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一反20世紀中國現代寫作學者建構起來的，淵源於自古希臘以來西方學者提出的構思主義修辭學、文學創作論的構思論寫作學，提出具有超越後現代主義哲學精神的“非構思主義寫作”和“非構思寫作學”的概念和理論體系。非構思主義是一種具有顛覆性的文化哲學，她對於其他各門學科的研究都具有觀念和方法論革命的意義和影響。

　　關鍵詞： 文字論寫作學 過程論寫作學 構思論寫作學、非構思寫作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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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當代寫作學觀念的基本轉向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20世紀最後20年是中國寫作學史上最為輝煌的時期。這個時期產生的一系列驕人的寫作學研究原創性成果——寫作心靈背景論、寫作文化學、寫作哲學、寫作思維學、寫作生長論、寫作智慧（策略）論等——正在漸漸揭開人類寫作行為的神秘面紗，使中國寫作學開始走進現代學科的學術形態。眾多證據表明：中國當代寫作學是在全球化語境下文化殖民主義的氛圍中，能夠喊出自己民族學術聲音的學科之一。[1]

　　如何從宏觀上總結、評價、定位這20年的現代寫作學的研究成果的特色？我以為，這20年經過了兩個大的轉向。寫作學首先完成了從“在場”論寫作學到的“非在場”論寫作學研究的變革。所謂“在場”論寫作學，就是把研究的中心、興趣、重點放在寫作行為的成品——文章文字——上面的寫作學研究，所謂“非在場”論寫作學就是關注寫作行為、寫作過程研究的寫作學。前者即所謂“文字寫作學”，後者即所謂“過程論寫作學”。但是，80年代以來的“非在場”寫作學研究，基本上停留在 “構思主義寫作”研究的初級階段[2]。

　　有跡象表明，21世紀的中國寫作學將由“構思主義寫作”的研究轉向“非構思主義寫作”的研究，即由“初等寫作學”向“高等寫作學”的發展。

　　一、中國當代構思論寫作學體系的形成

　　在20世紀，“在場”論寫作學是80年代以前中國寫作學的基本正規化。大家熟知的“八大塊”寫作學知識體系就是這種寫作學正規化的最好標本。[3] “八大塊”最先是50年代何家槐編寫的《作文知識講話》 和湖南師範學院中文系編寫的《文章講話》。建立起現代寫作學的基本知識框架。到了60年代初，復旦大學中文系編寫了《寫作基礎知識》（1960）、北大中文系編寫了《寫作知識》（1964）之類的寫作教材。這樣，寫作學科被正式引進中國的最高學府的教材。到了70年代末，北師大中文系《寫作基礎知識》（1979）是對“八大塊”寫作理論知識體系的總結，而1983年劉錫慶先生編寫的《寫作通論》（北京出版社）和朱伯石先生的《寫作概論》（湖北教育出版社）則是“八大塊”寫作理論體系在表面上的終結。應該說，在現代寫作學的最初形成過程中，這種“八大塊”寫作學知識體系，為現代寫作學的發展做出了一定貢獻。這種寫作學知識讓人們瞭解文章的基本構成要素，從這個方面去努力建構文章圖樣規範，從而提高自己的寫作能力。其蓽路之功，不可抹殺。

　　到了80年代初，由於社會的迫切需要，寫作學界的一批中青年學者喊出了“建設寫作學科”的響亮口號，並在1980年成立了“中國寫作研究會”（“中國寫作學會”前身）。這個時候人們對寫作研究物件的認識是模糊不清的。當時寫作學界一些研究者匆忙地喊出了“建立文章學學科體系”的理論主張，並以此作為中國寫作研究會的“宗旨”，發表在中國寫作學會的會刊《寫作》雜誌上。於是，“文章學”的概念產生了，文章學的研究活動產生了，文章學的學術機構成立了。我們至今記憶猶新：在1980年到1986年這幾年間，文章學研究的勢頭和勢力比寫作學研究的要強勁得多。像我們現在這樣一些“鐵桿”寫作學研究者（裴顯生語），當初都是從文章學研究轉向寫作學研究的。

　　但是，1986年以後，“文章學”研究勢頭和勢力已經風光不再，逐漸讓位於正在蓬勃崛起的“現代寫作學”了。那麼，寫作學界為何會產生這樣的重大的學術轉向呢？這是因為，文章學的寫作學知識仍然是一種“在場”論的寫作學觀。1983年由張壽康先生主編的《文章學概論》的章節內容就能說明這一點：緒論；文章的源流；文章的分類；文章的要素；文章的寫作；章法與技法；文章的閱讀；分析與鑑賞；文風；文章風格。顯然，在知識構架上看，它與當初最流行的“八大塊”寫作教材《寫作基礎知識》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

　　與此同時，寫作學界的有識之士逐漸發現：顧名思義，“寫作學”、“寫作學科”當然應該是對“寫作”的研究，怎麼會以寫作的成品——“文章”——為研究中心呢？顯然這種寫作學研究方向是不正確的。他們堅信：以“文章”為研究物件的是“文章學”，以“寫作”（“寫”）為研究物件範圍的應該是“寫作學”，寫作學研究方向在悄悄發生變化。1983年6月，李景隆先生在《作文法概要》中，借鑑吸收了日本的寫作工藝學的基礎上，首先提出了“作文過程”的概念，並以此展開全書。應該說，這是中國當代寫作學界第一本把寫作學研究目光轉向“作文過程”的寫作教材。這為當時的正在興起的中國寫作學呈現出充滿生機的學術景觀。

　　到了1983年，金長民在《寫作》雜誌上，喊出了寫作學“應以‘寫’為研究中心”的觀念和方法論口號，認為，寫作學的研究物件應該是人類的“寫作行為、活動”的過程，而不應該是寫作行為、活動的結果、成品。這一響亮口號使許多希望建立寫作學學科體系的人尤其是中青年一代的寫作學研究者有的幡然醒悟。自此以後，寫作學研究的隊伍逐漸壯大了，而“文章學”研究日見式微，最後，基本侷限於當初提出建立文章學學科體系的老一輩學者的學術圈子內，中青年尤其是青年寫作學者很少再有人問津文章學的研究了。[4]

　　自1985年的上海莘莊和1986年深圳中國寫作學會年會、1986年7月煙臺“首屆現代寫作學學術研討會” 之後，尤其是1986年月裴顯生、孫紹振、張春林、林可夫等人的杭州“現代寫作學六人談”的文章在《寫作》雜誌發表以後，中國當代寫作學呈現出風起雲湧的可喜局面。從此以後，中國寫作學界的整體興趣和探索的目光基本上都轉向了現代寫作學研究。這時寫作學研究者的一個共識就是：寫作學應該“以‘寫’為研究中心”。

　　至此，中國當代寫作學首次完成了一種哲學方法論、觀念論上的大轉向，即由文字性、技法論“在場”性的寫作學轉向行為性、“不在場”過程論寫作學。這樣，才使得20世紀80年代的寫作學研究區別於80年代以前的各種寫作學研究和文章學研究，使寫作學具有了觀念意義上的現代寫作學的學術風貌。如果說“八大塊”的寫作理論體系是第一代中國寫作學家的理論貢獻的話，那麼，“以‘寫’為研究中心”的過程寫作學主張便是第二代寫作家的理論貢獻。[5]

　　當“文章學”研究在中國寫作學界失去理論號召力的時候，當寫作學界正式提出寫作學“應以寫為研究中心”的時候開始，便是“八大塊”寫作學知識體系的實質性的終結了。

因為教育普及了認知理解能力強了，在搞一些白話文不能引發人得深思和反省了唄，隨著發展有些註定要被拋棄的東西與其保護，不如去適應新的東西，歷史的車輪誰也擋不住

【當下文學作品的興盛繁榮，只是文學表面現象，但其作品質量下降】

當下，所謂的文學大師們非常流行文學創作，特別是網路文學的興盛繁榮，其實這只是一個表面繁榮現像，但其整體質量下降的非常厲害，其根本原因主要有這些：

一．創作文學作品，特別是網路文學的興起，寫作的門檻降低了，包括一些文學大師、學者在內人人都可以寫作，照樣畫葫蘆，其作品的質量令人擔憂。

二．文化出版商為了追求高額的出版利潤，只要寫作人員拉來贊助，出得起高仰的出版費用，不管其作品的優劣質，照出不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