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也。祖父袁良，通曉《孟氏易》，平帝時被推舉為明經，任太子舍人；建武初，官至成武令。袁安少年時繼承袁良之學，為人嚴肅莊重有威望，受到當地人尊敬。起初任縣功曹，攜帶著檄文見從事，從事透過袁安送信給縣令。袁安說：“公事有郵驛辦理，私下請求則不是功曹所應做的。”推辭而沒有接受，從事因害怕而沒再請求。後他被舉為孝廉，任命為陰平長、任城令，所在之處吏及百姓都敬畏和愛戴他。 永平十三年，楚王英陰謀叛亂，此事交由郡審理。第二年，三府推舉袁安能處理繁雜事務，拜為楚郡太守。此時因劉英所牽連並被逮捕有數千人，顯宗十分憤怒，官府追查十分急迫，因痛苦不堪而自我誣陷的人慘死許多。袁安到郡後，不進官府，先到監獄，審理那些沒有明確證據的犯人，條理之後放出監獄。府中丞掾史都叩頭爭辦，認為阿諛依附反叛之人，在法律上是同罪，因而不同意他的做法。袁安說：“如果有不符合實情的，太守應當受罰，不會牽連你們。”於是分別具體上奏。皇帝醒悟過來，立即回報同意，因此有四百多家得以出獄。一年多以後，徵召為河南尹。政策號令嚴明，然而未曾以貪財罪名審訊人。他常常說：“凡是求官職的人，高則希望當宰相，低則希望當牧守。在聖世禁錮人，尹不忍心做這樣的事。”聽到這些話的人都感激而自我勉勵。袁安在職十年，京城平安無事，他在朝廷名望很高。建初八年，遷太僕。 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北虜已經和親，而南部又去掠奪，北單于說漢欺騙他，謀劃想要侵犯邊境。應該歸還他們的人，以此來安慰他們。”皇帝召百官在朝堂上商議。公卿都說夷狄狡詐，貪心從不滿足，得到我們歸還的人之後，又妄自誇大，因而不能同意。惟獨袁安說：“北虜遣使奉獻和親，有得到邊境人口時，便把他們交給漢，這是表明他們畏懼威嚴，而不是先違反約定。孟雲作為大臣負青邊境，不應對戎狄不守信義，還給他們足以顯示中原物資充足，而使邊境之人得到安定，的確是便利的。”司徒桓虞改變建議而順從袁安。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都恨他們。鄭弘便用大話刺激桓虞說：“各位說應當歸還人口的，都是不忠之人。”桓虞在朝廷上斥責他，第五倫與大鴻臚韋彪都改變了臉色，司隸校尉舉奏，袁安等人都上交印綬謝罪。肅宗下詔回報說：“議而不決，各持己見。凡事議論，凡政策都由眾人決定，表面上和氣從容遇事不置可否，這不是朝廷的福氣。君何必自責而深表歉意？還是請各位收回印綬吧。”皇帝最終聽從了袁安的建議。第二年，代替第五倫為司空。章和元年，代桓虞為司徒。 和帝即位，竇太后掌管朝政，太后兄車騎將軍竇憲北擊匈奴，袁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隗及九卿到朝廷上書勸諫，認為匈奴不犯邊塞，而我們卻興師遠途跋涉，浪費國家財用，到萬里之外去求取功勞，不是為國家考慮的上策。然而每次上書都被扣住不發。宋由害怕，不敢再議，而後各位漸漸停止。惟有袁安與任隗堅持，直至摘下帽子在朝廷上堅決地爭論十幾次。太后不聽，眾人都為他們感到危險恐懼，然而袁安神色自若。竇憲出征之後，他的弟弟衛尉竇篶、執金吾竇景各自專掌大權，公然在京師派門客攔路搶奪百姓財物。竇景又擅自派人乘驛馬發檄文沿邊境各郡，徵發突騎及善於騎射而且有才能勇力的人，漁陽、雁門、上谷三郡各派遣吏部送到竇景的府第。有司害怕，不敢上報。袁安便彈劾竇景擅自調動邊境軍隊，官民不安，二千石不等待符信就接受竇景的檄文，應當受到公開的處罰。又上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諛依附貴戚，沒有緊持氣節，請免去官職追查罪責。這與以前的奏章一樣被扣住沒有迴音。竇憲、竇景等日益驕橫，在名都大郡盡情樹立他們的黨羽，並都向吏人橫徵暴斂，然後相互賄賂，其餘州郡，也都望風而學。袁安與任隗舉奏諸位二千石官吏，另外所牽連被貶職免官的人達四十多人，竇氏十分憤恨。但袁安、任隗平素行為高尚，因此也沒有什麼可用來害他們的。 當時竇憲又出外屯兵武威。第二年，北單于被耿夔打敗，逃到烏孫，塞北地域空曠，北單于的餘部不知歸屬何處。竇憲日益誇耀自己的功勞，想給予北虜恩惠，便上書立投降的左鹿蠡王阿佟為北單于，設中郎將領護，如同南單于舊制。皇帝將此事交給公卿討論，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祿勳耿秉等十人商議後認為可以同意。袁安與任隗上奏，認為“光武招撫南虜，不是說可以永遠安定內地，而是權宜之計，可以抵禦北狄的緣故。如今北部大漢已被平定，應該讓南單于返回北庭，一同率眾投降，不該再立阿佟，以此增加國家費用”。宗正劉方、大司農尹睦贊同袁安的議論。事情上奏之後，沒有及時定下來。袁安害怕竇憲的計謀得以實行，便單獨呈上秘密書信說： 我聽說功業有時難以成就，預見很難；有些事情容易判斷，明確無疑。我認為光武皇帝之所以立南單于的原因，是想要安定南部平定北部的計策，恩惠深厚，因此匈奴安分，邊境安定。孝明皇帝尊奉先帝之意，不敢怠慢，聲威盛大地命令軍將，討伐塞北。到了章和初年，投降的人有十餘萬，有人建議要將他們安置在邊塞，東至遼束，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都認為這樣會失去南單于之心，不可如此，先帝聽從了他們的意見。陛下承襲大業，大量開闢疆域，大將軍出軍遠方進行討伐，席捲北庭，這的確是宣明祖宗的功業，尊崇樹立弘大勳業的行為。應該堅持到底，以成就其初衷。試想南單于屯，他的先父率眾歸順有德之明君，自眾蒙受恩澤以來，四十多年。三位先帝的共同積累，遣留給陛下。陛下完全應該遵循繼續先帝的志向，完成他們的事業。何況屯首先倡議遠大的謀略，征服北虜，半途而廢，另立新投降的人為首領，用一時之計，違背三世的規矩，失信於匈奴，樹立沒有功勞的人。宋由、耿秉實際上知道從前的商議，卻想背棄先前的恩德。言行是君子的關鍵之處，賞罰是治理國家的重要手段。《論語》說：“說話講究忠信，行為講究篤敬，即使到了蠻貊可以行得通。”如今如果對一個屯失信，則百蠻不敢再遵守誓言了。此外烏桓、鮮卑新近殺死北單于，人的本性，大都是畏懼仇人，如今立他的弟弟，那麼二虜就會心壞怨恨。即使像兵與食這樣的國家大事可以廢，信義不能不講。況且漢從前的舊例，每年供給南單于費用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每年七千四百八十萬。如今北庭更加遙遠，費用超過一倍，這是使天下財物耗盡，而不是建立謀策的關鍵。 皇帝下詔讓群臣討論他的建義。袁安又同竇憲相互指責。竇憲險惡急迫專權，言辭驕橫傷人，甚至詆譭袁安，引用光武誅死韓歆、戴涉的事情，但袁安卻始終不動搖。竇憲最終還是立匈奴投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鞬為單于，後來他進行反叛，最終還是像袁安策中所說的那樣。 袁安因天子年幼，外戚專權，因而每次朝會晉見，以及與公卿談論國家大事，沒有不流淚的。從天子到大臣都信賴他。四年春，薨，朝廷感到十分痛惜。數月之後，竇氏勢敗，帝開始親自理政，追思從前參與論壇的人的奸邪或正直，便除袁安子袁賞為郎。下策書免去宋由官職，以尹睦為太尉，劉方為司空。尹睦是河南人，卒於職位上。劉方是平原人，後來受牽連而被免職回家，自殺而亡。 起初，袁安父去世，母親派袁安去尋找埋葬之處，路上遇到三個書生，問袁安去何處，袁安向他們講了原因，書生便指著一處，說“葬在這裡，你們家可以世代當大官”。轉眼之間便不見了，袁安很驚異。於是便將父親埋在書生所指之地，因此好幾代都很興盛。袁安子袁京、袁敞最為知名。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也。祖父袁良，通曉《孟氏易》，平帝時被推舉為明經，任太子舍人；建武初，官至成武令。袁安少年時繼承袁良之學，為人嚴肅莊重有威望，受到當地人尊敬。起初任縣功曹，攜帶著檄文見從事，從事透過袁安送信給縣令。袁安說：“公事有郵驛辦理，私下請求則不是功曹所應做的。”推辭而沒有接受，從事因害怕而沒再請求。後他被舉為孝廉，任命為陰平長、任城令，所在之處吏及百姓都敬畏和愛戴他。 永平十三年，楚王英陰謀叛亂，此事交由郡審理。第二年，三府推舉袁安能處理繁雜事務，拜為楚郡太守。此時因劉英所牽連並被逮捕有數千人，顯宗十分憤怒，官府追查十分急迫，因痛苦不堪而自我誣陷的人慘死許多。袁安到郡後，不進官府，先到監獄，審理那些沒有明確證據的犯人，條理之後放出監獄。府中丞掾史都叩頭爭辦，認為阿諛依附反叛之人，在法律上是同罪，因而不同意他的做法。袁安說：“如果有不符合實情的，太守應當受罰，不會牽連你們。”於是分別具體上奏。皇帝醒悟過來，立即回報同意，因此有四百多家得以出獄。一年多以後，徵召為河南尹。政策號令嚴明，然而未曾以貪財罪名審訊人。他常常說：“凡是求官職的人，高則希望當宰相，低則希望當牧守。在聖世禁錮人，尹不忍心做這樣的事。”聽到這些話的人都感激而自我勉勵。袁安在職十年，京城平安無事，他在朝廷名望很高。建初八年，遷太僕。 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北虜已經和親，而南部又去掠奪，北單于說漢欺騙他，謀劃想要侵犯邊境。應該歸還他們的人，以此來安慰他們。”皇帝召百官在朝堂上商議。公卿都說夷狄狡詐，貪心從不滿足，得到我們歸還的人之後，又妄自誇大，因而不能同意。惟獨袁安說：“北虜遣使奉獻和親，有得到邊境人口時，便把他們交給漢，這是表明他們畏懼威嚴，而不是先違反約定。孟雲作為大臣負青邊境，不應對戎狄不守信義，還給他們足以顯示中原物資充足，而使邊境之人得到安定，的確是便利的。”司徒桓虞改變建議而順從袁安。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都恨他們。鄭弘便用大話刺激桓虞說：“各位說應當歸還人口的，都是不忠之人。”桓虞在朝廷上斥責他，第五倫與大鴻臚韋彪都改變了臉色，司隸校尉舉奏，袁安等人都上交印綬謝罪。肅宗下詔回報說：“議而不決，各持己見。凡事議論，凡政策都由眾人決定，表面上和氣從容遇事不置可否，這不是朝廷的福氣。君何必自責而深表歉意？還是請各位收回印綬吧。”皇帝最終聽從了袁安的建議。第二年，代替第五倫為司空。章和元年，代桓虞為司徒。 和帝即位，竇太后掌管朝政，太后兄車騎將軍竇憲北擊匈奴，袁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隗及九卿到朝廷上書勸諫，認為匈奴不犯邊塞，而我們卻興師遠途跋涉，浪費國家財用，到萬里之外去求取功勞，不是為國家考慮的上策。然而每次上書都被扣住不發。宋由害怕，不敢再議，而後各位漸漸停止。惟有袁安與任隗堅持，直至摘下帽子在朝廷上堅決地爭論十幾次。太后不聽，眾人都為他們感到危險恐懼，然而袁安神色自若。竇憲出征之後，他的弟弟衛尉竇篶、執金吾竇景各自專掌大權，公然在京師派門客攔路搶奪百姓財物。竇景又擅自派人乘驛馬發檄文沿邊境各郡，徵發突騎及善於騎射而且有才能勇力的人，漁陽、雁門、上谷三郡各派遣吏部送到竇景的府第。有司害怕，不敢上報。袁安便彈劾竇景擅自調動邊境軍隊，官民不安，二千石不等待符信就接受竇景的檄文，應當受到公開的處罰。又上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諛依附貴戚，沒有緊持氣節，請免去官職追查罪責。這與以前的奏章一樣被扣住沒有迴音。竇憲、竇景等日益驕橫，在名都大郡盡情樹立他們的黨羽，並都向吏人橫徵暴斂，然後相互賄賂，其餘州郡，也都望風而學。袁安與任隗舉奏諸位二千石官吏，另外所牽連被貶職免官的人達四十多人，竇氏十分憤恨。但袁安、任隗平素行為高尚，因此也沒有什麼可用來害他們的。 當時竇憲又出外屯兵武威。第二年，北單于被耿夔打敗，逃到烏孫，塞北地域空曠，北單于的餘部不知歸屬何處。竇憲日益誇耀自己的功勞，想給予北虜恩惠，便上書立投降的左鹿蠡王阿佟為北單于，設中郎將領護，如同南單于舊制。皇帝將此事交給公卿討論，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祿勳耿秉等十人商議後認為可以同意。袁安與任隗上奏，認為“光武招撫南虜，不是說可以永遠安定內地，而是權宜之計，可以抵禦北狄的緣故。如今北部大漢已被平定，應該讓南單于返回北庭，一同率眾投降，不該再立阿佟，以此增加國家費用”。宗正劉方、大司農尹睦贊同袁安的議論。事情上奏之後，沒有及時定下來。袁安害怕竇憲的計謀得以實行，便單獨呈上秘密書信說： 我聽說功業有時難以成就，預見很難；有些事情容易判斷，明確無疑。我認為光武皇帝之所以立南單于的原因，是想要安定南部平定北部的計策，恩惠深厚，因此匈奴安分，邊境安定。孝明皇帝尊奉先帝之意，不敢怠慢，聲威盛大地命令軍將，討伐塞北。到了章和初年，投降的人有十餘萬，有人建議要將他們安置在邊塞，東至遼束，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都認為這樣會失去南單于之心，不可如此，先帝聽從了他們的意見。陛下承襲大業，大量開闢疆域，大將軍出軍遠方進行討伐，席捲北庭，這的確是宣明祖宗的功業，尊崇樹立弘大勳業的行為。應該堅持到底，以成就其初衷。試想南單于屯，他的先父率眾歸順有德之明君，自眾蒙受恩澤以來，四十多年。三位先帝的共同積累，遣留給陛下。陛下完全應該遵循繼續先帝的志向，完成他們的事業。何況屯首先倡議遠大的謀略，征服北虜，半途而廢，另立新投降的人為首領，用一時之計，違背三世的規矩，失信於匈奴，樹立沒有功勞的人。宋由、耿秉實際上知道從前的商議，卻想背棄先前的恩德。言行是君子的關鍵之處，賞罰是治理國家的重要手段。《論語》說：“說話講究忠信，行為講究篤敬，即使到了蠻貊可以行得通。”如今如果對一個屯失信，則百蠻不敢再遵守誓言了。此外烏桓、鮮卑新近殺死北單于，人的本性，大都是畏懼仇人，如今立他的弟弟，那麼二虜就會心壞怨恨。即使像兵與食這樣的國家大事可以廢，信義不能不講。況且漢從前的舊例，每年供給南單于費用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每年七千四百八十萬。如今北庭更加遙遠，費用超過一倍，這是使天下財物耗盡，而不是建立謀策的關鍵。 皇帝下詔讓群臣討論他的建義。袁安又同竇憲相互指責。竇憲險惡急迫專權，言辭驕橫傷人，甚至詆譭袁安，引用光武誅死韓歆、戴涉的事情，但袁安卻始終不動搖。竇憲最終還是立匈奴投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鞬為單于，後來他進行反叛，最終還是像袁安策中所說的那樣。 袁安因天子年幼，外戚專權，因而每次朝會晉見，以及與公卿談論國家大事，沒有不流淚的。從天子到大臣都信賴他。四年春，薨，朝廷感到十分痛惜。數月之後，竇氏勢敗，帝開始親自理政，追思從前參與論壇的人的奸邪或正直，便除袁安子袁賞為郎。下策書免去宋由官職，以尹睦為太尉，劉方為司空。尹睦是河南人，卒於職位上。劉方是平原人，後來受牽連而被免職回家，自殺而亡。 起初，袁安父去世，母親派袁安去尋找埋葬之處，路上遇到三個書生，問袁安去何處，袁安向他們講了原因，書生便指著一處，說“葬在這裡，你們家可以世代當大官”。轉眼之間便不見了，袁安很驚異。於是便將父親埋在書生所指之地，因此好幾代都很興盛。袁安子袁京、袁敞最為知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