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是1995年，著名旅美作家嚴歌苓創作的長篇小說。主要講的是，一百多年前，中國女子扶桑，在初代華人到美國尋夢的大潮流之中，被拐賣到美國做了妓女。白人少年克里斯，用家長給他的零花錢，定期去唐人街會見扶桑，長時間地欣賞她，繼而保護她。後來克里斯長大成為學者，克服了當時頗為激烈的種族偏見，為不幸的中國妓女辯護。而扶桑所表現出的，超乎常人的愛與寬宥，以弱勢求生存的堅強姿態，也激發著人們深思。克里斯對扶桑的迷戀，既出於文化差異的好奇，又出於戀母情結，其中包含的戀愛和性心理非常複雜。
本質上，這是一個關於民族性格和民族基因的故事，也是一個關於融合共生的故事，不只是簡單地描寫血仇和對立。中華民族的“笨拙，慈憨寡言，對摧殘極度忍耐”的近代基因表觀，在迥異的文化中，產生了令人歎為觀止的社會文化效應。
各種語言版本的《扶桑》
小說藝術價值極高，獲獎頗多，甚至在美國也連年暢銷。最大的特點，在於敘事變化多端，三種人稱繁複切換，可讀性非常強。嚴歌苓曾笑稱，很多導演覺得這部作品根本不需改編，本身就是劇本，拿來就可以用。
高曉松也感言：我特佩服扶桑，無論身份再低微，但是她不賣笑。也特佩服歌苓姐，這麼美麗的一個女人，一點也不憐憫自己，一點也不憐憫筆下的人物，下筆太狠了。
但小說畢竟是藝術，真實的華人移民歷史中，真正的唐人街市井生活是怎樣的呢？
白人有那麼容易愛上底層異族女人嗎？答案顯然不現實。
真實的種族融入，伴隨了太多腥風血雨。
誰會愛上扶桑這樣的女人呢？
清末以來，長江中下游一帶，一直在活躍著龐大的拐賣婦女的綁匪集團。
史料《卞制軍奏議》中記載 “湖北囤賣婦女最為地方之害。有所謂做水活路者，於湖河港汊中停舟以待，遇有婦女誤坐其船，則載之遠揚、無從蹤跡；亦有逼勒本夫嫁賣者，婦女一入其手，遇奸逼嫁，俯首相從則謂之文開銷。或賣為娼妓，或售予洋人”。
“當年陸陸續續被賣到舊金山的姑娘有3000人，和他們有關係的白人男性有2000人。為什麼中國女孩對白人男孩如此有吸引力？”嚴歌苓也曾在書中這樣問自己。
作家很感性。但和古文冰冷的記載對比起來，溫情有餘，立場卻不足。
嚴歌苓是位知識女性，也是90年代初，第五代移民潮中的一員。她的道德感和情感素質，無疑會影響小說人物的態度。她其實是在為人物努力，努力爭取“自我命名”的話語權。
有些諷刺的是，作者所認為的吸引力，在很多其他嚴肅題材裡，叫變態審美。裹腳女性被逼著去學習，各種淫穢下流的舞蹈動作，然後被帶到各色夜總會、娛樂場所、黑市去跳所謂的“小腳舞”，展示中華文明成果“三寸金蓮”，滿足外國部分男人，對中國女人“三寸金蓮”的畸形病態慾望。
故事最後，扶桑和克里斯各自找到婚姻做掩護。但內心深處，卻繼續著他們咫尺天涯心有靈犀的愛情。
好萊塢加中國文藝小說的結局也不過如此。超越歷史種族文化的“普世”愛情，更像是作者一廂情願的想象，缺乏現實的基礎，尤其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早期的歷史現實。即便放到現在，身份懸殊的不同種族產生愛情或婚姻的機率極低。
舊金山唐人街展覽館裡陳列的一位名妓照片（扶桑原型）
現實中的異族融入是如何做到的呢？
華人的歷史總是以悲情為地基，以磨難為樑柱，打造出安身立命的生根地。其間的辛苦和付出，對於每一代在美國打拼的華人，都是顯而易見的冷暖自知。
華人初次登岸，小說中這樣描寫：在一隻只汽船靠岸時，白人們就嗅出了，其背後的戰亂和饑荒。這些逃難來的男女邪教徒（梳長辮子的男人和纏小腳的女人），隨著一望無際的人群，慢慢爬上海岸。白人們意識到大事不好，這是世上最可怕的生命。這些能夠忍受一切的，沉默的黃面孔，將在退讓和謙恭中，無聲無息的開始他們的吞沒。
90年代初期的描寫：作家隨一群華人，走出機場閘口，白人們一樣憂心忡忡的予以注目，警覺和敵意在這一瞬間穿透了100多年的歷史，回到我們雙方的內心。
作者說，我很難把這感覺向你講清。
一百多年前，鴻溝無法跨越，終以一場暴亂呈現：“1871年7月，數以千計的失業工人到舊金山中國城實行暴亂，他們搶殺華人，焚燒住宅和商店。警察花了三天的時間才算平息了暴亂。”
小說中，扶桑在這場暴亂中遭遇性暴力。她從此認清了，自己與克里斯之間，無法跨越的鴻溝。她從對方企圖施與的拯救中，掙扎出來，與臨刑前的唐人街霸主大勇，舉行婚禮。
百年前的種族暴亂，讓扶桑遠離了克里斯。
但90年代初的種族仇視，卻讓嚴歌苓的白人丈夫，更加的保護她。
情況起了微妙的變化，而且無獨有偶。
出生在美國的華裔，陳瑜女士曾任洛杉磯副市長，在她的部落格裡寫到：她1991年剛剛從杜克大學畢業，當時中國正在改革開放。隨著中國經濟地位的提高，她在美國的社會地位一下隨之提高了，中國女人在美國開始受歡迎。要知道，在她青春期時，美華人都認為她是個醜八怪，細長的眯縫眼總是遭人嘲笑，愛情和她無緣。但是90年代後，美華人開始覺得她又漂亮又迷人，單眼皮被認為是異域風情。於是，她不斷地有約會物件。
也許一開始，嚴歌苓一廂情願的認定，華人女孩對白人男孩有吸引力，事實上，說成是金錢的魅力，也未可知。
生存已不再是問題的時候，熔爐作為融化的本質也體現了出來了。
嚴歌苓回憶說，她當年寫《扶桑》時，有一股氣，她因華人被屈辱對待而憤怒。但後來，寫作時就不再憤怒了。她已經放下了，寬容以待這一切。
嚴歌苓和美國老公的結婚照
移民們分叉的時間和永恆的歸宿
博爾赫斯的《小徑分叉的花園》裡寫過，“時間永遠分叉，通向無數的將來。”
真實的人生是平行宇宙，是無數選擇構成的命運。
當年羅斯福總統，用庚子賠款的一部分，在中國辦了留美預備學校，旨在培養新一代華人才。
但是他私下對中國的評價非常刻薄，“我們決不能扮演中國的角色，要是我們重蹈中國的覆轍，自滿自足，貪圖自己疆域內的安寧享樂，對外部事務毫無興趣，整天忙於滿足肉體暫時的慾望，那麼毫無疑問，總有一天我們會突然面對，中國今天已經出現的這一事實：畏懼戰爭、閉關鎖國、貪圖安寧享樂的民族，在其他好戰、愛冒險民族的進攻面前，肯定是要衰敗的。”
設想，如果大勇有幸，在年少的時候能夠進入這樣的預備學校，應該會成為更大的英雄。能夠挽救更多的扶桑，庇護更多的勞工，而非只是在唐人街稱霸行俠。殺人無數的大勇，內心本質還是中國最傳統的大老爺兒們，最想要的歸宿，無非還是那個，遠在家鄉未曾謀面的妻子。只要她還在，他就回的去，洗淨罪名得以重生，便有一處踏實日子。
從某種意義上講，羅斯福總統確實也說中了一部分，每個華人內心深處，只願守護一方內心安寧。
這也是我們熟悉的文化。
小說安排的結局是，扶桑抱著大勇的骨灰盒，迴歸中國。按照大勇意願，骨灰一半撒大海，一半撒進母親的墳冢裡。
作者最後，也盡力給老年的扶桑和克里斯，進行了各種可能的描繪，其實也是想獲得一種世俗意義上的圓滿，他們不一定要在一起，但一定要有個歸屬。
《扶桑》藉助“一百多部史書”記載的華人歷史“史料”，形成一種話語權威，令讀者直達作者的道德、政治和文化隱喻。展開的一百二十年中西文化衝突的描述，使作品的歷史探究、現實思省與價值判斷昭然若揭。
扶桑》是1995年，著名旅美作家嚴歌苓創作的長篇小說。主要講的是，一百多年前，中國女子扶桑，在初代華人到美國尋夢的大潮流之中，被拐賣到美國做了妓女。白人少年克里斯，用家長給他的零花錢，定期去唐人街會見扶桑，長時間地欣賞她，繼而保護她。後來克里斯長大成為學者，克服了當時頗為激烈的種族偏見，為不幸的中國妓女辯護。而扶桑所表現出的，超乎常人的愛與寬宥，以弱勢求生存的堅強姿態，也激發著人們深思。克里斯對扶桑的迷戀，既出於文化差異的好奇，又出於戀母情結，其中包含的戀愛和性心理非常複雜。
本質上，這是一個關於民族性格和民族基因的故事，也是一個關於融合共生的故事，不只是簡單地描寫血仇和對立。中華民族的“笨拙，慈憨寡言，對摧殘極度忍耐”的近代基因表觀，在迥異的文化中，產生了令人歎為觀止的社會文化效應。
各種語言版本的《扶桑》
小說藝術價值極高，獲獎頗多，甚至在美國也連年暢銷。最大的特點，在於敘事變化多端，三種人稱繁複切換，可讀性非常強。嚴歌苓曾笑稱，很多導演覺得這部作品根本不需改編，本身就是劇本，拿來就可以用。
高曉松也感言：我特佩服扶桑，無論身份再低微，但是她不賣笑。也特佩服歌苓姐，這麼美麗的一個女人，一點也不憐憫自己，一點也不憐憫筆下的人物，下筆太狠了。
但小說畢竟是藝術，真實的華人移民歷史中，真正的唐人街市井生活是怎樣的呢？
白人有那麼容易愛上底層異族女人嗎？答案顯然不現實。
真實的種族融入，伴隨了太多腥風血雨。
誰會愛上扶桑這樣的女人呢？
清末以來，長江中下游一帶，一直在活躍著龐大的拐賣婦女的綁匪集團。
史料《卞制軍奏議》中記載 “湖北囤賣婦女最為地方之害。有所謂做水活路者，於湖河港汊中停舟以待，遇有婦女誤坐其船，則載之遠揚、無從蹤跡；亦有逼勒本夫嫁賣者，婦女一入其手，遇奸逼嫁，俯首相從則謂之文開銷。或賣為娼妓，或售予洋人”。
“當年陸陸續續被賣到舊金山的姑娘有3000人，和他們有關係的白人男性有2000人。為什麼中國女孩對白人男孩如此有吸引力？”嚴歌苓也曾在書中這樣問自己。
作家很感性。但和古文冰冷的記載對比起來，溫情有餘，立場卻不足。
嚴歌苓是位知識女性，也是90年代初，第五代移民潮中的一員。她的道德感和情感素質，無疑會影響小說人物的態度。她其實是在為人物努力，努力爭取“自我命名”的話語權。
有些諷刺的是，作者所認為的吸引力，在很多其他嚴肅題材裡，叫變態審美。裹腳女性被逼著去學習，各種淫穢下流的舞蹈動作，然後被帶到各色夜總會、娛樂場所、黑市去跳所謂的“小腳舞”，展示中華文明成果“三寸金蓮”，滿足外國部分男人，對中國女人“三寸金蓮”的畸形病態慾望。
故事最後，扶桑和克里斯各自找到婚姻做掩護。但內心深處，卻繼續著他們咫尺天涯心有靈犀的愛情。
好萊塢加中國文藝小說的結局也不過如此。超越歷史種族文化的“普世”愛情，更像是作者一廂情願的想象，缺乏現實的基礎，尤其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早期的歷史現實。即便放到現在，身份懸殊的不同種族產生愛情或婚姻的機率極低。
舊金山唐人街展覽館裡陳列的一位名妓照片（扶桑原型）
現實中的異族融入是如何做到的呢？
華人的歷史總是以悲情為地基，以磨難為樑柱，打造出安身立命的生根地。其間的辛苦和付出，對於每一代在美國打拼的華人，都是顯而易見的冷暖自知。
華人初次登岸，小說中這樣描寫：在一隻只汽船靠岸時，白人們就嗅出了，其背後的戰亂和饑荒。這些逃難來的男女邪教徒（梳長辮子的男人和纏小腳的女人），隨著一望無際的人群，慢慢爬上海岸。白人們意識到大事不好，這是世上最可怕的生命。這些能夠忍受一切的，沉默的黃面孔，將在退讓和謙恭中，無聲無息的開始他們的吞沒。
90年代初期的描寫：作家隨一群華人，走出機場閘口，白人們一樣憂心忡忡的予以注目，警覺和敵意在這一瞬間穿透了100多年的歷史，回到我們雙方的內心。
作者說，我很難把這感覺向你講清。
一百多年前，鴻溝無法跨越，終以一場暴亂呈現：“1871年7月，數以千計的失業工人到舊金山中國城實行暴亂，他們搶殺華人，焚燒住宅和商店。警察花了三天的時間才算平息了暴亂。”
小說中，扶桑在這場暴亂中遭遇性暴力。她從此認清了，自己與克里斯之間，無法跨越的鴻溝。她從對方企圖施與的拯救中，掙扎出來，與臨刑前的唐人街霸主大勇，舉行婚禮。
百年前的種族暴亂，讓扶桑遠離了克里斯。
但90年代初的種族仇視，卻讓嚴歌苓的白人丈夫，更加的保護她。
情況起了微妙的變化，而且無獨有偶。
出生在美國的華裔，陳瑜女士曾任洛杉磯副市長，在她的部落格裡寫到：她1991年剛剛從杜克大學畢業，當時中國正在改革開放。隨著中國經濟地位的提高，她在美國的社會地位一下隨之提高了，中國女人在美國開始受歡迎。要知道，在她青春期時，美華人都認為她是個醜八怪，細長的眯縫眼總是遭人嘲笑，愛情和她無緣。但是90年代後，美華人開始覺得她又漂亮又迷人，單眼皮被認為是異域風情。於是，她不斷地有約會物件。
也許一開始，嚴歌苓一廂情願的認定，華人女孩對白人男孩有吸引力，事實上，說成是金錢的魅力，也未可知。
生存已不再是問題的時候，熔爐作為融化的本質也體現了出來了。
嚴歌苓回憶說，她當年寫《扶桑》時，有一股氣，她因華人被屈辱對待而憤怒。但後來，寫作時就不再憤怒了。她已經放下了，寬容以待這一切。
嚴歌苓和美國老公的結婚照
移民們分叉的時間和永恆的歸宿
博爾赫斯的《小徑分叉的花園》裡寫過，“時間永遠分叉，通向無數的將來。”
真實的人生是平行宇宙，是無數選擇構成的命運。
當年羅斯福總統，用庚子賠款的一部分，在中國辦了留美預備學校，旨在培養新一代華人才。
但是他私下對中國的評價非常刻薄，“我們決不能扮演中國的角色，要是我們重蹈中國的覆轍，自滿自足，貪圖自己疆域內的安寧享樂，對外部事務毫無興趣，整天忙於滿足肉體暫時的慾望，那麼毫無疑問，總有一天我們會突然面對，中國今天已經出現的這一事實：畏懼戰爭、閉關鎖國、貪圖安寧享樂的民族，在其他好戰、愛冒險民族的進攻面前，肯定是要衰敗的。”
設想，如果大勇有幸，在年少的時候能夠進入這樣的預備學校，應該會成為更大的英雄。能夠挽救更多的扶桑，庇護更多的勞工，而非只是在唐人街稱霸行俠。殺人無數的大勇，內心本質還是中國最傳統的大老爺兒們，最想要的歸宿，無非還是那個，遠在家鄉未曾謀面的妻子。只要她還在，他就回的去，洗淨罪名得以重生，便有一處踏實日子。
從某種意義上講，羅斯福總統確實也說中了一部分，每個華人內心深處，只願守護一方內心安寧。
這也是我們熟悉的文化。
小說安排的結局是，扶桑抱著大勇的骨灰盒，迴歸中國。按照大勇意願，骨灰一半撒大海，一半撒進母親的墳冢裡。
作者最後，也盡力給老年的扶桑和克里斯，進行了各種可能的描繪，其實也是想獲得一種世俗意義上的圓滿，他們不一定要在一起，但一定要有個歸屬。
《扶桑》藉助“一百多部史書”記載的華人歷史“史料”，形成一種話語權威，令讀者直達作者的道德、政治和文化隱喻。展開的一百二十年中西文化衝突的描述，使作品的歷史探究、現實思省與價值判斷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