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朝廷作為全國的權力中心，擁有完善的文書工作機構。這些機構借鑑了歷代封建王朝的經驗，以皇帝政務為中心，指揮和控制臣僚，維護國家統治。
由於中央的文書涉及軍國大事，做好保密工作非常重要。清朝對於中央文書的保密工作，從文書機構的設定，到“詔令文書”的保密，再到“題奏文書”的保密，都有一整套完善的保密制度。
下面就從這三個方面對清朝文書的保密制度進行一些簡單的介紹：
中央文書機構就是朝廷專門處理各種詔命、奏章、朝廷指令下達等文書起草、傳達的部門，是皇帝處理政務的核心機構，很多軍國大事的決策都出自於此。
比如康熙九年成立的內閣，雍正七年設立的軍機處，都是清朝中央文書機構。做好這些機構本身的保密工作，對整個文書體系的保密至關重要。
內閣對於傳抄的檔案實行發文監督和承辦監督制度。乾隆三年規定，一個部門收到諭旨，需要在三日內，將收到諭旨的時間，承辦人等資訊記錄成文，蓋上該部的公章，並將此記錄交由內閣存檔。
這樣該部門就有諭旨的原稿，內閣有收到諭旨的詳細記錄存檔，避免了諭旨傳達不到位的情況。收到諭旨的部門，也沒有理由拖拉、延遲執行詔命了，也避免了矇混過關之事，這對提高詔命執行效率有很大的幫助。
雍正時期的軍機處，文書機構保密工作更加完善。為了防止洩密，在軍機處聽候差遣的下人奴婢，都選用十五歲以下不識字的幼童。
京官文職官員三品以上，武職官員二品以上，外官文職督、撫、司道，武職官員提督、總兵以上各大員子弟，均不得充任軍機章京。
軍機處軍機章京辦事處，各部院大小官員不得擅入，其窗前、階下均不得有閒人窺視，文武滿漢大臣俱不準至軍機處同軍機大臣談說事體，違者重處不赦。
道光三十年（1850），軍機大臣祁雋藻擬定了《軍機處章程》，內容大部分與保密工作有關。
總之要做好中央文書的保密工作，首先要確保處理文書的機構做好保密工作。清朝有明確的規章制度，防止別用有心之人，從文書機構部門，竊取皇帝詔命等文書內容。
詔令文書是指從皇帝或者朝廷高層經由皇帝批准，下達給下級官員或者地方政府的詔令。
簡單點說就是皇帝的聖旨或者中央下達的詔令文書，需要做好保密工作，在傳達給受命者之前，不能隨意洩露文書中的內容。
詔令文書根據其性質，可劃分為“明發上諭”和“寄信上諭”。明發諭旨的秘密程度要低一些。
由軍機處頒發的“寄信上諭”，也叫“密諭”、“廷寄”，是為告誡官員、指授兵略、查核政事及責罰等事專門寄某省某人或數人數省的秘密諭旨，它具有秘密和速達的性質。
軍機處承辦諭旨是極其迅速和縝密的，一般從接折、閱折、覲見、請示、草擬、審閱直至謄清，全部過程要在當天完成，次日呈皇帝審閱、交發。
遇有緊要事情，連夜辦理，一兩個時辰即可發出，由此可見軍機處辦事效率之高。
軍機處尤其重視保密，嚴格接交，手續嚴密。諭旨文書收發登記，必畫押存查；個人承辦的事件，不得任意洩露；不經由自己之手辦理的事，不準過問；辦理撰書寄信諭旨，辦理皇帝批改的奏摺及國書等秘密檔案，均須在軍機堂上辦理；其兼理部院稿件，不準到軍機處辦理，本管司員不準到軍機處回事。
凡辦理秘密事件時，軍機大臣指派一兩個章京承旨，在軍機堂上繕寫後，將繕寫清楚的密件密封呈遞，由軍機處進行封發，並鈐蓋軍機處銀印，交兵部捷報處遞送，並將底稿押封存記。
廷寄諭旨，封面書寫收件人姓名者，須交本人拆閱，如本人不在，代理人不得拆閱。寄信密諭，則寫明軍機大臣密寄，交驛站馳送，如有洩露、沉匿、擅自拆閱者，關係軍務的按軍法從事，事關軍需糧餉、調遣兵丁及官員開調參革的處以流罪。
雍正三年（1725）規定：“將洩露密旨者，照洩露軍事秘密治罪”；“朕所降密旨，俱系國家緊要事件。豈不重於軍務，而可輕洩，以貽害乎?嗣後若有此等，一經發覺，該部概照洩露軍機治罪”。
為了確保其交發事件的秘密性，軍機處還建立了催辦和稽查制度。如乾隆朝規定：“軍機處承辦發交的滿漢章京，將逐日所發上諭及摺奏事件，每屆十日匯開一單，交與內閣票籤處並轉交各衙逐一查對，如十日並無遺漏，即於單日註明交回。”
諭旨文書，在行文過程中執行的一整套嚴格的保密制度，對維護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臣僚題奏文書說白了就是大臣寫給皇帝的奏摺，這些文書必須要做好保密工作，否則誰都能看奏摺，要皇帝幹嘛。
清代臣僚上奏公事，採用題本。為了加強題本的保密，明確規定：“凡是秘密及參劾本章，俱著實封進呈。”“一切本章、諮呈檔案，有案事關緊要及緝拿人犯，內外各衙門應密封投遞，各該管官應謹慎辦理，以防洩漏。”
就是說比較重要或者需要秘密進行的奏章，比如彈劾、緝拿犯人這類不能讓更多人知道的奏章，必須封存起來上奏，各部門傳達、投遞也要做好保密工作。
雍正十三年（1735）規定：“通政使司接收各省題本，待送內閣五日後，再將隨本揭帖交提塘官分授各部科，以防書吏傳謄漏洩之弊。”除了揭帖之外，雍正七年（1729）又規定：“內閣本章及各衙門檔案，皆應於正本之外建立一副本，另行收貯，以備查對之用。”副本制度的建立，對於防止奸胥猾吏隱藏改換本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凡由內閣發出的密件題本，由六科登號，以原封送部，並取得承領官收據，附在號簿上，等該部辦理完畢，仍密封送六科，年終由六科交回紅本處收貯。紅本科抄，承辦官應詳細校對，如果校對疏忽，文字有所增漏，罰俸六個月；凡未經批發之本，即抄寫刊刻圖利者，該主管官員失於察覺，罰俸一年；上一級主管監察官員沒有盡到檢查之責者，罰俸六個月。
所有在京各衙門，抄報總由公報房抄發，如有訛傳和洩漏等弊交部治罪。在京各衙門的題奏事件，未給發抄不得互相談論，如有洩漏，將承辦官降一級留任。
如有縝密之件，待科抄到部十日後，方許抄發，如有《邸報》先於部文者，該督撫將提塘官參處；各省報房在京探聽訊息，捏造抄報，其官員革職問罪；地方官不行查拿，罰俸一年。
關於奏章，從書寫、密封、投遞、拆閱到收繳，都制定了一整套嚴密的程式。
臣工上奏摺必須由本人親自書寫，這在康熙朝已成定例。寫好奏章後，還要加上封套，封套上寫上“密奏”，密封之後再裝入折匣，還要用銅鎖把折匣鎖起來，銅鎖的鑰匙只有呈奏人和皇帝各有一把。臣工所上奏摺，皆由皇帝親自拆閱，寫硃批，從不假手於人，也不要任何人參與其事。
清代奏摺的保密制度是十分嚴格的，不得隨便更改。乾隆朝內閣大學士兼軍機大臣和珅，曾傳知各省在上奏摺的同時，要抄一份奏摺稿給軍機處，從而破壞了奏摺的保密制度。嘉慶四年(1799)嘉慶帝將和珅處死，並禁止向軍機處抄送奏稿。
清王朝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中央集權制度得到了高度發展和進一步加強。
在中央文書的保密工作上，清朝廷制定了一整套的保密制度，也有非常嚴格的處罰方案，這有利於清朝廷的中央權力的高度集中。
清代朝廷作為全國的權力中心，擁有完善的文書工作機構。這些機構借鑑了歷代封建王朝的經驗，以皇帝政務為中心，指揮和控制臣僚，維護國家統治。
由於中央的文書涉及軍國大事，做好保密工作非常重要。清朝對於中央文書的保密工作，從文書機構的設定，到“詔令文書”的保密，再到“題奏文書”的保密，都有一整套完善的保密制度。
下面就從這三個方面對清朝文書的保密制度進行一些簡單的介紹：
1、中央文書機構的保密制度中央文書機構就是朝廷專門處理各種詔命、奏章、朝廷指令下達等文書起草、傳達的部門，是皇帝處理政務的核心機構，很多軍國大事的決策都出自於此。
比如康熙九年成立的內閣，雍正七年設立的軍機處，都是清朝中央文書機構。做好這些機構本身的保密工作，對整個文書體系的保密至關重要。
內閣對於傳抄的檔案實行發文監督和承辦監督制度。乾隆三年規定，一個部門收到諭旨，需要在三日內，將收到諭旨的時間，承辦人等資訊記錄成文，蓋上該部的公章，並將此記錄交由內閣存檔。
這樣該部門就有諭旨的原稿，內閣有收到諭旨的詳細記錄存檔，避免了諭旨傳達不到位的情況。收到諭旨的部門，也沒有理由拖拉、延遲執行詔命了，也避免了矇混過關之事，這對提高詔命執行效率有很大的幫助。
雍正時期的軍機處，文書機構保密工作更加完善。為了防止洩密，在軍機處聽候差遣的下人奴婢，都選用十五歲以下不識字的幼童。
京官文職官員三品以上，武職官員二品以上，外官文職督、撫、司道，武職官員提督、總兵以上各大員子弟，均不得充任軍機章京。
軍機處軍機章京辦事處，各部院大小官員不得擅入，其窗前、階下均不得有閒人窺視，文武滿漢大臣俱不準至軍機處同軍機大臣談說事體，違者重處不赦。
道光三十年（1850），軍機大臣祁雋藻擬定了《軍機處章程》，內容大部分與保密工作有關。
總之要做好中央文書的保密工作，首先要確保處理文書的機構做好保密工作。清朝有明確的規章制度，防止別用有心之人，從文書機構部門，竊取皇帝詔命等文書內容。
2、詔令文書的保密制度詔令文書是指從皇帝或者朝廷高層經由皇帝批准，下達給下級官員或者地方政府的詔令。
簡單點說就是皇帝的聖旨或者中央下達的詔令文書，需要做好保密工作，在傳達給受命者之前，不能隨意洩露文書中的內容。
詔令文書根據其性質，可劃分為“明發上諭”和“寄信上諭”。明發諭旨的秘密程度要低一些。
由軍機處頒發的“寄信上諭”，也叫“密諭”、“廷寄”，是為告誡官員、指授兵略、查核政事及責罰等事專門寄某省某人或數人數省的秘密諭旨，它具有秘密和速達的性質。
軍機處承辦諭旨是極其迅速和縝密的，一般從接折、閱折、覲見、請示、草擬、審閱直至謄清，全部過程要在當天完成，次日呈皇帝審閱、交發。
遇有緊要事情，連夜辦理，一兩個時辰即可發出，由此可見軍機處辦事效率之高。
軍機處尤其重視保密，嚴格接交，手續嚴密。諭旨文書收發登記，必畫押存查；個人承辦的事件，不得任意洩露；不經由自己之手辦理的事，不準過問；辦理撰書寄信諭旨，辦理皇帝批改的奏摺及國書等秘密檔案，均須在軍機堂上辦理；其兼理部院稿件，不準到軍機處辦理，本管司員不準到軍機處回事。
凡辦理秘密事件時，軍機大臣指派一兩個章京承旨，在軍機堂上繕寫後，將繕寫清楚的密件密封呈遞，由軍機處進行封發，並鈐蓋軍機處銀印，交兵部捷報處遞送，並將底稿押封存記。
廷寄諭旨，封面書寫收件人姓名者，須交本人拆閱，如本人不在，代理人不得拆閱。寄信密諭，則寫明軍機大臣密寄，交驛站馳送，如有洩露、沉匿、擅自拆閱者，關係軍務的按軍法從事，事關軍需糧餉、調遣兵丁及官員開調參革的處以流罪。
雍正三年（1725）規定：“將洩露密旨者，照洩露軍事秘密治罪”；“朕所降密旨，俱系國家緊要事件。豈不重於軍務，而可輕洩，以貽害乎?嗣後若有此等，一經發覺，該部概照洩露軍機治罪”。
為了確保其交發事件的秘密性，軍機處還建立了催辦和稽查制度。如乾隆朝規定：“軍機處承辦發交的滿漢章京，將逐日所發上諭及摺奏事件，每屆十日匯開一單，交與內閣票籤處並轉交各衙逐一查對，如十日並無遺漏，即於單日註明交回。”
諭旨文書，在行文過程中執行的一整套嚴格的保密制度，對維護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3、臣僚題奏文書的保密制度臣僚題奏文書說白了就是大臣寫給皇帝的奏摺，這些文書必須要做好保密工作，否則誰都能看奏摺，要皇帝幹嘛。
清代臣僚上奏公事，採用題本。為了加強題本的保密，明確規定：“凡是秘密及參劾本章，俱著實封進呈。”“一切本章、諮呈檔案，有案事關緊要及緝拿人犯，內外各衙門應密封投遞，各該管官應謹慎辦理，以防洩漏。”
就是說比較重要或者需要秘密進行的奏章，比如彈劾、緝拿犯人這類不能讓更多人知道的奏章，必須封存起來上奏，各部門傳達、投遞也要做好保密工作。
雍正十三年（1735）規定：“通政使司接收各省題本，待送內閣五日後，再將隨本揭帖交提塘官分授各部科，以防書吏傳謄漏洩之弊。”除了揭帖之外，雍正七年（1729）又規定：“內閣本章及各衙門檔案，皆應於正本之外建立一副本，另行收貯，以備查對之用。”副本制度的建立，對於防止奸胥猾吏隱藏改換本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凡由內閣發出的密件題本，由六科登號，以原封送部，並取得承領官收據，附在號簿上，等該部辦理完畢，仍密封送六科，年終由六科交回紅本處收貯。紅本科抄，承辦官應詳細校對，如果校對疏忽，文字有所增漏，罰俸六個月；凡未經批發之本，即抄寫刊刻圖利者，該主管官員失於察覺，罰俸一年；上一級主管監察官員沒有盡到檢查之責者，罰俸六個月。
所有在京各衙門，抄報總由公報房抄發，如有訛傳和洩漏等弊交部治罪。在京各衙門的題奏事件，未給發抄不得互相談論，如有洩漏，將承辦官降一級留任。
如有縝密之件，待科抄到部十日後，方許抄發，如有《邸報》先於部文者，該督撫將提塘官參處；各省報房在京探聽訊息，捏造抄報，其官員革職問罪；地方官不行查拿，罰俸一年。
關於奏章，從書寫、密封、投遞、拆閱到收繳，都制定了一整套嚴密的程式。
臣工上奏摺必須由本人親自書寫，這在康熙朝已成定例。寫好奏章後，還要加上封套，封套上寫上“密奏”，密封之後再裝入折匣，還要用銅鎖把折匣鎖起來，銅鎖的鑰匙只有呈奏人和皇帝各有一把。臣工所上奏摺，皆由皇帝親自拆閱，寫硃批，從不假手於人，也不要任何人參與其事。
清代奏摺的保密制度是十分嚴格的，不得隨便更改。乾隆朝內閣大學士兼軍機大臣和珅，曾傳知各省在上奏摺的同時，要抄一份奏摺稿給軍機處，從而破壞了奏摺的保密制度。嘉慶四年(1799)嘉慶帝將和珅處死，並禁止向軍機處抄送奏稿。
總而言之清王朝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中央集權制度得到了高度發展和進一步加強。
在中央文書的保密工作上，清朝廷制定了一整套的保密制度，也有非常嚴格的處罰方案，這有利於清朝廷的中央權力的高度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