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滿清政府也認識到一味的搞文字獄，並不能徹底讓漢族知識分子低頭，所以他們修四庫全書，來籠絡知識分子的心，從思想上統一，再加上康熙以後，尤其是乾隆喜愛漢族文化，還有一個原因歷代皇帝都喜歡展示自己的文治武功，以上三方面的考慮應該是修四庫全書原因。

乾隆皇帝編制四庫全書主要是為了籠絡人心，為了讓讀書人得思想統一，另外一方面展現了自己的文治武功，乾隆盛世得豐功偉績。

原因主要有兩個。

第一是為了彰顯盛世。和其他歷史上所稱道的盛世不同，康乾盛世在乾隆時期就已經成為了政府宣傳的內容。乾隆對自己的文治武功非常滿意，以十全老人自詡。編著四庫全書，對歷史上的文化典籍進行全面性的整理，就是為了彰顯盛世。這不僅僅是皇帝個人的臉面，也是為滿族這樣一個少數民族爭取臉面。滿清入關，到乾隆時期已經百年。不過由於少數民族的身份，一直有部分文人稱滿清為夷人。浙東學派的代表人物呂留良，就提出了華夷之辨。這種論點，讓雍正皇帝非常不滿，專門在大義覺迷錄當中進行駁斥。編著四庫全書，意味著滿清政權在文化上，完整繼承了中國傳統，不可以被視為蠻夷之輩。

第二是為了強化思想控制。如果說文字獄是清代文化高壓政策的一個直接表現，那麼編著四庫全書則是一個間接表現。在編書的過程當中，清政府對於影響其政治統治的書籍要麼進行刪減，修改，要麼乾脆銷燬。岳飛的滿江紅，在歷史上傳承已久，非常出名。不過這首詞是明顯針對金國的侵略者，而滿清恰恰自視為女真的後裔。因此在四庫全書當中這首詞被人為修改。

因此，對於四庫全書的評價，史學界是譭譽參半的。它在保留傳統文化典籍的同時，又人為的銷燬和修改了一部分內容。功過都是非常明顯的。

首先，我們來看看《四庫全書》究竟是一本什麼樣的書。《四庫全書》是清乾隆帝期間，在皇帝的全力支援下，由河間大才子紀昀領銜，360多位高官、學者編撰，3800多人抄寫，耗時13年之久編成的叢書，共分經、史、子、集四部，故曰四庫。內含3500多種書，7.9萬卷，3.6萬冊，約8億字，基本上囊括了中國古代所有圖書，故稱“全書”。

那麼，滿清統治階級為什麼要花費這麼大的代價編寫《四庫全書》呢？俗話說，“無利不起早”。我們知道，滿清自入關以來，作為統治階級的滿族人在數量上遠遠低於漢族人，而一些所謂的豪門大儒、書香世家更是視滿人為“蠻夷”，認為滿族是馬背上崛起的民族，文化素養不值一提，所謂“貌恭而心不服”。作為一個有遠見卓識的皇帝，乾隆帝急需在文化領域有所建樹，在文化領域征服讀書人們，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所以說《四庫全書》是乾隆皇帝以“稽古右文”為名，推行文化專制政策的產物。在著名作家二月河先生的《乾隆皇帝》一書中也可以看到此初衷。當年，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庫全書》，下令分別藏於全國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分貯於紫禁城文淵閣、遼寧瀋陽文溯閣、圓明園文源閣、河北承德文津閣珍藏，這就是所謂的“北四閣”。後抄好的三部分貯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和杭州文瀾閣珍藏，這就是所謂的“南三閣”。

此外，從書的內容上來說，《四庫全書》主要突出了儒家文獻和反映清朝統治者“文治武功”的文獻，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把儒家經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同時排斥了有民主色彩或敢於批評儒家思想的文獻。我們知道，儒家思想講大一統、講君臣父子，歷來是統治階級的主要工具。貴賤、尊卑、長幼各有其特殊的行為規範。他們認為，只有貴賤尊卑，長幼親疏各有其禮，才能達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想社會。所以從側面也反映出《四庫全書》是乾隆皇帝為了鞏固統治地位、強化專制制度而實施的一種手段。

《四庫全書》（滿語：ᡩᡠᡳ᠌ᠨᠨᠠᠮᡠᠨ  ᡳᠶᠣᠣᠨᡳᠪᡳᠳᡥᡝ）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套官修叢書，從清朝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開始編纂，歷時9年成書，整套叢書共收書3503種，79337卷，36304冊，近230萬頁，約8億字。

《四庫全書》之所以得名，是因全書分為經、史、子、集四部，共44類。整套書收錄了從先秦到清乾隆前期的眾多古籍，也有傳教士參與撰述的著作，包括從西洋傳入中國的數學、天文、儀器及機械等方面的著作，包括《論語》、《大學》、《孟子》、《中庸》、《周易》、《周禮》、《禮記》、《詩經》、《孝經》、《尚書》、《春秋》、《爾雅》、《說文解字》、《史記》、《資治通鑑》、《孫子兵法》、《本草綱目》等經典都被納入。

附圖，四庫全書杭州文瀾閣本

編纂過程

清朝入關後到至乾隆中葉時期已有一百多年，在此期間清朝文治武功達到全盛，乾隆在武功方面自稱“十全武功”，為了顯示在文治，乾隆下令編纂《四庫全書》。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他親自諭令彙集古今群書，“宜及時採集，會送京師，以張千古同文之盛”，“以光冊府，而裨藝林”，做到“四庫七略，益昭美備”。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朝廷設立了“四庫全書館”負責《四庫全書》編纂，並由乾隆的第六子永瑢負責，內閣大學士于敏中為Quattroporte，大學士以及六部尚書、侍郎為副Quattroporte，著名學者紀昀為總纂官。《四庫全書》的編纂是一個龐大的工程，曾參與編撰並正式列名的文人學者達到三千六百多人，而抄寫人員也有三千八百人。

附圖，紀昀

《四庫全書》為了美觀與便於識別，採用分色裝幀，經部綠色，史部紅色，子部月白色（或淺藍色），集部灰黑色。直到乾隆四十六年冬（1781年），《四庫全書》才完成第一部繕寫工作，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四套書才陸續完成。

全書共抄7部，分別藏於北京紫禁城文淵閣、京郊圓明園文源閣、盛京行宮文溯閣、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合稱“內廷四閣”（或稱“北四閣”）。另外又在鎮江金山寺建文宗閣，揚州大觀堂建文匯閣，杭州西湖行宮孤山聖因寺建文瀾閣，即“江浙三閣”（或稱“南三閣”），各藏抄本一部。

附圖，藏書地之一杭州文瀾閣模型

那乾隆為何要編纂此書呢？

乾隆的編纂此書的初衷是“蒐集和儲存古今之圖書”，以塑造出自己是文化巨人的形象。修書是古代“文治”的象徵，明成祖編纂《永樂大典》即代表“盛世修書”的傳統，乾隆時修《四庫全書》亦是如此。

編纂此書更重要的目的在於掌控文化。清朝作為外來統治者非常警惕漢人的抵抗，反清勢力到乾隆時期時雖已經大不如前，但滿清統治者仍然大造“文字獄”，以此來禁錮人們的思想。從乾隆十六年（1751年）“偽孫嘉淦疏稿”事件開始，乾隆時期共發生文字獄案件一百多起，大大超過前朝。知名案件有胡中藻詩案、蔡顯案、字貫案、尹嘉銓案、沈德潛反詩案。

文字獄對國家整體發展造成了惡劣影響，李祖陶評價道：“今之文人，一涉筆惟恐觸礙於天下國家，……人情望風覘景，畏避太甚。見鱔而以為蛇，遇鼠而以為虎，消剛正之氣，長柔媚之風，此於世道人心，實有關係。”

中國著名歷史學家吳晗說“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那是因為在編纂此書的過程中，從民間蒐羅來的書籍分為“著錄”、“存目”與“禁燬”三類處理：符合部分條件的，被列為“存目”，只存書名，不收其書。“牴觸本朝”之書一概“禁燬”。

在編修《四庫全書》的過程中，銷燬了大量對清廷不利的書籍，估計總數有15萬冊；另外，大量的前朝實錄、筆記等一手資料被銷燬，明代檔案傳世至今的僅有三千餘件。除了毀書，清朝還大肆篡改、刪減書籍，但凡涉及明末清初、女真、蒙古等的書都逃不過。焚書並不始於清朝，但清朝卻是集大成者。

編纂此書的目的正如漢學家富路特認為：“高宗並非真欲編《四庫全書》，特假此名義，以取締有礙滿清之書籍耳（不利於滿洲的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