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思考到這個問題，說明開始對政治生活有一個基本的意識了，這個本身就是好事情。
首先講結論：1、這個世界是由得到大多數人認同的少數人帶領前進的，方向由少數人提出，力量掌握在大多數人手裡。
2、這個世界的大多數人認同的是少數人的主張，而不是少數人本人，但是常常會被扭曲成對少數人本身的崇拜，這是極其危險且不正常的情況。
3、少數服從多數是一種妥協方式，而不是真理，是少數人爭取大多數人支援的方式。一個不那麼好的但是大多數人接受的決策也比一個最好的但是大多數人不支援的決策現實得多。
4、社會呈現出什麼樣的結構是由生產方式和生產力決定的。如果生產力極大發展，一個人就擁有可以輕鬆滿足自身所有需求的生產力，社會將會呈現新的形態。目前我們所處的形態仍然處於一個人無法滿足自身的基本需求，需要與其他人合作，馬太效應自然而然就會將社會分化為金字塔型。
我們首先來解答第一個問題，為什麼講這個世界是由少數人帶領多數人前進的。這其實和第二個問題有很強的聯絡，可以一起回答。
在回答問題之前，我們首先要搞清楚，現代社會是如何執行的，政府是如何從方方面面控制它通知的這塊地方。一般而言，政府本身擁有強大的武力，保障它的法律政令能夠得以推行，另一方面，政府的存在需要有支援它的階級力量，因為政府並不特殊，也是由人來組成，所以政府往往代表組成它的人的階級利益。
我們都知道農民的牛的段子，段子背後的邏輯卻是成立的：在自身利益面前，每個人都會傾向於有利於自己的選擇。那麼我們想想就能知道，如果政府裡都是這樣的農民，那麼它就不可能推行“讓農民捐兩頭牛給國家”的政策，因為這會損害他們自己的利益，在沒有更大的利益補充的情況下，他們是沒有可能這麼做的。
同樣的道理，我們大多數人雖然不能夠直接干涉政府如何制訂政策，但是我們卻可以為自己的階級、為自己的利益發聲，這樣一來發聲多的問題力量就大，政府就不敢輕易地做出違反民意的舉動，反過來如果所有人無動於衷，那政府的顧慮也會小上很多。這個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出現的頻率不要太多，會鬧的孩子有奶吃，不僅個人是這樣，對於基層政府來說也是一樣，這是現代社會政治生活的一個重要特點。
所以我們能夠得出結論，政府政策的制訂必然需要綜合很多方面的資訊，經過反覆的論證和嘗試，爭取到足夠多的支援，才能夠有效推進。這裡面的每一個環節需要的資訊、資源和能力，都不是大多數人能夠負擔和擁有的，也不需要大多數人能夠負擔和擁有，但是政策的推行卻需要大多數人的配合和努力。如果用經濟學的模型來描述的話，就是大多數人出讓自己的支援和勞動力，換取專業人士的指點，然後創造更多的財富達到雙贏；其中無論是專業人士的指點出了問題，還是大多數人拒絕出讓自己的支援，都會將最後的結果變得更加糟糕。
但是，需要看到和強調的是，不是所有的少數人，都有這個能力和動機去迎合大多數人的支援，它往往尋求的是最低限度的支援。比如我們現在的社會中，假使我們要進行電網改造，我們是不需要所有的大多數人都同意的，只需要相關的人員同意就可以了，更進一步，只需要相關的領導同意就可以了，他們如果可以搞定他們的下屬的話。而只要這個改造沒有多少負面效果，大多數人會預設這個改革的進行，但並不特意需要支援。另一方面，改革說到底就是把一些人的利益分給另一些人，所以會分化大多數人中的不同團體，有些支援有些反對，政策的執行也只需要得到其中一方面的支援就可以了。所以這個問題就變得簡單起來，取悅50個人比取悅100個人簡單一半，取悅上層的少數人比取悅大多數人簡單更多，政治家們熟練地把大多數人劃分成不同的陣營，然後爭取一部分支援去對抗另一部分。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一個統一的“大多數人”是不存在的，人的階級與立場、能力與教育各有各的不同，對於生活和信仰各有各的訴求，那麼總有些人是團結的物件，總有些人是孤立的物件。實際上我們已經可以在自詡的皿煮社會中看到這種不太正常的現象：政治正確至上，表面上言論自由，其實不敢發表與主流相悖的意見，以及出現被邊緣化的被主流社會拋棄的少數群體。
但是執政的少數人不會滿足，他們不可避免地會想，那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儘可能多地爭取支援呢？他們找到了一個神奇的辦法：偶像崇拜。既然大多數人是盲目的，那就利用他們的盲目。在這樣的一個語境中，政策的推行完全依賴於領袖的形象塑造，所有的階層似乎都放下了他們自己的利益，不管是什麼樣的政策都得到了推行，看上去實在是個省時省力的好辦法。然而實際上，執政的少數人也是人，大多數人擁有的壞毛病他們也有，甚至在現在的國際環境下，不需要多差的決策，“不夠聰明”的決策就已經能夠讓整個國家付出巨大的代價了。更何況，棍棒打不死經濟規律，不同階層的人只是表面上放下了自己的利益，真正要捐牛的時候還是能找出各種各樣的藉口的，每一個極權統治的模式都是壓制了生產力的發展，擴大了內耗，而不是相反。
然後，就輪到第三個問題了。為什麼要少數服從多數？其實這個看法本身就有問題，我們不是因為少數服從多數有多好，有多正確，所以要少數服從多數。而是如果你沒有多數人的支援和配合，你什麼事情都幹不成。《穹頂之下》柴靜的採訪中，她問：“請問如何看待科學界主流意見？”丁院士的反駁一針見血；“科學界有主流意見嗎？”其實這個問題放在社會學上也一樣，社會學有主流意見嗎？你可以說現在的主流意見是茲油、皿煮、全球化，但是這並不是問題的本質。社會學的本質應該是：怎麼樣才能過上更好的生活？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研究不僅非常有限，而且極其原始，化學家可以講，常規狀態下，兩個氫原子加一個氧原子，我們再給他點個火，就生成了水，有哪個社會學家可以講，XX狀態下，我們給他茲油皿煮，再開放一下市場，人民就發達了？小難民的屍體就在地中海的海灘上，天天盯著你們吶。
在我們沒辦法確定什麼做法一定是正確的情況下，我們只好退而求其次，使用怎麼也不會太壞的辦法。具體來說，就是少數服從多數，大多數人都能夠承受的方案，一定不會差到哪裡去。會好到哪裡去，反正我們也不知道。少數服從多數並不是解決矛盾的手段，只是掩蓋矛盾的方式，如果矛盾足夠大，那就只好是政令不出新德里了。
關於第四個問題就要強調前面提到的一個概念：統一的大多數人並不存在。這個世界不是百分之一的少數人帶領百分之九九的多數人前進，而是百分之十的少數人帶領四個百分之九的少數人，三個百分之百的少數人、兩個百分之二的少數人和許許多多百分之一都沒有的少數人前進。再更進一步說，一個農民，透過自己的努力和機緣巧合，成為了資本家，他還會在乎捐兩頭牛嗎？他會毫不猶豫地捐一萬頭牛，因為捐款可以抵稅。一切事物都是變化發展的，人也一樣，在完成了階級的躍遷之後，就不能夠再用舊眼光去判定他了。即便存在一個意見統一的大多數人，當其中的極少數成為另一個階級的時候，這一些人思考的問題和方式，也和大多數人不一樣了。
第五個問題相對而言就顯得幼稚了。為什麼聯合國五大流氓是五大流氓？因為他們真的可以不同意。關鍵不在於一個組織的一個座位，而在於座位背後的強大實力。同樣的道理，我們現在的科技水平只能夠支撐起金字塔型的社會結構，你還別不樂意，比起原始社會的氏族結構來說已經好了很多了。只有到生產力極大發展，每個人都可以輕易地生產滿足自己所有需求的產品的時候，新的社會結構才會出現。如果我們依舊要依賴其他人生存，那麼顯而易見，總是需要一個地位高一些的組織者和分配者的。
能思考到這個問題，說明開始對政治生活有一個基本的意識了，這個本身就是好事情。
首先講結論：1、這個世界是由得到大多數人認同的少數人帶領前進的，方向由少數人提出，力量掌握在大多數人手裡。
2、這個世界的大多數人認同的是少數人的主張，而不是少數人本人，但是常常會被扭曲成對少數人本身的崇拜，這是極其危險且不正常的情況。
3、少數服從多數是一種妥協方式，而不是真理，是少數人爭取大多數人支援的方式。一個不那麼好的但是大多數人接受的決策也比一個最好的但是大多數人不支援的決策現實得多。
4、社會呈現出什麼樣的結構是由生產方式和生產力決定的。如果生產力極大發展，一個人就擁有可以輕鬆滿足自身所有需求的生產力，社會將會呈現新的形態。目前我們所處的形態仍然處於一個人無法滿足自身的基本需求，需要與其他人合作，馬太效應自然而然就會將社會分化為金字塔型。
我們首先來解答第一個問題，為什麼講這個世界是由少數人帶領多數人前進的。這其實和第二個問題有很強的聯絡，可以一起回答。
在回答問題之前，我們首先要搞清楚，現代社會是如何執行的，政府是如何從方方面面控制它通知的這塊地方。一般而言，政府本身擁有強大的武力，保障它的法律政令能夠得以推行，另一方面，政府的存在需要有支援它的階級力量，因為政府並不特殊，也是由人來組成，所以政府往往代表組成它的人的階級利益。
我們都知道農民的牛的段子，段子背後的邏輯卻是成立的：在自身利益面前，每個人都會傾向於有利於自己的選擇。那麼我們想想就能知道，如果政府裡都是這樣的農民，那麼它就不可能推行“讓農民捐兩頭牛給國家”的政策，因為這會損害他們自己的利益，在沒有更大的利益補充的情況下，他們是沒有可能這麼做的。
同樣的道理，我們大多數人雖然不能夠直接干涉政府如何制訂政策，但是我們卻可以為自己的階級、為自己的利益發聲，這樣一來發聲多的問題力量就大，政府就不敢輕易地做出違反民意的舉動，反過來如果所有人無動於衷，那政府的顧慮也會小上很多。這個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出現的頻率不要太多，會鬧的孩子有奶吃，不僅個人是這樣，對於基層政府來說也是一樣，這是現代社會政治生活的一個重要特點。
所以我們能夠得出結論，政府政策的制訂必然需要綜合很多方面的資訊，經過反覆的論證和嘗試，爭取到足夠多的支援，才能夠有效推進。這裡面的每一個環節需要的資訊、資源和能力，都不是大多數人能夠負擔和擁有的，也不需要大多數人能夠負擔和擁有，但是政策的推行卻需要大多數人的配合和努力。如果用經濟學的模型來描述的話，就是大多數人出讓自己的支援和勞動力，換取專業人士的指點，然後創造更多的財富達到雙贏；其中無論是專業人士的指點出了問題，還是大多數人拒絕出讓自己的支援，都會將最後的結果變得更加糟糕。
但是，需要看到和強調的是，不是所有的少數人，都有這個能力和動機去迎合大多數人的支援，它往往尋求的是最低限度的支援。比如我們現在的社會中，假使我們要進行電網改造，我們是不需要所有的大多數人都同意的，只需要相關的人員同意就可以了，更進一步，只需要相關的領導同意就可以了，他們如果可以搞定他們的下屬的話。而只要這個改造沒有多少負面效果，大多數人會預設這個改革的進行，但並不特意需要支援。另一方面，改革說到底就是把一些人的利益分給另一些人，所以會分化大多數人中的不同團體，有些支援有些反對，政策的執行也只需要得到其中一方面的支援就可以了。所以這個問題就變得簡單起來，取悅50個人比取悅100個人簡單一半，取悅上層的少數人比取悅大多數人簡單更多，政治家們熟練地把大多數人劃分成不同的陣營，然後爭取一部分支援去對抗另一部分。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一個統一的“大多數人”是不存在的，人的階級與立場、能力與教育各有各的不同，對於生活和信仰各有各的訴求，那麼總有些人是團結的物件，總有些人是孤立的物件。實際上我們已經可以在自詡的皿煮社會中看到這種不太正常的現象：政治正確至上，表面上言論自由，其實不敢發表與主流相悖的意見，以及出現被邊緣化的被主流社會拋棄的少數群體。
但是執政的少數人不會滿足，他們不可避免地會想，那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儘可能多地爭取支援呢？他們找到了一個神奇的辦法：偶像崇拜。既然大多數人是盲目的，那就利用他們的盲目。在這樣的一個語境中，政策的推行完全依賴於領袖的形象塑造，所有的階層似乎都放下了他們自己的利益，不管是什麼樣的政策都得到了推行，看上去實在是個省時省力的好辦法。然而實際上，執政的少數人也是人，大多數人擁有的壞毛病他們也有，甚至在現在的國際環境下，不需要多差的決策，“不夠聰明”的決策就已經能夠讓整個國家付出巨大的代價了。更何況，棍棒打不死經濟規律，不同階層的人只是表面上放下了自己的利益，真正要捐牛的時候還是能找出各種各樣的藉口的，每一個極權統治的模式都是壓制了生產力的發展，擴大了內耗，而不是相反。
然後，就輪到第三個問題了。為什麼要少數服從多數？其實這個看法本身就有問題，我們不是因為少數服從多數有多好，有多正確，所以要少數服從多數。而是如果你沒有多數人的支援和配合，你什麼事情都幹不成。《穹頂之下》柴靜的採訪中，她問：“請問如何看待科學界主流意見？”丁院士的反駁一針見血；“科學界有主流意見嗎？”其實這個問題放在社會學上也一樣，社會學有主流意見嗎？你可以說現在的主流意見是茲油、皿煮、全球化，但是這並不是問題的本質。社會學的本質應該是：怎麼樣才能過上更好的生活？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研究不僅非常有限，而且極其原始，化學家可以講，常規狀態下，兩個氫原子加一個氧原子，我們再給他點個火，就生成了水，有哪個社會學家可以講，XX狀態下，我們給他茲油皿煮，再開放一下市場，人民就發達了？小難民的屍體就在地中海的海灘上，天天盯著你們吶。
在我們沒辦法確定什麼做法一定是正確的情況下，我們只好退而求其次，使用怎麼也不會太壞的辦法。具體來說，就是少數服從多數，大多數人都能夠承受的方案，一定不會差到哪裡去。會好到哪裡去，反正我們也不知道。少數服從多數並不是解決矛盾的手段，只是掩蓋矛盾的方式，如果矛盾足夠大，那就只好是政令不出新德里了。
關於第四個問題就要強調前面提到的一個概念：統一的大多數人並不存在。這個世界不是百分之一的少數人帶領百分之九九的多數人前進，而是百分之十的少數人帶領四個百分之九的少數人，三個百分之百的少數人、兩個百分之二的少數人和許許多多百分之一都沒有的少數人前進。再更進一步說，一個農民，透過自己的努力和機緣巧合，成為了資本家，他還會在乎捐兩頭牛嗎？他會毫不猶豫地捐一萬頭牛，因為捐款可以抵稅。一切事物都是變化發展的，人也一樣，在完成了階級的躍遷之後，就不能夠再用舊眼光去判定他了。即便存在一個意見統一的大多數人，當其中的極少數成為另一個階級的時候，這一些人思考的問題和方式，也和大多數人不一樣了。
第五個問題相對而言就顯得幼稚了。為什麼聯合國五大流氓是五大流氓？因為他們真的可以不同意。關鍵不在於一個組織的一個座位，而在於座位背後的強大實力。同樣的道理，我們現在的科技水平只能夠支撐起金字塔型的社會結構，你還別不樂意，比起原始社會的氏族結構來說已經好了很多了。只有到生產力極大發展，每個人都可以輕易地生產滿足自己所有需求的產品的時候，新的社會結構才會出現。如果我們依舊要依賴其他人生存，那麼顯而易見，總是需要一個地位高一些的組織者和分配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