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心很大，一開始格物的格局就是平天下，欲平天下你就得窮天下理，現在曾子《大學》中就有朱熹的注語，大意是欲致天下事，窮盡天下理。

古來皓首窮經的人很多，做經論可以條條是道，但是行動起來不過捉襟見肘。

至於陽明的格物，陽明先生有句話：“你未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這話有些人說是唯心主義，要那麼理解也沒差；不過馬哲有句話叫做“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此花對我無用，它是什麼顏色我需要上心嗎？如果我是去賞花，人為花而來，心為花而開，自然容易被感染。我若是為花的用途而來，我要禮喪那麼即使山裡的繁花再多，人也不過取一株白菊。

《大學》的格物，致知在格物，朱熹為了明天下之理而來，自然是“欲致天下事，窮盡天下理”。而陽明格竹七日，因病而止;大道三千，人之取一道而誠意專心。你見過誰在同一時間即踏足於長江又踏足尼羅河的？陽明的格物，不格已過，不格未來，專治當下而已。陽明因事而來，物不在事中，格之何益？知不急所需，致之何用？

朱熹和陽明的致知是一件事，朱熹取其廣，陽明取其用。說得白話點就是一個老學究，一個實用主義者。心不存無用之念，此心即能格物致知，那麼何必存諸亂心之念於心，因何而有用，人在事中。那麼格盡諸理存於心，不如遇事而格物致用，事過而不留雜念於心。

恰如陽明的那朵花，與我無用、我心也不待見，那就哪涼快哪待著，取用之心和取用之事同寂！待到用時，用心去辨析、去甄別、去鑑賞，那花的毫末才清晰於心。

假若天下理如同一本詞典，朱熹要求你背下整本大部頭，陽明說大部頭放包裡就好，碰上不懂的就去查不是輕鬆很多。一本字典，就算記全了，有些生僻字可能窮極一生都不太會用到，常用字遇的多了到最後不用字典都知道。

他倆的格物是一個事，不過理念和方法不同罷了。

總體而言，王、朱二人在“格物”的方法上差別不大，但在動機上差別很大。

王陽明的“格物”是為了去人慾、存天理；朱熹的“格物”是為了“窮理”。這是最根本的差別，因為王陽明認為“心即理”“心外無理”，朱熹則認為“萬事萬物皆含至理”“理在物中”。

現在想想是很荒唐的，從此以後王陽明就對朱熹的“格物”產生了懷疑，促成了王陽明轉向陸象山的學說，最終成了心學的集大成者。

陽明心學之所以是落地的哲學，就是在於強調“事上磨練”。那磨練什麼呢？不是磨練如何處理事情，而是磨練自己的心性，把心性中的私慾去掉，只留下天理。

這就是王陽明所說的“致良知”，目的只有有個，去人慾、存天理。

所以王陽明的“格物”是修心的功夫，不是求理的功夫，這和朱熹是不同的。

在對事物的探究上，王陽明和朱熹並沒有大的差別，因為畢竟都是儒家大師，都是一脈相承，主旨和原則沒有大的分歧。

差異只在理念的細微層面，以及由此導致的在修行過程中的差別。

孔、孟、朱、王是儒家4位大師，地位和學問都是為世人景仰的。當然理論和學說也有一個發展過程，就像牛頓經典力學理論在量子物理中不成立，但這並不妨礙牛頓的偉大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