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是在公元２１０年，

第二次是在公元２１４年，

第三次是在公元２１７年。

在曹操的求才政策下（釋出求賢令的前後），以降將身份加入曹軍或有黑歷史曹操也依然要招募、有黑歷史也沒被曹操處理的，分別有

郭嘉：被批評行為不檢，但給曹操貢獻了許多戰略計劃

張遼：降將，打出威震逍遙津王脩：降將，治理政務得到百姓稱讚

徐晃：降將，大敗關羽

田疇：曾被公孫瓚通緝，幫助曹操征討烏丸

牽招：袁家的人，在曹操旗下治理領地時遠近安寧，無賊出沒

韓珩：袁家的人，曹操聽聞其忠誠後多次招募，堅決不仕，之後死在家中

成公英：韓遂的人，對曹操痛哭說如果韓遂還在的話我是不應該繼續出仕你的，協助征討河西

文聘：劉表的人，在曹操旗下多次立功

陳琳：罵過曹操，得到曹操重用

桓範：臭脾氣，但有才能，和他人一同撰書

程昱：臭脾氣，還被誣告過有謀反跡象，但依然被曹操重用王象：年少時是別人家的奴僕，被曹操起用

楊沛：被下獄的罪犯，曹操知道他的才能，起用擔任鄴令

高堂隆：按劍怒斥督軍，被曹操起用為丞相軍議掾

戲志才：遭受過非議，被曹操起用為計謀之士

西漢覆滅，東漢成立。

這個時候一個新的利益集團出現了：士族。

西漢時期，國家選拔官員和人才的方法是：察舉制。

常常可以看到那是的歷史人物的說明是，某年某人，舉孝廉入仕。

意思就是這小子很孝順，做事有能力，為人也正直。那就決定是你來當這個官了。

這個當官的方式很私人。為啥呢？

只有當時官位到了一定程度的人，才能舉薦人才。

舉薦後再有人來考察這小子是不是那回事。

那就是說，要先來個大人物給你撐腰，再來考試。

不像現在考公務員，家裡沒人犯事，你就能去考試。考完了再找關係來。。。有人敲門，我去開門。

這種舉薦人才的方式，很容易就被官僚階層壟斷了。

慢慢的，能當官的那就必須是這些官僚壟斷集團的人了。

上升通道也就慢慢閉塞了。

這些官僚壟斷階層，慢慢的也壟斷了學習高階文化知識的途徑。

你就算出身草根，人中龍鳳，你要麼來給我們打工，不然你都沒地方去識字。

這些官僚壟斷集團慢慢就發展成了士族。

西漢的覆滅，除了王莽，和這些人也有很大的關係。

曹操的“求賢令”，其實就是為了打破這些士族的壟斷。

想當官不用非要去給這些士族當走狗

那些士族說你過去打架鬥毆，沒資格當官，我讓你當！

那些士族說你不贍養偏心的父母，沒資格當官，我讓你當！

那些士族說你那天出門左腳先踏出門口，沒資格當官，我讓你當！

只要你有能力！

曹操這是掘士族的根基，所以後來這些人支援司馬懿，乾死了曹魏。

首先來說，東漢時期的帝國架構，有三股勢力來支撐帝國的政權執行，分別是外戚、宦官、士族，到了東漢末年，外戚和宦官相互爭鬥兩敗俱傷，不成氣候了，只剩下了士族，而這時候計程車族，是門閥士族，也就是說想要獲得進身之階，光有才是不夠的，還要有人舉薦，有句話叫“舉賢不避親”，所以很多擁有推薦資格的世家，當然是推薦自己的親侄故舊，這樣一來就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稱為“門閥”。這樣一來士族就分成了兩類，貴族門閥士族，庶族寒門士人，想都不用想，寒門是受到排擠的，雖然有才能，但是得不到任用。

而曹操是什麼人呢？曹操一開始也是想要恢復漢室的，但是隨著自己實力的增強，野心也漸漸地變大，於是他就產生了相當“周文王”的念頭。於是，他聽從荀彧的建議，“奉天子以令不臣”，於是在曹操身邊又聚集齊了3股勢力，“外戚”——曹家的子侄，多為軍事將領；“門閥士族”——荀彧為代表的擁護漢室的潁川士族；“寒族”——郭嘉為代表的有才能無背景，一心擁護曹操計程車人。

所以，明白了曹操的目標——“吾為周文王”，看清了曹操身邊的3種力量集團，你說曹操想要達到自己的目標，能不“唯才是用”嗎？難道還要多用門閥士族，來給自己掣肘嗎？他當然要選一些有才，又利於自己行政，還能忠於自己的人啦~

我覺得在前幾年大火的電視劇《軍師聯盟》裡，裡邊的曹操曾對此給出過說法，雖是“戲言”，但是很能代表真實曹操的想法：“臨陣能致勝，不使將士枉死是德；治國能安民，不使百姓受凍餒之苦是德。至於那些坐而論道大言欺人，只會擺架子、裝清高，無實惠於家國百姓的偽君子，通通都該被弄死。”

古往今來，成大事者，必然會用人。縱觀古代名人，劉邦、曹操、劉備、李世民、朱元璋、康熙等，都非常會用人。尤其是劉邦、朱元璋，身邊一幫落魄小夥伴，最終都能成長為帝國高階官員，關鍵就在於他倆“知人和善用”的優點！

由此可見，用人是成功的關鍵！三國曹操身邊也聚集了大批英才，尤其是頂級謀士最多，比如荀彧、郭嘉、賈詡、程昱等！那麼，曹操的用人哲學是什麼呢？其實，曹操的用人哲學很簡單，只有四個字，曹操於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和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先後三次頒佈《求賢令》，明確提出“唯才是舉”的人才政策。

曹操的《求賢令》在中國歷史上是一件大事。它改變了帝國的用人制度(兩漢察舉制度退出歷史舞臺，而後代之以魏晉薦舉制度，至隋唐始改為科舉制度)，也牽涉到一個長期以來爭論不休的重大理論問題，那就是德與才的關係。理想的境界當然是德才兼備，曹操卻明確提出“唯才是舉”。所謂“唯才是舉”，就是說，只要有才就行，德可以不問，甚至“不仁不孝”也不要緊。

曹操決不是“唯道德論”者。他並不認為道德是選拔人才的唯一標準，甚至不認為是第一標準。為什麼呢？因為一旦以道德為唯一標準和第一標準，就可能會出現三個問題。一是有德無才。選拔出來的人，品質倒是沒有問題，可惜什麼都不會，啥也幹不了，是沒有用的老好人。二是求全責備。一些有才能甚至有特殊才能的人，因為道德品質有瑕疵或者有問題而不得選拔。三是弄虛作假。比如為了得到選拔，做政治秀，做道德秀，結果是道德變成不道德，東漢末年就是這樣。

那麼，主張“德才兼備”不行嗎？崔琰、毛玠，不就是德才兼備嗎？德才兼備當然好，但那是理想境界。承平時期，天下大治，沒有太多特殊要求，自然不妨慢慢追求，找到一個是一個。然而此刻卻是非常時期，曹操要做的又是非常之事，那就不能四平八穩，按部就班，必須重獎有功，重用有能。用曹操在建安八年(公元203年)釋出的《賞功能令》中的話說，就是“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

事實上，德與才並非總能兼備，名與實也未必都能統一。有品行的不一定有能力，有能力的不一定有品行。同樣，出身好的不一定有水平，有水平的不一定出身好。曹操說，伊尹和傅說不就是奴隸嗎？蕭何和曹參不就是縣吏嗎？陳平不是背有惡名嗎？韓信不是被人恥笑嗎？管仲就更不用說了。論立場，他是“敵人”；論品行，他是“小人”。然而商湯、武丁、齊桓和我們高皇帝（漢高祖劉邦），卻重用了他們，而且依靠他們取得了勝利和成功。這難道還不說明問題嗎？

何況，東漢以來的所謂“德才兼備”，其實是要德不要才，哪怕是裝出來的“德”。甚至就在曹操廣納人才的時候，還有人提出主張，認為即便有功有能，如果“德行不足”，也不堪“郡國之選”。這就要矯正。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因此不能再四平八穩地講什麼“德才兼備”，必須振聾發聵地提出“唯才是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