籠統地說，可以概括為“功夫在書外”。如要仔細分析，米芾的交遊從來都有很強的目的性。

舉個簡單的例子：米芾索帖的典故，原文

米芾詼譎好奇。在真州，米芾嘗詣蔡太保攸於舟中，攸出所藏右軍《王略帖》示之。芾驚歎，求以他畫易之，攸意以為難。芾曰：“公若不見從，某不復生，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墜。攸遽與之。

（選自《石林燕語》）

所以，米芾的交遊對他的書法成就有著很大的幫助，而其書法風格，也正因為博採眾家而而自成一體。

米南宮在書家中的博識有盛名，故有“集古字”之雅號。任何一行，博識都重要；更重要的是識鑑，集眾長而出我。一知半解，井裡看天，你知道什麼是好？什麼是高？！

米芾是書法史上的一個“怪物”，聰明而狡猾，表現在書法上，就是會學習，到處“偷師”，把古人的技法“偷”了自己用，用他自己的話說，是“集古字”。

我們都知道老米最佩服王獻之，甚至王獻之的《中秋帖》，很多人都認為是老米寫的。

但你知道嗎，其次老米早年是崇尚唐代書法的，他在顏真卿、褚遂良上用功最多。

米芾有個特點，他初學人家時，老老實實，一旦學會了，轉頭就罵人家。比如顏真卿，老米把人家的“蟹爪勾”偷學了，轉身就說“顏柳挑踢”。但他對褚遂良很尊重，他罵了那麼多人，獨獨沒罵褚遂良，可見他對褚還是沒有意見的。

回到題目，老米的書風有一次重大的轉變，而這源於元豐五年他與蘇軾的首次見面。

話說蘇東坡被貶黃州後，1082年，老米大約是去湖南上任，繞了下路，跑到黃州去拜訪下東坡這位文壇泰斗。

彼時東坡先生45歲，老米31歲。酒酣耳熱之際，東坡先生就說，小米啊，你這樣寫來寫去不是個事啊，唐代的那些老傢伙，我們哪能寫得過他們？你還是學一學魏晉書法吧，咱哥幾個說不定可搞個“尚意書風”玩玩。

此處純屬在下胡編，反正東坡先生不知說了些什麼話，竟然讓高傲的米芾聽從了他的建議，自此書風大變，這才有了書史上“八面出鋒”的米老怪。

由此可見，一位眼光獨到而又敢講真話的朋友是多麼重要。

米芾的書法在三十多歲以前都是以學習、模仿古人以主，並未形成自己的風格，要說對他影響最大的人當屬蘇軾，與蘇軾的交往對米芾的影響主要是使米芾釐清了對書法走向的認識和把握。

米芾三十多年學書以唐人為主，尤以歐陽詢，虞世南、顏真卿等人用功最勤。但學來學去，於古人書法的禁錮中走不出來。

米芾畫像

這個時期也是米芾陷入迷茫的時期，這也是每個學書法的人都會遇到的瓶頸期，他急切想要“破法”。元豐五年，米芾決定赴黃州，去拜訪蘇軾，從那以後他與蘇軾結為書友，他們常在一起邊喝酒邊研習書藝。

酒一行，即展紙共作字。二小吏磨墨，幾不能供。薄暮，酒行既終，紙亦書盡，更相易攜去。 ——清 .於懷《東山談苑》

經蘇軾的指點，米芾開始潛心於魏晉，研習二王書法。他四處搜尋魏晉法帖，並將書齋更名為“寶晉齋”，可見他聽從蘇軾建議後，改學晉人書決心之堅定。

《跋米帖》裡有云:

米元章元豐中謁東坡於黃岡，承其餘論，始專學晉人，其書大進。

後來米芾又不知從哪尋得王獻之的《中秋帖》，此帖對他影響很大，他研習好久。透過研習二王之法，他書藝精進。

元佑三年，米芾在一個半月的時間內，接連創作了《苕溪詩帖》，《殷令名頭陀寺碑跋》和《蜀素帖》。這時米芾才剛滿三十八歲，可謂是青年才俊，其中《苕溪詩帖》和《蜀素帖》成為傳世經典，被後人廣泛學習。

米芾《殷令名頭陀寺碑》部分

米芾《蜀素帖》部分

米芾《苕溪詩帖》部分

其實從米芾交友蘇軾，書藝獲得精進一事上就能看出，學習書法絕對不能閉門造車，有人學書法在家悶頭苦寫，不願與外界交流，練了幾十年寫不出來一件像樣的作品，試想米芾如果不訪名師，未得到蘇軾等人的指點，能否成就大師就很難說。

所以我常說的一點，學習書法可以自學，尤其是在初期，可以透過自學在筆畫，結體這些基本功上打好基礎，但學到一定程度後，就不能老是悶頭練，這一個狀態。如果不找名師高手點撥，不與書友交流，沒有學習書法的良好互動氛圍，你就是自學能力再強，也有上限。也會遇到問題，也會進入瓶頸期。

不去突破這些東西，就會進入死迴圈，怎麼練，也基本都那樣，不會有提高。試想以米芾的絕高天賦都如此，何況我等凡夫俗子。

中國書法是很抽象的藝術，說它難吧，每個人都能寫上幾筆，但想寫好真不容易。你想達到一定層次，就必須向名家高手學習請教。

其實再看米芾在元佑三年一個半月內，創作的那三幅作品，那段時間可以說是米芾的嘗試實踐期，他在寫這三幅作品時，風格變化極大，《殷令名頭陀寺碑跋》基本還是他轉入晉人書的學習之作，裡面有很強的二王筆意特徵，書風也是二王飄逸典雅一路的，而《蜀素帖》和《苕溪詩帖》則與之風格大不相同。

《蜀素帖》和《苕溪詩帖》可以說是米芾於唐入晉後，嘗試將他以前所學唐人書與他經蘇軾指點後所學晉人書，並加入他個人風格特點的一次融合實踐。

我們從《蜀素帖》和《苕溪詩帖》的用筆中可以看到，它既有歐陽詢的嚴謹沉實，又有二王一路的典雅飄逸，還有米芾性格上所特有的狂放不羈，痛快爽利。

在結字上，保留了歐體的險峻求變，少了些歐陽詢的緊縮內斂，取法了二王的自然大氣。

可以說，這是米芾在追求個人風格上邁出的重要一步，也是很成功的一次藝術實踐，在米芾嘗試轉變的過程中，與蘇軾的會面與交往成為他書法藝術之路上很關鍵的轉折點。

蘇軾是宋代大文豪，書法上是“宋四家”之首，他於文學、繪畫和書法上皆有很高造詣，蘇軾才學廣博，綜合素質與天賦極高，於藝術上有獨到見解，米芾向他求教可謂找對了人，說明米芾也是有心人，是有備而來。

所以說，找名師高手請教也要擦亮眼，找對人，不然遇到庸師或不懂裝懂之人瞎指導，導致南轅北轍可就倒了黴。

蘇軾對米芾的正確指導，源於他多年來對書藝上的精研，他認為取法魏晉才是上法，他本人也極為推崇晉人書法，他自已的書法也從魏晉而來，所以當米芾向他求教時，他毫不猶豫地向米芾推薦晉人書。

在蘇軾的書學認知中，晉人之法是遠遠高於唐人的。蘇軾極重視書法的“意”，對法度反倒有些疏遠，他認為唐人過於強調法度會喪失書寫的意境與意趣。他有一句名言流傳甚廣，也頗能代表他的書學觀點，他說:

“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

蘇軾重“意”，而晉人也強調寫“意”，他們都尚“意”，可謂是正合拍。

蘇軾書法《寒食帖》

蘇軾也將他的這些觀點向米芾進行了推銷，而米芾也心領神會，頗為認可。並進行了大膽實踐，所以我們看到這之後的米芾不論是在用筆上，結字上乃至章法上均不再拘泥於法，作品通篇求勢，求意趣，真正的做到了“破法求趣，自然天成”。

由此可見，不論蘇軾還是米芾，均是通透之人，於藝術上是靈感相通，一點就透的。要是愚笨之人，不能領會彼此之意，也很難成就米芾這之後書藝之大成。

米芾與蘇軾的交往可謂是天作之合，堪稱“雙贏”，蘇軾將他的藝術觀點進行了很好的推廣，並取得了成果。而米芾則用從蘇軾那裡取來的書藝寶典，加上他自己的認知以及大膽實踐，成功的從古人法度的禁錮中突圍出去。

“宋四家”中的米芾與山谷道人黃庭堅都從與蘇軾的交往中獲益非淺，看來在蘇軾眾多榮譽頭銜上還要再加上教育家或導師這一榮譽稱號，才不負蘇東坡的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