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洎是唐太宗李世民時期有名的直言大臣，與魏徵的情況不相上下，但他的經歷，在悅史君看來更加複雜。

劉洎出身南陽劉氏，隋朝末年他擔任蕭銑政權的黃門侍郎，率軍南攻嶺表。

唐朝武德四年（621年），大梁皇帝蕭銑兵敗被殺，身在嶺南的劉洎獻表歸唐，被授為南康州都督府長史。

唐朝貞觀七年（633年），劉洎被唐太宗李世民任命為給事中，封清苑縣男。

唐朝貞觀十一年（637年），劉洎改任治書侍御史，針對當時尚書省政務堆積的現象上疏，提出了非常具體的建議：“至於懿戚元勳，但優其禮秩，或年高耄及，或積病智昏，既無益於時宜，當致之以閒逸。久妨賢路，殊為不可。將救茲弊，且宜精簡四員。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如並得人，自然綱維略舉，亦當矯正趨競，豈唯息其稽滯哉！”

唐太宗李世民深以為然，不久任命劉洎為尚書右丞。

唐朝貞觀十七年（643年），劉洎被任命為散騎常侍，加銀青光祿大夫，又加上護軍。

同年四月，皇太子李承乾被廢，劉洎支援魏王李泰，長孫無忌、褚遂良等人支援晉王李治，唐太宗李世民最終立李治為皇太子。

同年五月，劉洎認為皇太子李治應該尊賢重道，也是非常實在：“今太子一侍天闈，動移旬朔，師傅以下，無由接見。假令供奉有隙，暫還東宮，拜謁既疏，且事欣仰，規諫之道，固所未暇。陛下不可以親教，宮寀無由以進言，雖有具僚，竟將何補？伏願俯循前躅，稍抑下流，弘遠大之規，展師友之義。則儲徽克茂，帝圖斯廣，凡在黎元，孰不慶賴！”

唐太宗李世民看過奏章後，就讓劉洎與褚遂良、馬周等人輪流前往東宮，與皇太子交流。

唐朝貞觀十八年（644年），劉洎升任侍中。有一次退朝後，唐太宗李世民對大臣說道：“夫人臣之對帝王，多順旨而不逆，甘言以取容。朕今發問，欲聞己過，卿等須言朕愆失。”

唐太宗想讓大臣們當面說他的不是，長孫無忌、李勣、楊師道等人沒接話：“陛下聖化致太平，臣等不見其失。”

劉洎沒有客氣：“陛下化高萬古，誠如無忌等言。然頃上書人不稱旨者，或面加窮詰，無不慚退，恐非獎進言者之路。”

劉洎其實說明了一點，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對不同的諫言會刁難，唐太宗只好說：“卿言是也，當為卿改之。”

唐朝貞觀十九年（645年），唐太宗李世民親征高句麗，任命劉洎為檢校民部尚書，兼任太子左庶子，與高士廉、馬周等人一同輔佐在定州監國的皇太子李治。

臨行前，唐太宗李世民囑咐劉洎道：“我今遠征，使卿輔翼太子，社稷安危之機，所寄尤重，卿宜深識我意。”

唐太宗是強調劉洎責任重大，劉洎的回答卻更乾脆：“願陛下無憂，大臣有愆失者，臣謹即行誅。”

唐太宗李世民覺得劉洎太狂妄，告誡道：“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卿性疏而太健，恐以此取敗，深宜誡慎，以保終吉。”

同年十二月（646年），唐太宗班師返回定州途中生病，劉洎與中書令馬周前去探視，劉洎出來後，褚遂良詢問有關唐太宗起居的情況，劉洎哭著道：“聖體患癰，極可憂懼。”

劉洎的意思是唐太宗的病情很值得擔憂，但褚遂良卻向唐太宗誣奏道：“洎雲：‘國家之事不足慮，正當傅少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然定矣。’”

伊尹、霍光是古代有名的權臣，直接威脅皇權，褚遂良的說法，真是要劉洎的命了。

不久，唐太宗李世民病癒，下詔向劉洎詢問此事，劉洎實話實說，馬周也為他作證，但褚遂良卻堅持自己的說法，唐太宗就賜劉洎自盡。

唐朝文明元年（684年），皇太后武則天臨朝稱制，劉洎的兒子劉弘業上疏稱父親含冤而死，武則天下詔恢復劉洎的官爵。

應當說，劉洎確實是一個很忠心的大臣，不畏權勢壓力，然而，從他在皇太子之爭中支援魏王李泰，他的仕途就已經在走下坡路，最終導致含冤而死。

唐太宗李世民評價：“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

五代時期史學家劉昫則評價：“劉洎始以章疏切直，以至位望隆顯。至於提綱整帶，諮聖嘉猷，籍國士之談，體廊廟之器。噫，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一言不慎，竟陷誣奏。雖君親甚悔，而駟不及舌，良足悲矣！”

北宋史學家宋祁評價：“劉洎之才之烈，《易》所謂“王臣蹇蹇”者。然性剛疏，輔太子，欲身任安危，以言掩其眾，為媢忌所乘，卒陷罪誅。嗚呼！以太宗之明，蔽於所忿，洎之忠不能自申於上，況其下哉？古人以言為戒，可不慎歟！”

劉洎的才能和敢於直諫，前人都給予了肯定，但他在接受輔佐皇太子重任的情況下，卻是一著不慎，被人誣陷，也是讓人同情和感嘆。

劉洎生平

劉洎，字思道，荊州江陵人。劉洎是唐初名臣，以“直諫”著稱，但最終未得善終。

歷任官職

劉洎早年在蕭銑帳下任黃門侍郎，曾率軍奪取嶺表的五十餘座城。蕭銑敗亡後，劉洎在嶺南，遂歸順唐朝。先後任南康州都督府長史、給事中（清苑縣男）、治書侍御史、黃門侍郎等職務。

公元643年，劉洎與岑文字、褚遂良、馬周等名臣一起，被李世民安排前往東宮，輪流與太子談論政事。公元644年，劉洎升任侍中。

直諫之言

劉洎最為後人稱道的，是他的直諫。下面簡單舉幾個例子。

1、公元637年，劉洎對當時尚書省政務堆積的現象提出意見：“現在都是功臣國戚佔據要職，但是才能又不能勝任，而且憑藉功勳和權勢相互傾軋，這導致真正做事的在職官員雖然也想奮發有為，但是無奈不可能堅持公道，又擔心誹謗。很多人為了避免擔責，只能把本該自己處理的事務上報上級......有人認為，“奉公”就是逢迎上級。”他建議唐太宗要精心選擇身邊辦事之人，提高工作效率。

2、公元642年，唐太宗向褚遂良索要《起居注》，遭到褚遂良拒絕。褚遂良說：“《起居注》是記錄君主言行的，希望君主不做非法之事，沒聽說哪個君主自己去看的。”唐太宗問：“難道我有不好的言行，也要記錄？”這時候，劉洎插話道：“就算褚遂良不記，天下人也會記的。”

3、公元644年，唐太宗讓大臣指出自己的過失。長孫無忌、李勣等都說邊沒有過失。只有劉洎說：“近來，有人上書，如果不合陛下心意的，陛下都會當面百般責備，這樣不利於廣開言路”。唐太宗接受了意見。

含冤而死

公元646年，唐太宗親征高句麗後班師回朝，患病。劉洎、馬周前去探望。劉洎哭著和褚遂良說：“聖體患有癰疽，令人憂懼”。但和劉洎不睦的褚遂良竟然在李世民目前誣陷道：“劉洎曾說，朝廷大事不足憂慮，只要依循伊尹、霍光故事，輔佐年幼的太子，誅殺有二心的臣子就可以了。”

李世民病癒後，責問劉洎。劉洎據實回答、馬周也作證，但褚遂良依然堅稱自己的看法。最終，唐太宗賜劉洎自盡。劉洎之冤，後來直到武則天臨朝稱制時，才得以平反，時隔已38年了。

唐初特別是唐太宗時期，有一大批以直諫聞名的諍臣，除了著名的魏徵外，還有馬周、劉洎、蕭瑀、王珪、高季輔等等。而從上面所摘錄的劉洎的幾次諫言來看，劉洎的特點是非常務實、接地氣，他提出的方案既有見地、直截了當，又有可操作性，解決實際問題。同時，劉洎的語言風格也是直截了當，不論面對的是君主還是同僚，都是一針見血，絲毫不留情面。

劉洎之死，無疑是褚遂良和唐太宗聯手造成的。究其原因，主要原因大概是其直言得罪了不該得罪的人。唐太宗曾經評價他：“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最終因此遭遇橫禍，不僅是劉洎本人的悲劇，更是那個時代的悲哀。不過，對於劉洎之死是否是褚遂良誣陷，司馬光等人有不同意見，認為是許敬宗的歪曲，這也是見仁見智、無法探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