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國與埃及相隔萬里，就算在稍微可以建立聯絡的封建時代，兩地都是遙不可及的地方，更何況是遠古時代？說兩者有關係完全就是子虛烏有的事。

現在很多人高估比如埃及文化之類的遠古文化，認為其發達程度超過我們的認知。其實這只是一個誤解。因為埃及文化後面中斷了，沒有文獻保留下來它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因此才有了神秘感與未知感，才會被高度渲染。

中華文化浩如煙海，說古蜀文化與埃及文化略有相似，不過滄海一粟中，一小部分與埃及文化神似而已。而若要以此神似之處就認為兩者有關係，未免貽笑大方了。

三星堆出土的鳥和古埃及的荷魯斯（Horus）很像。

荷魯斯是法老的守護神。三星堆的鳥

從三星堆的銅像來看，古蜀華人很可能是一個外來民族。

華夏人的衣領是右衽（左壓右），其它民族是左衽（右壓左）。

三星堆有人頭鳥身的銅像，古埃及的瓷器上也有人頭鳥身的圖案。

可以看出，古蜀華人和古埃及人很可能有某種聯絡。

有意思，這問題挺有意思的，前腳才看見有人說夏文化來自於中亞北非，後腳又看到說古蜀國與埃及的關係。

其實，古蜀國之所以會跟埃及扯上關係，主要的原因就在於三星堆遺址所出土的黃金權杖，以及不少的青銅面具！也確實這樣，一般來說，華夏文明是以鼎來象徵王權，用權杖來作為王權的象徵，確實在西亞北非的古文明中比較常見。

但要說三星堆文明就一定與古埃及文明有關係嗎？並不一定。

個人認為，有兩種可能:

其一:沒有關係。

由於人類的社會實踐有其共性，那麼在社會實踐中所產生的文明有其共性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三星堆文明與古埃及文明之所以都使用權杖作為王權的象徵，或許本就是歷史的偶然，是兩個不同族群在共同的社會實踐中形成的文化上的偶然。

其二:三星堆文明與古埃及文明存在文化上的交流，且這種可能性更大。

其實，遠古世界並沒有今天的人們所認為的那麼閉塞，各文明間的溝通與交流其實是存在的。如在遙遠的黃土高原上，石峁遺址中就有長江下游良渚文明的玉器出土，雖然埃及離四川盆地更遠，但文明間的交流應當也是存在的。

因此，個人的觀點，三星堆文明其實是一個獨立發展的文明體系，它在四川盆地一帶，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風格。

它不光是與中原地區的商文明平行發展，與西方的古埃及文明更是這樣，三者間都應該是相互獨立，平行發展且互不隸屬的關係。但是隨著時間的發展，各文明間又相互交流，相互影響，這就是為什麼三星堆遺址會出土黃金權杖，同時其中後期的青銅器風格又受到商文化影響的原因。

三星堆處在三者之間，因此從東西兩個方向上受到來自埃及文明及商文明的影響，它不斷的吸收其他文明優秀的地方，博採眾長。而這，也就是為什麼三星堆文明如此豐富多彩，燦爛輝煌的原因所在吧！

大家覺得呢？

有一種說法可以參考。古代以色列十個支派分裂獨立成為“北國以色列”之後消失，注意一個問題，北國以色列痴迷埃及文化，再注意有多種民間說法，北國以色列的支派有的流亡海外，即古中國！僅供參考……

其實“古蜀人是古埃及人”這種論斷真不算奇葩，最奇葩的是說法是——“三星堆是外星人留下的文明”這類高論。

將三星堆文明和古埃及拉上關係的主要“證據”就是一柄金杖。這柄金杖長143cm，直徑2.3cm，外面是一層刻有花紋的黃金，共重0.463kg；金皮內是已經碳化的木屑，也就是說這柄金杖其實就是包金木杖，即用一張金皮包卷在木杖上的，而金皮上刻有蠶叢、魚鳧的徽記。又因為三星堆內出土的全是祭祀器物，沒有日常生活用品，所以這柄包金木杖被認為是一柄“權杖”。

三星堆遺址出土的包金木杖。

黃金部分的細節。

順便說一句，同在三星堆祭祀坑內出土的象牙等文物也是被火燒、砍砸後放入祭祀坑的，聯想到從陶寺文明時期便有的破家瀦澤的傳統。讓人不禁懷疑三星堆所屬的文化在當時是不是發生了政治鬥爭、神權崩壞或其他什麼事，導致這樣的故意損壞事件。

但是當時中原地區正值三代之際，權力的象徵是鼎；而西亞和埃及的君王則常常以權杖來象徵自己的權力。由此，一些想象力非常非常豐富的歷史愛好者透過這一點與古埃及做出聯想，並由此得出了古蜀人是古埃及人的結論。 同時三星堆還出土了大量的青銅器，其水平之高不僅不遜色於同時期的商周，甚至在焊接技術上還遠遠勝過中原王朝。所以“三星堆就是夏朝”、“三星堆是古埃及文明的一種”、“三星堆是外星文明”的猜想就更加言之鑿鑿了。

但是，只是某一方面，尤其是消費性的青銅器製造技術上的優越，絲毫不能證明一三星堆為代表的古蜀文明整體上領先於中原。比如現在中國的網路電子支付的發達程度遠遠勝過大多數西方國家，但是我們顯然不能就此得出論斷： “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比同時期大多數西方國家要優越。”

而且，古典文獻上對古蜀文明成都的評價比較一般：

“之先稱王者，有蠶叢、魚鳧、蒲澤、開明，是時人皆椎髻左衽，不曉文字，未有禮樂。”(楊雄《蜀王本紀》)

而且古蜀國因為地理環境的原因，造成了雖然經濟、軍事實力不遜色於諸夏，但文化卻相對滯後，比如《華陽國志》記載：

“開明立，號曰叢帝。叢帝生盧帝。盧帝攻秦，至雍(曾經出秦嶺攻打秦國)，生保子帝。帝攻青衣，雄張獠僰。九世有開明帝，始立宗廟，以酒曰醴，樂曰荊，人尚赤，帝稱王……每王薨……未有諡列，但以五色為主，故其廟稱青、赤、黑、黃、白帝也。開明王自夢廓移，乃徙治成都。”

確實，根據考古證實，到目前為止，三星堆還沒有發現確鑿證據可以證明當時古蜀人使用過成熟的文字系統。而同時期的以商、周為共主的諸夏文明已經有了成熟的文字。當然，同時期古埃及也有成熟的聖書字。

至於一些認為三星堆的巨型人面和閃米特人、雅利安人、蘇美爾人都有相似之處，所以很有可能是西亞北非的古人經過波斯高原、印度北部、緬甸北部，從雲南進入中國西南地區的，因為這條路線食物和水都比中亞路線豐富的多……這類的觀點，我想說的是：先不說“自古以來”絲綢之路的旅途都是最安全最繁榮貿易路線。就是三星堆的青銅人面也完全沒有同時期埃及雕塑藝術的特點：比例準確，人物面目清秀。而這兩個主要特徵恰恰在三星堆上找不到。 此外大鬍子、深眼窩的西亞傳統在三星堆這裡也完全相反。

三星堆出土的青銅人面和圖坦卡蒙大帝的人面金棺，即使外行也看得出來二者之間工藝水平的差距之大。

歷史學家李學勤就三星堆文明提出這樣的觀點：

“三星堆是有著相對獨立起源和發展脈絡，並且高度發展的區域性文明，應該放在更大的文化範圍內來看。對照古埃及年表，以兩個祭祀坑為代表的繁盛時期的三星堆文明與新王朝時期的古埃及文明及古希臘的邁錫尼文明幾乎同時出現。三星堆的發現應當與尼尼微、特洛伊的發現媲美。”

根據三星堆出土的海貝、金杖、青銅人物造型等眾多獨具特色的文物，不排除古蜀的先民在三、四千年前就與周邊地區甚至更遠的地方進行著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但這隻能說明我們對於古代人類的進取精神實在是不夠了解。而三星堆遺址為代表的古蜀國作為歷史上的曾經盛極一時的文明，則有明顯獨立和原創性特色，即不屬於諸夏、也不屬於古埃及。

這是相當中國歷史上商朝的少數民族人物造像，其服飾明顯與漢族傳統服飾不同。只要找出這個左襟右衽的民族，也許可以揭開三星堆的文物之迷。這個造像頭上頂帶的是不是蜀錦？頭頂重物的傳統是不是與現代的東南亞人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