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意思是孔子很少談利和命，但是讚許仁。

先說“仁”吧。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概念、中心思想，也是儒家思想的一個鮮明特徵。仁者愛人，不僅心理，更在行動，也是仁人志士畢生追求的理解境界。仁遠乎？不，我欲仁，斯仁至矣！仁難乎？能近取譬，可為仁之方。可孔子確確實實不輕易以“仁”許人，為何？老人家那句話說得好：一個人做點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人。也就是說，我們愛人，不是一時衝動一時所為，而是時時、處處愛人行善；不只是愛自己愛家人身邊的人，而且愛所有人。也就是說要全心全意為他人著想、服務。這樣的人有多少？這樣的人是不是值得讚許？上文中的“與仁”之“與”，其意思是：讚許。正如“與人為善”之“與”。孔子講仁最初最基本的用心是：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我們不能每個人都成為仁人，但至少不能成為“惡人”。“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講仁，可以讓我們成為真實的人，心安理得的人。

再說“命”。孔門十哲中排行老三的道德標兵冉耕得了惡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嗚呼哀哉，嗚呼哀哉，這個好人竟然得了這樣的惡疾，真是命呀！《論語》最後一章最後一節：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信，無以知人也。” 這兩處“命”都可理解為天命、命運，不可否認，孔子說命，知命，他肯定意識到無論是人還是他者，冥冥中似乎有一種難以捉摸、不可明說、不可抗拒的趨勢和左右，一如老子的“道”，老年的孔子，特別是四處漂泊歸來只有空空的行囊的孔子，更加感知到它的存在，所以在著書立說中，痴迷《易經》，以致韋編三絕。《易經》被認為是眾經之源，源在哪？源就在它不是片面孤立地談人生、社會和自然，而是試圖用形象而又神秘的語言描繪、揭示和探討它們的根本，它們的“道”，而這又是玄之又玄、眾妙之門，有些是超驗的，神秘的，不確定的，可意會不可言傳，儘管我們意識到它們的存在，但我們又不能明明白白地描述確確實實地概括，所以，作為一個現實的人，客觀的人，對於那些不確定的或某些神秘的東西，比如鬼神，比如命運，我們可以不急著否認它們的存在，甚至可以相信，乃至說說，但不可能把它們當做中心話題，心領神會即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孔子是一個務實的人，嚴謹的人，大智慧的人，深信並履行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的為學為人原則和作風，更何況他是老師，怎麼可以向學生灌輸不確定的神秘知識？書上說，子不語怪力亂神。所以，孔子對於命的態度和做法是：罕言。不是不說，而是少說。也沒有阻止人探討，而是主張務實，從身邊的事做起。未知死焉知生？時時刻刻明白當務之急，立足當下，循序漸進，修齊治平。

最後說“利”。無論是先秦諸子百家還是後來的儒道釋等各個流派，歸根結底它們共同的話題都可歸結為義利觀的不同和堅守。孔子從不否認人民追求利益的合理性，在《論語·述而》篇中，孔子還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這句話，代表了孔子主張經商求富的思想。孔子主張為了求富，象執鞭這樣微賤的工作也不排斥。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論語•里仁》） 可見，孔子反對的是不正當的富貴和不合“道義”、“不守信用”的行為，並不反對可富、可貴本身。在義利之間，孔子始終旗幟鮮明站在“義”之上，以義駕馭利，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好逸惡勞追名逐利是人的本性和共性。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孔子雖沒有直接討論性善性惡的文字，但我們從他至始至終強調修身的重要性和根本性，不難發現孔子是深深認識到人之異於動物幾希也的本性，好利是人的本性，也是人的劣根，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目的就是扼殺這些人性的動物性的劣根。如果我們人人整天把利字掛在嘴邊，一切利字當頭，那麼，人和動物還有什麼差別呢？社會怎能進步，人類怎能文明？故孔子“罕言利”！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論語•子罕第九》）。

這句話意思很明確，勿須重新斷句。這句話翻譯過來是：“孔子很少談功利、天命和仁德”。

注：罕，稀少。

如何理解這句話呢？在《論語》中，孔子關於“功利”和“天命”的言論的確不多。這個用不著多說，瞭解孔子思想的人都能理解。這裡的關鍵是“仁（德）”。在《論語》中，孔子關於“仁”的言論很多，為什麼這裡又說“罕言”呢？這是因為：“仁”是一種最高境界，他不敢以“仁”自居，也不輕易地以“仁”讚許別人，從這個解度看，孔子談的確實很少即“罕言……仁”。

僅供參考。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評述】

罕，少。利，義之和也。命，天之命也。仁，行之盛也。

利益從哪裡而來？

從良知而來（義之和也）。

良知是什麼？

是人的本性（天命之謂性）。

良知的極致是什麼？

是仁（行之盛也）。

所以，與其談利益，還不如找到能夠讓我們賺錢的良知；與其談虛無縹緲的天命，還不如談人的良知；與其談良知的極致“仁”，還不如踏踏實實從腳下做起的良知（格物致知）。

這種理念應當要加以應用。就好比做生意，與其談利益，不如做好產品的服務和質量（良知）。與其關注企業的使命（天命），不如做好企業的商品和服務（良知）；與其談企業的未來，不如關注現在哪裡沒有做好。華為為什麼厲害？華為厲害就是因為從一開始就專注技術與服務。所以，少一點利益、使命、未來的規模，多一點現在的良知。

我認為孔子這句話的斷句應該是，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在這裡就是，稀少、很少的意思。“子罕言利”的意思就是 孔子很少談論利。

歷代大儒對於論語這一章執不同看法主要是對於“與”的理解，比較有代表性的一種是宋儒朱熹的解釋，他認為“與”應該解釋為本義，也就是“和”、“與”的意思。還有一種是錢穆先生對“與”的解釋，認為應該將“與”解釋為贊同、肯定。

按朱熹夫子的註釋，本章的譯文就是，孔子很少談論利、命與仁。按錢穆先生的註釋，本章的譯文則是，孔子很少談論利，更多的是對命與仁的讚許。朱熹認為之所以很少談命，主要就是怕人們過於安於命運安排而荒廢主動追求事業的動力。之所以很少談仁，就是恐怕人們認為仁德很容易做到，不在切身力行上用力。

錢穆先生則認為“命”與“仁”是道之根本的具體表現，不可能不講，而且整部《論語》中講命與仁的地方都有，特別是“仁”，據統計論語是有一百多處講到了“仁”，所以應該將“與”解釋為贊與更合理。這兩種解釋都有其道理，我個人還是比較偏向錢穆先生的解釋的。

雖然歷代對於論語這一章的內容如何理解有比較多的不同看法，但是有點是相同的，就是對“子罕言利”這句話是達成了共識的。

對於孔子為什麼會很少談論“利”，朱熹認為“計利則害義”，意思就是怕人們過於有求利之心而妨害了道義。錢穆先生《論語新解》中是這樣註釋的，“利者，人所欲，啟爭端，群道之壞每由此，故孔子罕言之。罕，稀少義。蓋群道終不可不言利，而言利之風不可長，故少言之。”利是人之所欲，也是引起爭端的起源，道之所損乃至於禮崩樂壞之事每每都是由逐利引起，所以孔子很少談論利。但是要想理解道之根本，又必須要講利，但是不應該從逐利的角度去講，而應該從利之根本講起，而這也是罕言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