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在不斷的進化，進化就是不斷通向的文明，文明就是禮儀。

張驄就是在需要大環境需要的時候才發起大禮儀之爭的。

張驄是大明王朝的知名人物，人稱“張閣老”。

張閣老一生很傳奇，少年時被稱作神童，23歲就中了舉人。不料接下來的二十多年，數次參加科考，都沒中進士。直到46歲時，才以“及格分”考上三甲末流進士。

起點低，資歷淺，年齡大，張驄混官場真是沒一點優勢，入閣拜相的理想，基本破滅了。

當然，這只是一般人的思維模式。一般人和強人對處境的判斷和前景的分析，大不一樣。據我看來，張驄具有強人思維。試問，一般人誰能夠承受年少成名，屢試不第的挫折？從張驄屢試不第，屢敗屢戰的經歷，我們就能看出，張驄有遠大的抱負、極度的自信以及頑強的毅力。

一個擁有上述品格人，是不怕失敗的，他需要的，只是機會。

張驄絕對不會因為成績差，年齡大就心灰意冷，他已經拿到了入場券（雖然只是三等艙），他有自信能抓住機會，展示自我，實現理想抱負。

機會幾乎隨時都有，就在於當事人能不能發現，能不能或者說敢不敢把握而已。

像張驄這般，已沒有時間去按部就班、循序漸進，他對機會充滿了飢渴，他必須以敏銳的嗅覺，感受朝堂的風吹草動。他不可能看不到機會。

中進士沒多久，正德皇帝駕崩，身後無子嗣，遺詔迎立14歲的堂弟朱厚熜（嘉靖皇帝）為帝。

年幼的朱厚熜，毫無準備的驀登大寶，沒有根基，也沒有威望，或許這也是他被立為皇帝的原因之一。

年輕的皇帝有些尷尬，想當家做主，卻沒有經驗，沒有根基，沒有威信，有苦難言，有心無力。以楊廷和為首的老臣們，操辦著一切大事，以內閣為中樞的官僚系統，才是大明王朝的掌舵手。

無奈之下，皇帝只能讓權（本來也沒有掌權），聽任官僚系統的運轉和安排。

直到一件事，讓皇帝忍無可忍。內閣上書讓皇帝“換爹”，改尊自己的伯父為爹，稱自己的親爹為伯父。皇帝大怒，於事無補，沒有人支援自己，百官全部聽從楊廷和的號令。

恰在此時，無實際官職的張驄發出第一炮，上書支援嘉靖皇帝，駁斥楊廷和等的意見。張驄的上書，有理有據，引經據典，皇帝看後，龍心大悅。但當此之時，皇帝沒有實權，只能妥協，張驄也只能被迫離京，“發配”到南京任職。

隨著皇帝一年年長大，積蓄著權力和實力，根基漸穩。三年後，調張驄回京，就該認誰做爹一事，再起爭端。鬥爭的過程艱難而慘烈，最終嘉靖皇帝和張驄戰勝了楊廷和為首的官員，在這個過程中，楊廷和一方實力大損，而張驄也憑藉這等功勞，收到嘉靖皇帝的信任和敬重，最終入閣拜相。

張驄為官清廉，銳意改革，也算的上一代能臣。

對張驄爭議最大的，莫過於張驄是不是個投機分子，是不是個君子所不齒的靠拍領導馬屁換取政治資源和升遷捷徑的卑劣小人？

結合我前面對張驄經歷的描述，我對張驄的做法深表支援和敬佩。

大禮議是張驄的機會，也是很多人的機會，為什麼只有張驄挺身而出，打響第一炮？

就當時的形勢而言，皇帝是弱勢的，楊廷和是強勢的，趨強避弱的選擇，看起來更明哲，更低風險不是嗎？聰明人不就是應該站楊廷和的隊嗎？聰明人走了大多數人走得路，只有張驄走了少有人走的路。

更明哲，更低風險的選擇，是最優的選擇嗎？一般人看來是，但如張驄這樣的人就不是。

風險，代價，前景，回報，做決策時，這些要素才是全面的。

為何張驄做出了不同於別人的選擇呢？

從風險上看，張驄的確冒了很大的風險。支援一個新即位的年幼皇帝，觸怒當權派，真的很冒險。

從代價上看，張驄也付出了代價，被迫離京，遠離權力中樞。

從前景上看，皇帝和楊廷和的鬥爭，究竟會東風壓倒西風，還是西風壓倒東風，前景不明。我想，張驄是篤定皇帝會勝出的，這是張驄骨子裡對自己判斷力的自信。

從回報上看，張驄本就微末不入流，失敗了，無非就是前程斷送，反正自己本來也就沒什麼前程，成功了，那就會得到皇帝的信任，走上晉升的快車道。

從上面的分析，你還會覺得張驄在賭博，在冒險嗎？我看張驄根本就沒在賭博，沒在冒險。他只是看到了大多數人沒有看到的機會，敢於堅持自己的想法，走了一條別人不敢走的路。

很多人認為走一條少有人走的路，做少有人做的選擇，就是在冒險，這大概是深植於我們意識中的偏見。很多人沒有走，是因為他們沒有張驄的篤定和自信，做決策時沒有張驄的遠見和魄力，他們只看到風險和代價，忽略了前景和回報。

他們都認為張驄在冒險。他們都認為這是富貴險中求，不足借鑑，更不足取。就好比當初馬雲不找工作，執意創立阿里，有人認為他冒險；比爾蓋茨中途輟學創立微軟，有人認為他冒險；喬布斯摒棄傳統，堅持做風格獨特的產品，有人認為他在冒險。沒錯，他們的行動看起來真的在冒險，可是在他們的心中，對自己判斷力的自信使他們相信，自己真的沒有在冒險。

那些成功的人，真的很少冒過險；真的憑膽子大去冒險的人，很少成功。

成功的人只是善於發現那些少有人走的路，仔細分析其中的機會，作出詳實的計劃，然後堅定不移的走下去。看似冒險，實際是避險！在他們看來，和大多數人走相同的路，才是真的冒險，那是冒著讓自己一生碌碌無為的大風險啊！

在嘉靖一朝，張驄絕對是一個關鍵人物。

“大禮儀之爭”的破局者，和貫穿嘉靖、隆慶、萬曆三朝大改革的開啟者。

嘉靖在位四十五年，前二十年頗有明君氣象，一掃武宗以來的官場弊病，推行了一些新政策。

張驄與張居正一樣，也是少年好學，博學多才。13歲就能作詩，常自比臥龍諸葛亮，立志成就一番輔佐君王的大業。可是與張居正23歲就中進士不同的是，張驄七次趕考，俱名落孫山，直到47歲，嘉靖元年才中的進士。真可謂:少年壯志，半生坎坷，中年待發跡。楊廷和、朱厚驄絕對是張驄人生中的一反一正兩個“貴人”。嘉靖六年，張驄入閣，二年後，成為內閣首輔，至嘉靖十四年，三次被罷免又三次起復，可見，嘉靖前期，張驄之於世宗的分量。

這種君臣關係也是來之不易的。因為張驄的脫穎而出，使得年輕的世宗得以掌握朝廷，於是嘉靖前期出現了革故鼎新般的良好局面。後來張居正改革的許多措施，比如:考成法、丈量全國土地、整頓吏治等早在張驄當政時期就開始施行。

年輕時代的張驄長期在民間，多年來目睹了許多社會弊病，地方吏治腐化和土地兼併嚴重導致的社會矛盾激化，而張驄自少年時即立志獻身於幹一番造福蒼生的事業。多年的官場浮沉依然不忘初心，急迫的想做事，使他不擇手段，不惜得罪人，因而也是三起三落，但張驄就是這麼一個對認準的事近乎偏激的人。

嘉靖十四年，張驄暈倒在工作崗位上，身體吃不消了，不得不在世宗不捨的的情況下申請致仕。嘉靖十八年，張驄去世。世宗皇帝十分悲傷，一段君臣際遇的傳奇就此劃上句號。

“帝在承天，聞之傷悼不已。”《明史·張璁傳》，也許是張驄對於世宗的意義太過重大，此後的世宗一改嘉靖前期的勵精圖治，轉而迷戀道教，漸漸不理朝政，大明又開始了沉沉昏睡。

張驄作為改革的啟蒙和開創者，給年輕的張居正樹立了一個為國為民的好榜樣，而張驄的上位過程也使得張居正領悟到，要做大事必須牢牢把握權柄，清除所有可能牽制自己的障礙，只要達成的目的是為天下，使用的手段可以靈活多樣。

於是二十多年之後，張居正就是在張驄的基礎上拉開了大明朝萬曆新政的大幕。在某些時刻，張居正身上確實閃現著張驄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