被全盤否定，爭辯也未必有更好的結果，服從與堅守成為最為恰當的處事模式。
《死亡詩社》中，基丁老師離開時，學生們站在課桌上向老師表示敬意；《放牛班的春天》中，馬修離開時有比比諾追隨；只有《孩子王》中的老杆兒，離開學校的時候連個告別也沒有。
書中沒有描寫學生們的反應，老杆兒也未曾要求去見最後一面，他無聲無息離開，就如他突然而至一樣。他為學生們在茫茫黑暗中，撕開一道狹長的裂縫，透進來一絲白日光，通向蒼茫浩瀚，隨後揚長而去。
阿城本人就是在高一時中斷學業去插隊的，故事中的主人公有阿城的影子，也透露阿城關於教育和人性的思考。他的這些思考，放到今天來說，仍是啟迪人心的。
《孩子王》是阿城的一部中篇小說，故事主要講述了當了七年知青的老杆兒因為讀過高中，而被安排當語文老師的過程。與《棋王》不同，這部小說的整個故事是以第一人稱敘述的，“我”不再是看客和敘述者的角色，而成為故事的主人。
1.教育不是整齊劃一，而是靈活多變
主人公老杆兒從插隊的農場到學校報到，他發現這裡的條件並不比農場好多少，教室、辦公室和住處都及其簡陋。
“只見竹笆壁上糊了一層報紙，有的地方已經脫翻下來，一張矮桌靠近竹笆壁，有屜格而無抽屜，底還在，可放書物。桌前的壁上貼了一些畫片，一張年曆已被撕壞……”
從這一段描寫就可以看出，教育條件簡單至極，學生們能接收到何種層次的教育，可想而知。
由於學生們沒有教材，老杆兒把課文抄在黑板上。
小說的故事背景設定在那個動亂的十年，沒有足夠的紙張印製教材，學生們只能抄寫課文，但是印製批評材料的紙張卻從未缺失。阿城對紙張是否真的匱乏的描寫，充滿了諷刺意味。
抄完後，老杆兒才知道，課文裡大多數字孩子們都不認識，雖然他們上到了初三，卻讀不懂這篇故事。他正在困惑時，有學生告訴他該如何教書。
後排一個學生突然大聲說：“你這個老師真不咋樣！沒見過你這麼教書的。該教什麼就教什麼嘛，先教生字，再教劃分段落，再教段落大意，再教主題思想，再教寫作方法。”
書中的學生從小學到大，早了解了語文老師的套路，未必學會多少知識，但是刻板的過程已經深入內心。
語文的意義總是被忽略，好像會說話就會語文，其實語文是伴隨著人一生的課題。正如有學者所言：“語文就是生活，語文就是你這個人。學習語文，就是在塑造自己的靈魂。”
老杆兒讓同學們上前在黑板上劃出不認識的字，他開始從生字教起，後來再也沒有按教材教過書。葉聖陶曾言：“教師並非教書，而是教育學生。”
老杆兒以前從未當過老師，但是他明白學生學知識應該學到用處，而不是跟著教材走。課本是輔助，不是權威。
他讓孩子們練習寫作文，拋開一切規矩，從生活入手，見到什麼、想到什麼就寫什麼。雖然同學們寫得錯誤百出，但是他總能從中找到誇獎學生的地方。學生們學的東西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喜歡他，他被稱為孩子王。
正如《死亡詩社》中的基丁老師，當他到威爾頓學校任教時，被告知要按照教學大綱教書。這是一所貴族學校，以高升學率聞名，教學風格穩重嚴肅，來到這裡的學生理想就是進入名校，但是十七八歲的男孩子們對於學校的管理有很多不滿。基丁老師是學生們的一股春風，他讓學生們撕掉教材，不要按照寫好的內容去理解詩歌，帶學生們在校史樓內感受生和死的意義，在綠茵場上喊出自己的理想，站在講桌上，換個角度看世界。
老杆兒也好，基丁也罷，他們用自己的智慧，真正啟迪著學生。教育不是整齊劃一，而是根據情況靈活多變。有沒有真正從學生的需求和角度去考慮教育的方法，才是衡量教育質量的重要標準。
2.那首未能唱起的歌，藏著無限可能
老杆兒發現隔壁班的孩子們總在下課之前唱歌，於是他也讓自己的孩子們唱歌。他回農場看望朋友，來娣能識譜，會作曲，想讓老杆兒寫詞，她寫曲，然後讓孩子們唱，她好爭取個機會去當音樂老師。
她本是農場中負責做飯的，體型偏胖，沒有人欣賞她。當音樂老師一直是她的夢想，她一直在努力著。只是這首歌未曾由那些學生唱起，她的音樂夢想也無處實現。
或許孩子們唱了那首歌，會喜歡上她譜寫的旋律，學校的領導聽到了會稍微注意，可是在那個不重視農村教育的地方，語文老師都是湊數的，何需音樂老師呢？
這首歌中蘊藏著的來娣的夢想沒有發芽，不論多少可能性，就此抹殺。對於學生們來講，也是件憾事。
在電影《放牛班的春天》中，馬修老師是一個有音樂才華的助理教師，面對令人惱怒的所謂問題兒童時，他並沒有懲罰，而是將學生們組建成合唱團，教他們歌唱。
孩子們在歌聲中感受到愛與平和。音樂和藝術為他們帶來幸福，馬修老師的關懷更讓他們感受到溫暖，由於歌聲在空氣中飄揚，原本像地獄一樣的死氣沉沉的學校，也變得充滿活力。
教育即生長，也就是發現孩子的天性並使之得到健康生長。馬修發現了莫昂克的音樂天賦，並適時引導，長大後他成為一名出色的音樂家。
《孩子王》的時代沒有高考，孩子們畢業後不需要考學，還是會進行農場勞動，於是孩子的心智啟迪被忽略。教育沒有了目標，也就不能按照正常的軌跡行進。他們將來會成為什麼樣的人，沒有人關心。
“只有兒童集體的豐富多彩、生氣蓬勃的生活，才是使每一個學生的才能開花結果的條件。”為了學習而學習，孩子們的朝氣被泯滅，如何開花結果。阿城筆下所描寫的問題，對教育的刻板，對藝術的忽略，放入今天的環境中，也並不少見。
雅斯貝爾斯寫到“教育的本質意味著：一棵樹搖動一棵樹，一朵雲推動一朵雲，一個靈魂喚醒一個靈魂。”那時的教育管理者，沒有的教育者該有的靈魂，更妄談喚醒另一個靈魂。
3.對待生活的淡然態度，不畏懼，不爭辯
對學生們而言，學習真正有用的知識，接受新鮮的思想，感受思考的快樂，是他們的幸運。但是《棋王》中的老杆兒和《死亡詩社》中的基丁卻迎來同樣的結局，被學校辭退。不管是在教育不被重視的農村初中，還是在教育至上的大學預備校，不在管理者設定好的框架內行事，就不會被認可。即便學生受益，即便學生歡喜，也毫無用處。當教育面對強權，根本沒有討論的空間。
他沒有任何解釋，也沒有任何抗拒。或許在他決定不按教材教書的時候就已經想到會有這樣一天，於是被調回農場不過是早晚的事。
通知他的吳幹事或許心裡愧疚，給他遞過來一支菸，而他只是笑笑說“不會”。其實在小說開篇就交代，他是會吸菸的。拒絕了吳幹事的煙，就等於拒絕了吳幹事的安慰。
內心裡，他不接受規定好的教育方式，他明白自己的力量微弱，改變不了管理者對教育的偏見，也就不屑於與之多言。阿城用一支菸的拒絕，表達了人物既不接受又不表達反抗的心理。
“平生師陋巷，隨處一欣然。”半生坎坷，隨處而安，對待自己無力阻撓的安排，接受便是。
阿城筆下的人物對於生活總是有著那麼淡然的態度，或許這是那個時代的人們面對求學，面對去農村勞動時不得不呈現出的面貌。整個社會環境如此，年輕人經歷著環境的變動，不能保證一世安穩，不能奢望理想成真，面對生活，艱苦承受，踏實過好好每個有太陽的日子。
當知青的時候，幹好自己的一方活計，當老師的時候教好班裡的一群學生，離開一個崗位並不意味著被全盤否定，爭辯也未必有更好的結果，服從與堅守成為最為恰當的處事模式。
《死亡詩社》中，基丁老師離開時，學生們站在課桌上向老師表示敬意；《放牛班的春天》中，馬修離開時有比比諾追隨；只有《孩子王》中的老杆兒，離開學校的時候連個告別也沒有。
書中沒有描寫學生們的反應，老杆兒也未曾要求去見最後一面，他無聲無息離開，就如他突然而至一樣。他為學生們在茫茫黑暗中，撕開一道狹長的裂縫，透進來一絲白日光，通向蒼茫浩瀚，隨後揚長而去。
阿城本人就是在高一時中斷學業去插隊的，故事中的主人公有阿城的影子，也透露阿城關於教育和人性的思考。他的這些思考，放到今天來說，仍是啟迪人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