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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林長風

    宋孝宗一生的理想就是北伐中原,收復失地,王夫之說他是“怨不可旦夕忘,時不可遷延失”,已到了心心念唸的地步。

    然而,外部條件和內部條件都註定了他的理想不可能實現。

    外逢金國的金世宗即位,國定民安,無懈可擊

    其實,當金世宗完顏雍取代了海陵王完顏亮,成為金國皇帝之初,金國正是內憂外患,面臨著三大棘手的問題:其一,侵宋戰爭失敗的穩妥善後;其二,中央皇權的順利過渡;其三,各地起義的及時平定。

    在這三個問題上,金世宗以穩健的政策處理,逐漸穩固了他的統治地位。比如,金世宗沒有采取殺戮異己、排斥政敵的做法,而是實行了既往不咎、相容幷包的政策,一大批文武官員被世宗所爭取,實現了中央政權的平穩過渡。

    世宗推行與民休息的政策,選賢治吏,輕賦重農,尊崇儒學。大定二年,他把來自中原參加南征的步軍都遣返回家;同時派官員到漢人起義密集的山東地區,招撫正隆時期因苛重的兵役和勞役鋌而走險的農民,只要及時歸農,罪名一律赦免。

    在金世宗的治理下,金國國庫充盈,人民生活富裕,實現了“大定盛世”的繁榮鼎盛局面,金世宗甚至被後世稱為“小堯舜”。此稱號雖然過贊,但也從一定程度上說明了金國此時政局穩定,財政充裕,戰備嚴整,無懈可擊。

    宋廷內部關於戰與和的意見有分歧,雙方爭鬥不下

    南宋一朝,內部關於對金主戰和主和的意見一直相持不下,宋高宗時如此,宋孝宗時依然如此。從孝宗時期幾個重要位置人選的變化上,便可以看得出來。

    宋高宗退位前,南宋對金剛剛取得了採石磯大捷,一時間主戰派聲勢壯大,高宗不得不啟用主戰派的代表張浚,讓他出判建康府。孝宗繼位後,立即召張浚入京,任命他為江淮宣撫使。不久又任命張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史浩升為右相,當時左相是陳康伯。

    史浩是孝宗潛邸老師,但在對金問題上,他卻是個安於現狀的主和派,對孝宗銳意北伐始終持反對態度,他並不是個像秦檜那樣的賣國賊,而是認為“若中原真有豪傑卻不能亡金,正證明金人統治的穩固,未可貿然出兵。”

    陳康伯卻是一個堅定的主戰派,然而之後不久符離之戰宋軍潰敗,主和派聲勢又佔了上風,開始一齊彈劾陳康伯,陳康伯不得已請求罷官回鄉並推薦張浚為相。但孝宗迫於壓力,不得不啟用主和派的湯思退為右相。張浚也被降為江淮宣撫使,但仍掌握兵權。

    為了對抗主和派,孝宗同時讓主戰的張燾、辛次膺和王十朋等相繼出朝,並在兩個月後升任湯思退為左相兼樞密使,張浚也升任右相兼樞密使,同時恢復了張浚都督江淮軍馬的職務。

    張浚在江淮招攬兵馬,增修工事,填補戰艦,隨時準備北伐。但湯思退及其同黨百般攻擊張浚,誣衊他“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孝宗最終屈從了主和派的壓力,解除了張浚的職務。四個月後,張浚死在離京途中,遺囑說:“我曾任宰相,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死後不配葬在祖宗墓側,葬在衡山下足矣。”

    之後,湯思退獨相達半年之久,湖北京西制置使虞允文被撤職降知平江府。隆興二年十月,金軍揮師南下,湯思退主張乾脆放棄兩淮,退守長江,儘快與金議和。

    孝宗表示“有以國斃,也不屈從。”抗金呼聲再次高漲,太學生甚至準備伏闕進諫。於是,孝宗罷免湯思退,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上疏請斬湯思退及其同黨王之望等,湯思退在流貶途中聞訊,憂悸而死。

    陳康伯重新出任左相,主持大局。然而不到半年,陳康伯在向孝宗奏事後,臨出殿門時突然發病,等到用肩輿抬至家中,已經溘然長逝,享年六十九歲。

    陳康伯死後,孝宗曾任虞允文為相,但不到半年就因與孝宗在重用潛邸舊人上意見有分歧,不得不主動請辭,兩年之後,虞允文鬱郁中去世。

    從相位的人選變化上看,宋廷之中,主戰派和主和派的力量一直不相上下,尤其是已經身為太上皇的宋高宗,是主和派最有力的支持者,這使得孝宗在對金作戰時,總是受到掣肘,甚至為了妥協,不得不啟用主和派的人為相。宋孝宗在位27年,期間倒有25年受到了太上皇高宗的牽制。

    倘若宋廷君臣上下一心,北伐之事或有可為,但群臣離心離德,大量的精力耗費在了內耗之上,對金作戰不利的後果便是必然了。

    宋孝宗雖有北伐之心,卻無可用之將

    儘管孝宗不失為南宋最想有作為的君主,但他也經常感嘆自己功業不如唐太宗,富庶不及漢文景父子,尤其抱怨自己還不如東吳孫權,能得許多人才。

    孝宗時期,南宋中興四將中,岳飛、韓世忠、劉光世已死,只留下一個張浚。其他名將如劉錡、張憲也死了,孝宗雖然知道張浚志大才疏,但也不得不重用他。

    孝宗即位之後,不斷提拔張浚,最後到了右相兼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的職務,可以說隆興北伐全賴張浚一人指揮。

    隆興元年四月,為了防止主和派的反對,孝宗繞過三省與樞密院,直接向張浚和諸將下達北伐的詔令。同時,為了表示抗金雪恥之意,特為岳飛平反昭雪,追復岳飛官爵,給岳飛加諡號武穆。

    張浚接到北伐詔令後,星夜趕回建康,調兵八萬,號稱二十萬,一路由李顯忠率領取靈璧,一路由邵宏淵指揮攻虹縣。然而前線李、邵二人不合,初期雖攻下了軍事重鎮宿州,但在金軍的反擊中,李顯忠奮力苦戰,邵宏淵按兵不動,最終宋軍潰敗,史稱“符離之潰”。

    孝宗另一個倚重之人是虞允文,曾在金主完顏亮南侵時,在採石磯大敗金軍,名聲極大。乾道三年,孝宗任命他為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替代剛去世的吳璘出任四川宣撫使。虞允文治蜀不到一年,經濟發展,軍政一新。

    虞允文在采石之戰時就已經51歲了。出任四川宣撫使時,已經60多歲了。隨著年齡越來越大,虞允文行事越來越慎重。宋孝宗多次催促他北伐,他都以準備不夠充分而拒絕。1174年,虞允文病逝,竟未來得及完成恢復大業。

    與虞允文類似的還有吳璘。吳璘的軍事指揮能力不在虞允文之下,長期鎮守於川陝一帶,前期抵抗西夏,後期抵抗金軍,形如一道堅固的屏障,保護了天府之國四川的安危。遺憾的是,吳璘的年紀比虞允文還大,在1167年就病逝了。

    後人以恢復論其父子道:“高宗之朝,有恢復之臣,而無恢復之君;孝宗之朝,有恢復之君,而無恢復之臣。”說得不無道理,高宗無意恢復,但岳飛、李綱、張浚都以恢復為己任;孝宗志在恢復,張浚志大才疏,虞允文中途而歿,歷史的機遇並不是盡如人意的。

    在一連串的打擊之下,孝宗後期倒向了主和派

    符離之戰的失敗,以及虞允文的去世,大大打擊了孝宗北伐的決心和信心,虎虎銳氣逐漸消退,守成的暮氣佔據上風。

    淳熙五年(1178年),孝宗任命史浩為右相。史浩因反對隆興北伐而撤職賦閒十餘年,孝宗起用他,表明其政策的轉向。史浩入相,太上皇趙構興高采烈地說:“卿再入朝,天下之幸!”

    同時代的朱熹認為,孝宗晚年所用宰執,“多是庸人”。

    1189年,不復當年銳氣的宋孝宗決定禪讓皇位給自己的兒子趙惇,宣佈了自己北伐事業的完全失敗。禪位以後,孝宗改高宗原先退居的德壽宮為重華宮,移住其中也當起了太上皇。五年之後,孝宗在重華殿逝世,終年六十八歲。

    雖然北伐失敗,但孝宗在位期間積極整頓吏治,裁汰冗官,懲治貪汙,重視農業生產,百姓生活安康,史稱“乾淳之治”,後世史學家仍給予了他極高的評價,稱其為“卓然為南渡諸帝之稱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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