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隊在華中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大理二中校長唐浩天與黨政辦公室主任何紅康的陪同下先後參觀走訪了大理二中、華師西遷紀念館、大慈寺、蒼逸圖書館、嚴家大院這些和華中大學西遷歷史相關的地方。
一座“華中大學西遷紀念碑”正坐落於大理二中校內。何紅康介紹到，大理二中前身私立五臺中學，1938年由董澄農、嚴燮成、楊顯成等12人發起，社會各界集資建校。1939年五臺中學即將開班招生之際，華中師範大學前身華中大學正在昆明尋找遷校地址，在當地鄉紳嚴子珍等人的支援下，華中大學師生遷往喜洲。華中大學西遷喜洲正為五臺中學創辦提供了一個契機，華中大學的師生則為新生的五臺中學貢獻了豐厚的師資力量，擔任了五臺中學半數以上的課程。
“歷年來，有非常多的華大校友在此碑前相擁抹淚，都是對母校的深深思念。”何紅康近年來致力於研究華中大學西遷歷史及大理二中校史，提及華師與大理二中的情誼，他感懷十分。
2017年11月由大理旅遊度假區管委會、喜洲鎮政府籌建的華中大學西遷紀念館，真實還原和生動展示了華中師範大學的前身——華中大學遷入大理喜洲辦學這段珍貴而難忘的歷史。華中大學曾以大慈寺、奇觀堂、張公祠等寺廟、宗祠作校舍，紀念館內豐富的史料和圖片再現了華中大學在大慈寺辦學生活的點點滴滴。展廳內儲存著華大遷走後為五臺中學留下的大量生物標本、華大在喜洲辦學期間學生創辦的校刊雜誌等影印件，更有部分展廳生動還原了華中大學當時的教室、宿舍條件。
值得一提的是，教室內播放的模仿教學過程的錄音是由現在的華中師範大學學生所錄，“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朗朗書聲迴盪，在戰亂中堅守教育一線的華大精神彷彿至今猶在。
站在華大舊址的“文明”牌匾下，何紅康感慨道，華大的到來不僅解決當時五臺中學的師資問題，更把先進的科學文化帶來了喜洲，從當年的五臺中學走出了許多優秀人才。據不完全統計，現在光是喜洲籍在外獲得正高職稱的專業技術人員就有四百多人，“要知道當年的喜洲人口不過一萬多，所以說喜洲被譽為‘四百教授一故鄉’，名不虛傳。”
“一人富足，資助公益”——喜洲儒商風骨經久不衰
實踐隊沿喜洲古鎮街一路來到鎮中心四方街，嚴家大院的舊宅門森嚴，被周遭的煙火氣一燻、來往遊客的笑鬧一染，便又在今天漸漸復甦。
嚴家大院是喜洲當地鄉紳嚴子珍所建豪宅，現存四院，多為白族傳統“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建築形式，還另有一棟西式洋房。今天的嚴家大院博物館儲存了大院本身的規制和房間佈局，還原了大院本身的風貌，木質結構的門窗、遊廊、吊頂得到了較好的保護，精美的雕花和彩繪清晰可見。然而，據嚴家第二十代後人嚴學侯稱，至今大院已被農戶民居佔去部分，文革時期則被用於生產隊等辦公場所，確有不少損毀，如今僅能從有限的遺存中一窺往日的風光無限。
大院中議事堂和書房格外惹眼，後者可見嚴家對於後代教育的高度重視，雖為商人，亦以詩書傳家，嚴家後代雖未能延續永昌號輝煌，放棄了經商之路，但在學識和職業上各有成就。前者是嚴子珍當年經營永昌號時期集會議事的場所，在這裡許多重要的決策誕生，尤其是嚴子珍身為“儒商”，頗“富於公共之觀念”，熱心地方公共事業，曾捐款作抗日軍餉、修築堤壩、資助當地實業、建醫院、辦學校，喜洲小學、私立五臺中學、蒼逸圖書館均為他資助創辦。
抗日戰爭時期華師西遷昆明，也是在嚴子珍的大力扶持之下在喜洲紮根，得以度過八年艱難而充實的戰爭歲月。嚴子珍儒商風骨，可用白族民間讚語“公德心”概之，正所謂“盡力於社會事業未已也。如興學校、治道路、施醫藥，及其他義舉，皆慨然倡捐，而獨任其難”。“華中大學來了以後，喜洲的風氣就不一樣了，誰能想到一個小小的鎮子，居然走來了一所大學，來了這麼多的人才”，嚴學侯說，華中大學的到來，更開啟了喜洲高等教育的先河，從此之後，喜洲鄉紳捐資助學蔚然成風，前述“四百教授一故鄉”，離不開以嚴子珍為代表的喜洲儒商們打下的物質基礎。
時至今日，嚴家宗祠仍香火不斷。8月26日，恰逢一年一度嚴家後代家族集會，祭祀宗祖。實踐隊有幸採訪到了集會發起人嚴學侯老先生。嚴學侯表示，每年的集會少則三百餘人，多則二百餘人，嚴家子孫從中國乃至世界各地回到喜洲古鎮，嚴學侯無不驕傲的說到，到場的許多嚴家子孫對於社會各有貢獻，在各行各業裡大放異彩。嚴家對於宗族觀念的堅守，不僅溝通血緣親情，更傳承著嚴家祖先的風骨美德。
所謂傳承，絕非一紙空談，嚴學侯所住嚴家民居樓上所掛牌匾分外惹眼——“熱心公益”。嚴學侯解釋道，當年史城聚真經會在資金困難之時，曾為他們安排排練地點，服裝道具則是由他自費捐贈的，故而喜洲村民委員會和史城聚真經會同贈此匾。除此之外，他還曾捐助喜洲小學課桌椅、捐資維修嚴家宗祠等，多年來累積捐資30餘萬元，曾被中共喜洲鎮委員會、喜洲鎮人民政府授予熱心公益事業獎牌、大理市人民政府授予捐資助學獎牌。
“捐資助教、解決社會就業問題、積極探索大理旅遊新出路、盡其所能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們”，身為嚴家後人，嚴學侯用實際行動傳承著嚴氏先人樂善好施的美德，富裕不忘社會，正所謂“一人富足，資助公益”，此德行百年相承，在喜洲古鎮上久久傳揚。
“涉世溫和”——古鎮傳統文化溫故知新
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在他的《滇行短記》中有一段這樣的描述：“喜洲鎮卻是個奇蹟。我想不起，在國內什麼偏僻的地方，見過這麼體面的市鎮。”
清晨的喜洲街道，一匹匹馬被牽出家門，在路邊稍事歇息，便被套上馬鞍，紛紛趕往古鎮各處。馬車披蓋垂幔，鈴聲叮咚響徹古鎮大街小巷，眾多馬蹄踏在石板路上的脆響不絕於耳。
這是馬車伕王師傅駕著他的“老夥計”穿梭在古鎮的第二年，但王師傅表示，“馬”之於喜洲的意義不僅只是一個運載遊客的交通工具。百年前的喜洲商業繁榮成燎原之勢，商路綿延直至緬印地區，如此高批次的貨運全靠當地的“馬幫”，直到八年前的喜洲，“馬”仍然是主要的交通工具，“那時的馬路是真正的‘馬路’”，王師傅笑道。
現如今，喜洲尚有八十餘名馬車伕。王師傅還記得自己買回的這匹馬生性很野，全靠訓練。他說，只有經過訓練的馬才會禮讓行人、等待紅綠燈並學會“倒車”這些指令。
儘管街上馬匹往來翕忽，卻也不見馬糞，因為車伕們都會細心地統一收集處理好；偶爾遇到堵車，車伕輕拍馬背，馬兒則會停下馬蹄，也是候車隊伍中的一員；車伕們間或到路邊採幾把野草，犒勞奔忙的馬兒，“這種草馬吃了身體好，就和咱們人吃中藥裡面的魚腥草似的”……
喜洲的馬運文化一路奔波至今，躉躉馬蹄已是這個小鎮的一種語言。
和其它以旅遊業帶動生產發展的古鎮一樣，在商業化的生活方式沿革上，喜洲亦不例外。但它和它沿襲至今的傳統文化也從未輕易讓步。
大街小巷裡，琳琅滿目的商品和遊客，是近幾年來喜洲的新生。而在實踐隊的鏡頭中，記錄最多的則是這座古鎮徘徊於傳統與新生文化間的人物風俗。穿白族服飾的老人揹著揹簍路過，消失在深巷轉角；本主廟中敬香的老人，虔誠地禮拜；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白族三盞茶“頭苦二甜三回味”的香氣，伴著“繞三靈”的節奏氤氳在空氣中；華大西遷後，化學系改進的藍靛提取技術發揚光大，隨處可見精美的扎染藝術布料和服飾……
喜洲人、白族人的淳樸執著，不因旅遊經濟的發展而輕易變質。入世而不一味世故，發展而不忘傳統，正如嚴家大院中一塊匾額所寫——“涉世溫和”，這座古鎮，卻是老舍先生筆下的那個“奇蹟”。
實踐隊在華中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大理二中校長唐浩天與黨政辦公室主任何紅康的陪同下先後參觀走訪了大理二中、華師西遷紀念館、大慈寺、蒼逸圖書館、嚴家大院這些和華中大學西遷歷史相關的地方。
一座“華中大學西遷紀念碑”正坐落於大理二中校內。何紅康介紹到，大理二中前身私立五臺中學，1938年由董澄農、嚴燮成、楊顯成等12人發起，社會各界集資建校。1939年五臺中學即將開班招生之際，華中師範大學前身華中大學正在昆明尋找遷校地址，在當地鄉紳嚴子珍等人的支援下，華中大學師生遷往喜洲。華中大學西遷喜洲正為五臺中學創辦提供了一個契機，華中大學的師生則為新生的五臺中學貢獻了豐厚的師資力量，擔任了五臺中學半數以上的課程。
“歷年來，有非常多的華大校友在此碑前相擁抹淚，都是對母校的深深思念。”何紅康近年來致力於研究華中大學西遷歷史及大理二中校史，提及華師與大理二中的情誼，他感懷十分。
2017年11月由大理旅遊度假區管委會、喜洲鎮政府籌建的華中大學西遷紀念館，真實還原和生動展示了華中師範大學的前身——華中大學遷入大理喜洲辦學這段珍貴而難忘的歷史。華中大學曾以大慈寺、奇觀堂、張公祠等寺廟、宗祠作校舍，紀念館內豐富的史料和圖片再現了華中大學在大慈寺辦學生活的點點滴滴。展廳內儲存著華大遷走後為五臺中學留下的大量生物標本、華大在喜洲辦學期間學生創辦的校刊雜誌等影印件，更有部分展廳生動還原了華中大學當時的教室、宿舍條件。
值得一提的是，教室內播放的模仿教學過程的錄音是由現在的華中師範大學學生所錄，“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朗朗書聲迴盪，在戰亂中堅守教育一線的華大精神彷彿至今猶在。
站在華大舊址的“文明”牌匾下，何紅康感慨道，華大的到來不僅解決當時五臺中學的師資問題，更把先進的科學文化帶來了喜洲，從當年的五臺中學走出了許多優秀人才。據不完全統計，現在光是喜洲籍在外獲得正高職稱的專業技術人員就有四百多人，“要知道當年的喜洲人口不過一萬多，所以說喜洲被譽為‘四百教授一故鄉’，名不虛傳。”
“一人富足，資助公益”——喜洲儒商風骨經久不衰
實踐隊沿喜洲古鎮街一路來到鎮中心四方街，嚴家大院的舊宅門森嚴，被周遭的煙火氣一燻、來往遊客的笑鬧一染，便又在今天漸漸復甦。
嚴家大院是喜洲當地鄉紳嚴子珍所建豪宅，現存四院，多為白族傳統“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建築形式，還另有一棟西式洋房。今天的嚴家大院博物館儲存了大院本身的規制和房間佈局，還原了大院本身的風貌，木質結構的門窗、遊廊、吊頂得到了較好的保護，精美的雕花和彩繪清晰可見。然而，據嚴家第二十代後人嚴學侯稱，至今大院已被農戶民居佔去部分，文革時期則被用於生產隊等辦公場所，確有不少損毀，如今僅能從有限的遺存中一窺往日的風光無限。
大院中議事堂和書房格外惹眼，後者可見嚴家對於後代教育的高度重視，雖為商人，亦以詩書傳家，嚴家後代雖未能延續永昌號輝煌，放棄了經商之路，但在學識和職業上各有成就。前者是嚴子珍當年經營永昌號時期集會議事的場所，在這裡許多重要的決策誕生，尤其是嚴子珍身為“儒商”，頗“富於公共之觀念”，熱心地方公共事業，曾捐款作抗日軍餉、修築堤壩、資助當地實業、建醫院、辦學校，喜洲小學、私立五臺中學、蒼逸圖書館均為他資助創辦。
抗日戰爭時期華師西遷昆明，也是在嚴子珍的大力扶持之下在喜洲紮根，得以度過八年艱難而充實的戰爭歲月。嚴子珍儒商風骨，可用白族民間讚語“公德心”概之，正所謂“盡力於社會事業未已也。如興學校、治道路、施醫藥，及其他義舉，皆慨然倡捐，而獨任其難”。“華中大學來了以後，喜洲的風氣就不一樣了，誰能想到一個小小的鎮子，居然走來了一所大學，來了這麼多的人才”，嚴學侯說，華中大學的到來，更開啟了喜洲高等教育的先河，從此之後，喜洲鄉紳捐資助學蔚然成風，前述“四百教授一故鄉”，離不開以嚴子珍為代表的喜洲儒商們打下的物質基礎。
時至今日，嚴家宗祠仍香火不斷。8月26日，恰逢一年一度嚴家後代家族集會，祭祀宗祖。實踐隊有幸採訪到了集會發起人嚴學侯老先生。嚴學侯表示，每年的集會少則三百餘人，多則二百餘人，嚴家子孫從中國乃至世界各地回到喜洲古鎮，嚴學侯無不驕傲的說到，到場的許多嚴家子孫對於社會各有貢獻，在各行各業裡大放異彩。嚴家對於宗族觀念的堅守，不僅溝通血緣親情，更傳承著嚴家祖先的風骨美德。
所謂傳承，絕非一紙空談，嚴學侯所住嚴家民居樓上所掛牌匾分外惹眼——“熱心公益”。嚴學侯解釋道，當年史城聚真經會在資金困難之時，曾為他們安排排練地點，服裝道具則是由他自費捐贈的，故而喜洲村民委員會和史城聚真經會同贈此匾。除此之外，他還曾捐助喜洲小學課桌椅、捐資維修嚴家宗祠等，多年來累積捐資30餘萬元，曾被中共喜洲鎮委員會、喜洲鎮人民政府授予熱心公益事業獎牌、大理市人民政府授予捐資助學獎牌。
“捐資助教、解決社會就業問題、積極探索大理旅遊新出路、盡其所能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們”，身為嚴家後人，嚴學侯用實際行動傳承著嚴氏先人樂善好施的美德，富裕不忘社會，正所謂“一人富足，資助公益”，此德行百年相承，在喜洲古鎮上久久傳揚。
“涉世溫和”——古鎮傳統文化溫故知新
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在他的《滇行短記》中有一段這樣的描述：“喜洲鎮卻是個奇蹟。我想不起，在國內什麼偏僻的地方，見過這麼體面的市鎮。”
清晨的喜洲街道，一匹匹馬被牽出家門，在路邊稍事歇息，便被套上馬鞍，紛紛趕往古鎮各處。馬車披蓋垂幔，鈴聲叮咚響徹古鎮大街小巷，眾多馬蹄踏在石板路上的脆響不絕於耳。
這是馬車伕王師傅駕著他的“老夥計”穿梭在古鎮的第二年，但王師傅表示，“馬”之於喜洲的意義不僅只是一個運載遊客的交通工具。百年前的喜洲商業繁榮成燎原之勢，商路綿延直至緬印地區，如此高批次的貨運全靠當地的“馬幫”，直到八年前的喜洲，“馬”仍然是主要的交通工具，“那時的馬路是真正的‘馬路’”，王師傅笑道。
現如今，喜洲尚有八十餘名馬車伕。王師傅還記得自己買回的這匹馬生性很野，全靠訓練。他說，只有經過訓練的馬才會禮讓行人、等待紅綠燈並學會“倒車”這些指令。
儘管街上馬匹往來翕忽，卻也不見馬糞，因為車伕們都會細心地統一收集處理好；偶爾遇到堵車，車伕輕拍馬背，馬兒則會停下馬蹄，也是候車隊伍中的一員；車伕們間或到路邊採幾把野草，犒勞奔忙的馬兒，“這種草馬吃了身體好，就和咱們人吃中藥裡面的魚腥草似的”……
喜洲的馬運文化一路奔波至今，躉躉馬蹄已是這個小鎮的一種語言。
和其它以旅遊業帶動生產發展的古鎮一樣，在商業化的生活方式沿革上，喜洲亦不例外。但它和它沿襲至今的傳統文化也從未輕易讓步。
大街小巷裡，琳琅滿目的商品和遊客，是近幾年來喜洲的新生。而在實踐隊的鏡頭中，記錄最多的則是這座古鎮徘徊於傳統與新生文化間的人物風俗。穿白族服飾的老人揹著揹簍路過，消失在深巷轉角；本主廟中敬香的老人，虔誠地禮拜；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白族三盞茶“頭苦二甜三回味”的香氣，伴著“繞三靈”的節奏氤氳在空氣中；華大西遷後，化學系改進的藍靛提取技術發揚光大，隨處可見精美的扎染藝術布料和服飾……
喜洲人、白族人的淳樸執著，不因旅遊經濟的發展而輕易變質。入世而不一味世故，發展而不忘傳統，正如嚴家大院中一塊匾額所寫——“涉世溫和”，這座古鎮，卻是老舍先生筆下的那個“奇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