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認為，辛棄疾引經據典和在金國長大沒有什麼關係。

辛棄疾能引經據典，一方面說明他讀的書比較多，另一方面，和他個人的寫作習慣有很大關係。

就像晚唐的李商隱，他寫詩也喜歡引經據典，就是因為他喜歡這樣的寫實方式，也是他個人的一個寫作特點。

辛棄疾著名的詩句大多沒有典故，也恰恰說明通俗易懂的文字更能寫出好的句子來。

該用典的時候再用典，不該用的時候堅決不用，否則就有賣弄之嫌了。

辛棄疾（南宋將領、詞人）

辛棄疾，原字坦夫，後改字幼安，號稼軒 ，南宋豪放派詞人、將領，有“詞中之龍”之稱。與蘇軾合稱“蘇辛”，與李清照並稱“濟南二安”。

辛棄疾出生時，北方就已淪陷於金人之手，所以說是出生金國。他在青少年時代就立下了恢復中原、報國雪恥的志向。因而他有一種燕趙奇士的俠義之氣。辛棄疾早年與黨懷英齊名北方，號稱“辛黨”。青年時參與耿京起義，抗金歸宋。由於他與當政的主和派政見不合，故而屢遭劾奏，數次起落，最終退隱山居。開禧三年（1207年），辛棄疾抱憾病逝，年六十八。宋恭帝時獲贈少師，諡號“忠敏”。

辛棄疾一生以恢復為志，以功業自許，卻命運多舛、壯志難酬。但他始終沒有動搖恢復中原的信念，而是把滿腔激情和對國家興亡、民族命運的關切、憂慮，全部寄寓於詞作之中 。

其詞藝術風格多樣，以豪放為主，風格沉雄豪邁又不乏細膩柔媚之處。其詞題材廣闊又善化用典故入詞，抒寫力圖恢復國家統一的愛國熱情，傾訴壯志難酬的悲憤，對當時執政者的屈辱求和頗多譴責；也有不少吟詠祖國河山的作品。

1、個人風格：辛詞以豪放為主，引經據典，可以把觀點論證得更正確，增強字詞的可信度和說服力。同時，也顯得簡潔精練，內涵豐富。

2、品評歷史，借古論今：針對社會存在的一些弊端，古代詩人在受到周圍環境的限制不便暢所欲言的時候，往往引用典故來影射時事，達到借古諷今的表達效果。

4、個人喜好：其實，歷史上喜歡運用典故的詩人詞家還是有很多的，比如李商隱在《錦瑟》中，就有4個典故等，能夠靈活運用典故，本身就是一種知識淵博、活學活用的表現，不乏炫技的想法。。。

古人評曰：東坡以詩為詞，稼軒以文為詞。

善用典故，喜用典故是以文為詞的某一方面。

那麼回到題主的問題上來，為什麼稼軒喜歡引經據典？是因為從小生長在金國？

不是！

是因為不得不用典！

尤其是懷古和社交應酬。

所謂懷古，就是詠今，甚至是諷今。自然不能說南渡，不能說皇帝昏庸，奸臣當道。在這些詞裡，有悲傷，有憤怒，有失望，甚至嘲諷。在儒家思想的薰陶下，這些東西是不可能寫的！

《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賀新郎》（別嘉茂十二弟）都是如此。

在他的詞篇中還有許多祝壽之作，不用典故根本寫不出來，或者寫出來也沒有什麼餘味，所以用典故是最好的辦法。善於以口語入詞的李清照也是如此。那一首《長壽樂》簡直是開啟了辛棄疾祝壽詞的模版。

從唐詩開始，詩裡不用典故並不多，宋詞也是如此。我們不能說東坡《念奴嬌》中的“三國周郎赤壁”這種看得懂的不算典故，稼軒《永遇樂》“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就算典故。

同樣，因為辛棄疾在詞中取得的成就最大，而典故的運用更是爐火純青，所以他用典故就成了特色，成為標杆。既然成為標杆，自然有正反兩種效果。

反過來看，辛詞中的自然描寫和生活情趣類很少用典，是因為不需要，因為是真情實意的體現。

因此，典故在稼軒詞中可以看到兩個基本應用準則

一， 有些話不好說（涉及時政）

二， 不想說卻偏得說（涉及應酬）

其他詩人也有，不過辛棄疾是比較多，可能與他年紀輕輕就帶兵起義有關，因為金人嚴苛的壓榨，二十一歲的他也召集一隊人馬抗金，經歷過戰爭，其詩詞多以國家、民族現實問題作題材。能運用據典來作詩，只能說明他博學多才，與他在什麼地方成應該沒多大關係。

辛棄疾，是開一代詞風的偉大詞人，也是一位勇冠三軍、能征善戰、熟稔軍事的民族英雄。他的詞作“大聲鏜鞳，小聲鏗鍧，橫絕六合，掃空萬古，自有蒼生所未見”，已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瑰寶;而他作為南宋朝廷大臣而寫的一篇文章《議練民兵守淮疏》，則表達了作者強烈的愛國主義感情，對戰爭形勢的精闢入裡的深刻分析和鮮明而又具體的

　　一位豪邁曠達的詞人，根據不同的文體的需要，能夠寫出如此嚴謹、樸實的應用文，可見一位大手筆，在寫作中是不能囿於一個狹窄天地中的，應該熟練地掌握幾套筆墨，既有自己喜愛的體式，也能按不同要求寫出不同體裁、不同風格的別類文章，就如同功夫高深的武術家，雖擅長一種兵刃，但對其他武器也能舞動一樣。

　　辛棄疾就是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文體，從不同方面來表達了他慷慨激昂的愛國感情，反映出憂國憂民“道男兒到死心如鐵，看試手，補天裂”的壯志豪情和以身報國的高尚理想。

　　辛棄疾雖然是豪放派，但也有很多婉約詞，比如“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又如“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很是動人。俠骨柔情，便是如此了。

　　辛棄疾以傑出的愛國詞，在中國文學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其傳世詞600多首，抒發愛國情懷的作品佔2/3以上，數量之大，自有“詞”這種詩體以來，1400年間，尚無人能望其項背。辛棄疾的愛國詞，是我們民族永恆的精神瑰寶。

辛棄疾填詞的確喜歡引用典故，這有客觀原因，也有主觀原因。

宋代重文輕武、以文立國，對科舉制度進行了完善，雕版印刷取得了長足發展。由於這些原因，造成了宋代文化繁榮、出版業發達的局面。由於出版業的發達，使讀書、買書變得更為容易，成本更低，大大推動了文化的傳播。

人們讀書容易了，多數多了，作詩填詞當然就更有文人趣味，表現之一就是用典。相對於唐五代詩詞而言，善於用典就是宋詩宋詞的特點之一。同樣的道理，文人畫也興盛於宋代。

詞的最本質的美，就是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的“詞之為體，要眇宜修”。“要眇宜修”出自《楚辭·九歌》，形容湘水上的女神，她的外表與內心同樣的美好。也就是說，詞也有這樣一種要眇的美，好詞不僅要具備形式上的美感，並且要有一種婉約幽微的品質。它不是一口氣把話說完，而是應該有很多不盡的餘味和言外的感發。正確、靈活使用典故，就是獲得這種美的一個途徑。

再者，使用典故可以是語言典雅。有的文人更講究“無一字無來歷”，或者說“凡所言語，皆有出處”。

詞雖然興盛於宋朝，但是詞人們都是以餘力寫詞。比如蘇東坡，以全力為文，作文之餘力寫詩，寫詩之餘力填詞。而辛棄疾是兩宋文人的一個特例，他以全力填詞。他不像其他詞人，偶然看見了什麼，就偶然寫了一首詩詞。辛棄疾的悲哀、感慨都不是偶然的。他一生的夢想就是舉兵北伐，收復失地，卻屢遭打壓而壯志難酬，所以他的詞裡都是這種感慨與無奈，但是他又從不灰心放棄。他是以生命在書寫、在實踐他的作品。

綜合以上這些主客觀因素，造成了辛棄疾詞中喜歡用典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