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韓經濟起飛始於60年代初期,爾後30年來,一直保持高速增長的勢頭。據世界銀行《1992年世界發展報告》統計,自1965年至1990年南韓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NP）年增長率為7.1%,列世界各國之首。按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莫克爾斯提出的“現代國家主要指標”剖析,南韓1990年人均GNP5400美元，第三產業在GNP所佔比重為46%，非農業就業人口比例、受過基礎教育人口比例、適齡青年接受高等教育人數、城市人口比重、平均人口預期壽命、人口自然增長率等均已達標，可見90年代的南韓已進入國民經濟現代化階段。對外開放進而實現市場經濟國際化被認為是南韓經濟起飛過程中成功的因素之一。國際輿論稱之為“南韓奇蹟在戰爭的廢墟上出現”。
一、對外貿易推行由進口替代到出口導向的多邊化發展戰略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一片廢墟上誕生的南韓，復經歷了北韓戰爭的洗禮，一直到60年初，其GN22P才達到24億美元。為擺脫戰後的經濟困境，提高本國的生產力水平，最初實施進口替代戰略，對於本國生產需要的原材料和生產資料的進口徵收低關稅，對於準備由本中國產品替代的消費品進口徵收高關稅，對於替代進口的國內產業給予財政、金融優惠等，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穩定經濟和發展生產的積極作用。但是由於進口替代不僅限制了某些國外產品的進口，同時也限制了本中國產品的出口，造成既缺乏資源和資本，又缺乏技術和裝置的局面，加深了國民經濟對外依賴程度，導致國際收支狀況的進一步惡化，使國內的工業化進展非常緩慢。
50年代與60年代之交，世界上發生了以電子科學為核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推動了新技術和新產品的不斷問世，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世界經濟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世界經濟發展呈現強勁的勢頭，促使國際市場容量日益擴大，刺激了各國之間貿易的持續增長。加上美、日出於全球戰略的考慮，對南韓在資金、技術、物質等方面給予援助，為南韓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提供了較寬活的發展空間。據此，從1964年開始，南韓從進口替代戰略轉向出口導向戰略，把經濟活動的重心由國內市場轉向國際市場，採取外貿多邊化和自由化的政策，參與國際分工和世界市場競爭，以外貿出口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發展。隨後，南韓出口額開始逐年擴大，年均增長達40%以上，在出口貿易的帶動下，南韓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國民收入及就業率有了大幅度的增長，到1990年南韓的GDP業已高達2364億美元，30年來增長99倍。
二、以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目標為依據，促進國內外經濟一體化
60年代初，南韓在轉向出口導向型戰略時，資金缺口很大，投資需要增長很快，據此，南韓政府果斷地作出加快引進外資步伐的決定。南韓引進外資的主要著眼點，一是有利於發展出口和國際收支改善的原則；二是有利於關鍵性工業公益事業發展的原則；三是有利於國民經濟和社會福利事業作出貢獻的原則。30年來，南韓以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目標為依據，制定了引進外資的鼓勵和限制政策，一直把技術引進作為引進外資的一個重要方面。在60年代的工業化程序，大膽利用外國先進技術，透過消化、吸收和創新，促進了產業技術的發展，形成以勞動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為基礎的重化工業經濟。80年代以後，重點發展技術密集型產業，以促進產業的升級換代。引進技術的比重，機械製造業佔27.8%，電子工業佔20.9%，石油化工佔16.4%。
南韓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為相對剩餘資本集中提供了參與國際分工的有利條件。為了擴大出口市場，穩定國際資源進口，抵制貿易保護主義，強化本中國產業的升級，提高產品的競爭力，降低勞動力成本，80年代以來，南韓推行了對外直接投資、建立海外生產基地的策略。南韓政府透過財政、金融等手段鼓勵本國企業向外擴張，在信貸、稅收和保險制度等方面給予優惠。據有關資料顯示，80年代南韓企業對外直接投資40%以上是靠政府支援籌措資金髮展起來的，1988年南韓對外直接投資額為4.8億美元。目前，南韓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是資源開發型產品投資，服務於國內經濟的發展；其次是勞動密集型產業投資，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一些本國限制性的產業，同時降低勞動力成本；再次是對發達國家投資，藉以達到引進高科技和現代管理手段的目的。既實現了國內產業結構的現代化，又促進了國內外市場的一體化。
三、加快金融業對外開放步伐，逐步邁向資本市場國際化
60年代後，南韓為擺脫國外的資金援助，求得經濟獨立，有計劃地建立了各種金融機構，發展各類金融市場，逐步完善了金融體系。80年代初，南韓加快金融業對外開放的步伐，加強國際金融中心的籌建，到90年代初，除國家中央銀行（南韓銀行）在國內建有15個分行，在海外設有8個分支機構外，大力發展商業銀行，其中包括全國性市中銀行（又稱存款銀行）5家，擁有資產約佔商業銀行資產總額的75%，其分支機構達1857個；地方銀行12家，擁有資產約佔商業銀行資產總額16%；外資銀行69家，其中最多的是美國，美國的10大銀行就有8家在南韓開設了分行，其次為日本和西歐國家。
南韓的金融市場分為有組織的金融市場即以銀行為中心的短期貨幣市場，非組織的金融市場即以非銀行機構為中心的長期資本市場。南韓政府認為金融業的開放首要的是資本市場的開放，因此於80年代開始實施資本市場國際化計劃。第一階段（1981至1984年）有限度地允許外國投資者透過南韓證券公司管理的開放型國際信託基金和由外國證券公司管理的封閉型基金間接參與投資。第二階段（1985年至1987年）加速南韓投資者間接投資外國證券的活動。第三階段（1988年以後）擴大海外基金的規模，以便利外國投資者間接投資南韓證券市場，准許南韓機構和企業投資外國股票，逐步邁向資本市場的國際化。金融業的發展已成為南韓政府管理經濟、加速資本積累和促進經濟繁榮的重要手段。
縱觀南韓經濟發展的演繹過程，可資研究和借鑑的基本經驗：一是從南韓經濟體制執行情況來看，實行市場調節與政府調控相結合，以政府調控為主，眾多國外經濟學家認為當前南韓仍屬“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它通常實施集中的宏觀經濟決策，並透過指示性計劃和控制經濟引數，藉助經濟立法和行政手段，規定產業和企業發展方向，調節國民經濟的執行，以推動主要經濟決策的實施。這對於發展中國家在資金、技術、管理人才均極端匱乏以至無法依靠民族資本的積累來迅速發展國民經濟的情況下，具有普遍指導意義。二是從南韓政府宏觀決策的選擇來看，特別注重從本國的國情出發，適應世界經濟形勢發展變化的需要，抓位有利時機，及時調整經濟政策和策略。南韓經濟的高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能夠根據本國經濟發展的各個階段，推行不同的貿易政策、產業政策和金融政策，較早的使國民經濟透過計劃手段，從粗放型發展及時轉變為集約化發展，因此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這裡關鍵是抓住機遇，加快發展。三是從南韓經濟發展格局來看，實行以貿易為導向，以工業為基礎，以金融為後盾的三元經濟發展戰略，推進市場經濟國際化，形成國民經濟投入和產業的良性迴圈，為南韓經濟高速發展創造了高能化的結構。對外開放不僅有助於促進各項生產要素在國際範圍內進行交流，達到互補互利的目的，而且有助於適應國際競爭機制，促進技術進步，提高勞動效率，進一步發展社會生產力。金融對外開放是市場經濟走向成熟的標誌，但恰恰是中國對外開放、與國際市場接軌的薄弱環節，中國政府要加大開放力度，重點似應在金融開放上大做文章。誠然，目前南韓市場經濟體制仍處於不斷完善之中，政府調控與市場機制的協調，國際市場與國內市場的促進，經濟發展與社會保障的配套等還存在發展失衡的問題，尚有待於進一步改進。
南韓經濟起飛始於60年代初期,爾後30年來,一直保持高速增長的勢頭。據世界銀行《1992年世界發展報告》統計,自1965年至1990年南韓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NP）年增長率為7.1%,列世界各國之首。按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莫克爾斯提出的“現代國家主要指標”剖析,南韓1990年人均GNP5400美元，第三產業在GNP所佔比重為46%，非農業就業人口比例、受過基礎教育人口比例、適齡青年接受高等教育人數、城市人口比重、平均人口預期壽命、人口自然增長率等均已達標，可見90年代的南韓已進入國民經濟現代化階段。對外開放進而實現市場經濟國際化被認為是南韓經濟起飛過程中成功的因素之一。國際輿論稱之為“南韓奇蹟在戰爭的廢墟上出現”。
一、對外貿易推行由進口替代到出口導向的多邊化發展戰略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一片廢墟上誕生的南韓，復經歷了北韓戰爭的洗禮，一直到60年初，其GN22P才達到24億美元。為擺脫戰後的經濟困境，提高本國的生產力水平，最初實施進口替代戰略，對於本國生產需要的原材料和生產資料的進口徵收低關稅，對於準備由本中國產品替代的消費品進口徵收高關稅，對於替代進口的國內產業給予財政、金融優惠等，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穩定經濟和發展生產的積極作用。但是由於進口替代不僅限制了某些國外產品的進口，同時也限制了本中國產品的出口，造成既缺乏資源和資本，又缺乏技術和裝置的局面，加深了國民經濟對外依賴程度，導致國際收支狀況的進一步惡化，使國內的工業化進展非常緩慢。
50年代與60年代之交，世界上發生了以電子科學為核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推動了新技術和新產品的不斷問世，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世界經濟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世界經濟發展呈現強勁的勢頭，促使國際市場容量日益擴大，刺激了各國之間貿易的持續增長。加上美、日出於全球戰略的考慮，對南韓在資金、技術、物質等方面給予援助，為南韓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提供了較寬活的發展空間。據此，從1964年開始，南韓從進口替代戰略轉向出口導向戰略，把經濟活動的重心由國內市場轉向國際市場，採取外貿多邊化和自由化的政策，參與國際分工和世界市場競爭，以外貿出口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發展。隨後，南韓出口額開始逐年擴大，年均增長達40%以上，在出口貿易的帶動下，南韓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國民收入及就業率有了大幅度的增長，到1990年南韓的GDP業已高達2364億美元，30年來增長99倍。
二、以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目標為依據，促進國內外經濟一體化
60年代初，南韓在轉向出口導向型戰略時，資金缺口很大，投資需要增長很快，據此，南韓政府果斷地作出加快引進外資步伐的決定。南韓引進外資的主要著眼點，一是有利於發展出口和國際收支改善的原則；二是有利於關鍵性工業公益事業發展的原則；三是有利於國民經濟和社會福利事業作出貢獻的原則。30年來，南韓以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目標為依據，制定了引進外資的鼓勵和限制政策，一直把技術引進作為引進外資的一個重要方面。在60年代的工業化程序，大膽利用外國先進技術，透過消化、吸收和創新，促進了產業技術的發展，形成以勞動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為基礎的重化工業經濟。80年代以後，重點發展技術密集型產業，以促進產業的升級換代。引進技術的比重，機械製造業佔27.8%，電子工業佔20.9%，石油化工佔16.4%。
南韓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為相對剩餘資本集中提供了參與國際分工的有利條件。為了擴大出口市場，穩定國際資源進口，抵制貿易保護主義，強化本中國產業的升級，提高產品的競爭力，降低勞動力成本，80年代以來，南韓推行了對外直接投資、建立海外生產基地的策略。南韓政府透過財政、金融等手段鼓勵本國企業向外擴張，在信貸、稅收和保險制度等方面給予優惠。據有關資料顯示，80年代南韓企業對外直接投資40%以上是靠政府支援籌措資金髮展起來的，1988年南韓對外直接投資額為4.8億美元。目前，南韓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是資源開發型產品投資，服務於國內經濟的發展；其次是勞動密集型產業投資，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一些本國限制性的產業，同時降低勞動力成本；再次是對發達國家投資，藉以達到引進高科技和現代管理手段的目的。既實現了國內產業結構的現代化，又促進了國內外市場的一體化。
三、加快金融業對外開放步伐，逐步邁向資本市場國際化
60年代後，南韓為擺脫國外的資金援助，求得經濟獨立，有計劃地建立了各種金融機構，發展各類金融市場，逐步完善了金融體系。80年代初，南韓加快金融業對外開放的步伐，加強國際金融中心的籌建，到90年代初，除國家中央銀行（南韓銀行）在國內建有15個分行，在海外設有8個分支機構外，大力發展商業銀行，其中包括全國性市中銀行（又稱存款銀行）5家，擁有資產約佔商業銀行資產總額的75%，其分支機構達1857個；地方銀行12家，擁有資產約佔商業銀行資產總額16%；外資銀行69家，其中最多的是美國，美國的10大銀行就有8家在南韓開設了分行，其次為日本和西歐國家。
南韓的金融市場分為有組織的金融市場即以銀行為中心的短期貨幣市場，非組織的金融市場即以非銀行機構為中心的長期資本市場。南韓政府認為金融業的開放首要的是資本市場的開放，因此於80年代開始實施資本市場國際化計劃。第一階段（1981至1984年）有限度地允許外國投資者透過南韓證券公司管理的開放型國際信託基金和由外國證券公司管理的封閉型基金間接參與投資。第二階段（1985年至1987年）加速南韓投資者間接投資外國證券的活動。第三階段（1988年以後）擴大海外基金的規模，以便利外國投資者間接投資南韓證券市場，准許南韓機構和企業投資外國股票，逐步邁向資本市場的國際化。金融業的發展已成為南韓政府管理經濟、加速資本積累和促進經濟繁榮的重要手段。
縱觀南韓經濟發展的演繹過程，可資研究和借鑑的基本經驗：一是從南韓經濟體制執行情況來看，實行市場調節與政府調控相結合，以政府調控為主，眾多國外經濟學家認為當前南韓仍屬“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它通常實施集中的宏觀經濟決策，並透過指示性計劃和控制經濟引數，藉助經濟立法和行政手段，規定產業和企業發展方向，調節國民經濟的執行，以推動主要經濟決策的實施。這對於發展中國家在資金、技術、管理人才均極端匱乏以至無法依靠民族資本的積累來迅速發展國民經濟的情況下，具有普遍指導意義。二是從南韓政府宏觀決策的選擇來看，特別注重從本國的國情出發，適應世界經濟形勢發展變化的需要，抓位有利時機，及時調整經濟政策和策略。南韓經濟的高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能夠根據本國經濟發展的各個階段，推行不同的貿易政策、產業政策和金融政策，較早的使國民經濟透過計劃手段，從粗放型發展及時轉變為集約化發展，因此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這裡關鍵是抓住機遇，加快發展。三是從南韓經濟發展格局來看，實行以貿易為導向，以工業為基礎，以金融為後盾的三元經濟發展戰略，推進市場經濟國際化，形成國民經濟投入和產業的良性迴圈，為南韓經濟高速發展創造了高能化的結構。對外開放不僅有助於促進各項生產要素在國際範圍內進行交流，達到互補互利的目的，而且有助於適應國際競爭機制，促進技術進步，提高勞動效率，進一步發展社會生產力。金融對外開放是市場經濟走向成熟的標誌，但恰恰是中國對外開放、與國際市場接軌的薄弱環節，中國政府要加大開放力度，重點似應在金融開放上大做文章。誠然，目前南韓市場經濟體制仍處於不斷完善之中，政府調控與市場機制的協調，國際市場與國內市場的促進，經濟發展與社會保障的配套等還存在發展失衡的問題，尚有待於進一步改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