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自戰國以來的歷史上，中原國家對於北方的匈奴人通常採取築塞防禦的政策以阻止他們的南下侵擾。
可是漢武帝卻一反傳統，組織了多次遠征匈奴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後世史家往往批評武帝勞民傷財，可誰又認真思考過他做出這個決定的苦衷呢？
“曩者，朕之不明（中略），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中略）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
——《漢書·西域傳》
公元前89年，因貳師將軍李廣利敗降匈奴，數萬漢軍將士葬身異域，孝武帝劉徹頒下了這份著名的《輪臺罪己詔》。
自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衛青率軍收復河南地至徵和三年（公元前90年）李廣利兵敗投敵，47年間西漢先後對匈奴發動了11次大規模軍事進攻。戰火從朝那、蕭關之外一直延燒到大漠南北，而西漢也為這空前絕後的對匈戰爭累得精疲力竭。
在這份《輪臺詔》中，孝武帝就自己從前的部分決策失誤流露出悔恨之意，由此引來了後世史家對漢匈戰爭的更多質疑——畢竟從戰國到嬴秦，中原國家對北方遊牧民族的南侵均以築塞防禦為主，從未主動發起過深入敵後的軍事冒險。倘若孝武帝墨守成規，不要將無辜的中原子弟驅往北疆赴死，不要讓殘酷的戰爭虛耗國家的膏血，那麼西漢王朝的盛世輝煌會不會因此延續得更長更久呢？
攻之於守，作為國家戰略的兩個可能選項，究竟該如何取捨，除了要考慮到中原王朝自身的國情而外，也必須把敵國即匈奴的戰略態勢納入考慮的範疇。
要從這個角度去分析嬴秦及其以前的國防方略，我們不難發現，築塞防禦並非萬能的靈藥，只是適應於某些特定的歷史階段的最佳選擇而已。《史記·匈奴列傳》載：
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溪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
當是之時，東胡強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
——《史記·匈奴列傳》
在司馬遷的描述中，秦始皇北御匈奴，從總體上看是一個兩步走的計劃。嬴秦剛剛消滅六國、混一中華的時候，這個新生王朝與匈奴的疆域應該是以秦昭王時修築的故長城為界。具體地說，就是朝那、蕭關以南才是秦朝的版圖，出塞而北便進入了匈奴人的地界。這對新生的秦王朝不能不說是一個迫在眉睫的威脅！
因為朝那、蕭關距離咸陽太近，要防禦風馳電掣的匈奴騎兵，秦軍缺乏足夠的戰略縱深。為了保證首都的絕對安全，秦朝必須竭盡全力將秦、匈兩國的國境線往北推移，而北移的極限就是直抵河套平原頂端的黃河北支流。這也正是秦始皇交給將軍蒙恬的首要任務：統帥30萬秦軍主力將匈奴徹底逐出河南地，為秦帝國的腹心——關中地區建立一道厚實的北部屏障。
在這一戰略目標順利達成之後，一向好大喜功的秦始皇卻罕見地壓抑了自己擴張領土的野心，命令秦軍就地轉入防禦，沿河築壘，與匈奴劃境而治。為什麼嬴政不像後來的劉徹那樣命令軍隊越過北河，深入敵境呢？西漢名臣主父偃在給孝武帝的上疏中分析道：
（秦皇帝）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逾河而北。是豈人眾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
——《漢書·主父偃傳》
主父偃說，秦始皇不是不想賈其餘勇、追亡逐北，而是秦朝有限的補給能力拖累了軍隊前進的腳步，導致那些高歌奏凱的中原勇士們只能望河興嘆。站在一個財政專家的角度上，主父偃分析秦軍轉攻為守的原因不為無理。但理由恐怕也不專在此處。
《匈奴列傳》清晰地顯示，在蒙恬出征的當時，北方草原上可不只有匈奴一個遊牧政權。強大的月氏和東胡鉗制著匈奴人的左右兩翼。
《史記·大宛列傳》清楚地記載，月氏“故時強，輕匈奴”。匈奴此時的單于號為“頭曼”，據林梅村《大月氏人的原始故鄉——兼論西域三十六國之形成》一文所論，乃是吐火羅文“tumane”的音譯，意思是萬戶長。這是月氏王作為中亞草原和西域諸國的霸主封與匈奴首領的稱號。而頭曼單于的太子，也就是後來的冒頓單于也曾被送至月氏王庭為質。這些事實都說明此時的匈奴對月氏國存在著某種程度的依附關係。
至於東胡，後來冒頓單于篡位弒立，東胡王曾趁他人心未服之際對匈奴提出赤裸裸的領土要求，看來也不乏對匈奴的覬覦之心。正因為有月氏和東胡的掣肘，匈奴騎兵不敢全力南向以與秦軍廝殺。在河南地敗於蒙恬之後，頭曼單于便迅速將他的軍隊撤往了北方，以圖儲存實力。
《史記》、《漢書》的相關記載表明，彼時無論是匈奴還是秦、漢兩朝的決策高層都有這樣一個清晰的政治共識，那就是他們誰也無法越過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的地緣分野去佔領並長期統治敵鄰的領土。
這就意味著只要匈奴人南侵的意願因為東胡和月氏的阻滯而變得不甚強烈，秦朝實在沒有必要虛國遠征，把將士們寶貴的生命白白浪費到鋤犁無法耕種的北方大漠之上。可惜的是，這樣以夷制夷的“福利”在西漢建國之初，劉姓皇帝就已經享受不到了。《史記》載：
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並樓煩、白羊河南王。（中略）至冒頓而匈奴最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
秦至二世而亂。趁著中原陷入群雄混戰的契機，匈奴在他們的傑出領袖冒頓單于的領導下東征西討，先後擊敗了東胡、月氏等國。一個強大而統一的草原政權迅速崛起並重新侵入河南地，逼近朝那和蕭關。
此時的匈奴已經解除了後顧之憂，軍隊規模也從戰國末年的十餘萬騎（據《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所附《李牧傳》）發展到盛況空前的三十餘萬騎。這支重兵集團雄踞北方，並不時南下侵擾，西漢的對匈防禦壓力之沉重，代價之慘巨可想而知。晁錯曾就此痛心疾首地上疏孝文帝說：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後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驅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後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
——《漢書·晁錯傳》
如果不能從根本上削弱匈奴，縮減他們南侵的規模與頻率，專守防禦帶來的巨大消耗將會把西漢王朝拖瘦、拖死。而要削弱匈奴，眼見東胡已破，月氏西遷，放眼天下，西漢王朝除了自己的軍隊又還有什麼可以倚靠？
漢軍不惜代價地跨出國門、深入漠北，他們所要進行的正是這樣一場史無前例的戰爭：這場戰爭將不再像以往的戰爭那樣以攻城略地為宗旨，而是要以強大的軍事壓力促成匈奴的分裂，畢竟一個強大而統一的匈奴安枕於北疆，絕非西漢王朝的福音。
參考文獻：
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同利軍《漢朝與匈奴戰爭述評》；王先謙《漢書補註》；《中國軍事通史·西漢軍事史》。
提要
自戰國以來的歷史上，中原國家對於北方的匈奴人通常採取築塞防禦的政策以阻止他們的南下侵擾。
可是漢武帝卻一反傳統，組織了多次遠征匈奴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後世史家往往批評武帝勞民傷財，可誰又認真思考過他做出這個決定的苦衷呢？
“曩者，朕之不明（中略），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中略）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
——《漢書·西域傳》
公元前89年，因貳師將軍李廣利敗降匈奴，數萬漢軍將士葬身異域，孝武帝劉徹頒下了這份著名的《輪臺罪己詔》。
自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衛青率軍收復河南地至徵和三年（公元前90年）李廣利兵敗投敵，47年間西漢先後對匈奴發動了11次大規模軍事進攻。戰火從朝那、蕭關之外一直延燒到大漠南北，而西漢也為這空前絕後的對匈戰爭累得精疲力竭。
在這份《輪臺詔》中，孝武帝就自己從前的部分決策失誤流露出悔恨之意，由此引來了後世史家對漢匈戰爭的更多質疑——畢竟從戰國到嬴秦，中原國家對北方遊牧民族的南侵均以築塞防禦為主，從未主動發起過深入敵後的軍事冒險。倘若孝武帝墨守成規，不要將無辜的中原子弟驅往北疆赴死，不要讓殘酷的戰爭虛耗國家的膏血，那麼西漢王朝的盛世輝煌會不會因此延續得更長更久呢？
攻之於守，作為國家戰略的兩個可能選項，究竟該如何取捨，除了要考慮到中原王朝自身的國情而外，也必須把敵國即匈奴的戰略態勢納入考慮的範疇。
要從這個角度去分析嬴秦及其以前的國防方略，我們不難發現，築塞防禦並非萬能的靈藥，只是適應於某些特定的歷史階段的最佳選擇而已。《史記·匈奴列傳》載：
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溪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
當是之時，東胡強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
——《史記·匈奴列傳》
在司馬遷的描述中，秦始皇北御匈奴，從總體上看是一個兩步走的計劃。嬴秦剛剛消滅六國、混一中華的時候，這個新生王朝與匈奴的疆域應該是以秦昭王時修築的故長城為界。具體地說，就是朝那、蕭關以南才是秦朝的版圖，出塞而北便進入了匈奴人的地界。這對新生的秦王朝不能不說是一個迫在眉睫的威脅！
因為朝那、蕭關距離咸陽太近，要防禦風馳電掣的匈奴騎兵，秦軍缺乏足夠的戰略縱深。為了保證首都的絕對安全，秦朝必須竭盡全力將秦、匈兩國的國境線往北推移，而北移的極限就是直抵河套平原頂端的黃河北支流。這也正是秦始皇交給將軍蒙恬的首要任務：統帥30萬秦軍主力將匈奴徹底逐出河南地，為秦帝國的腹心——關中地區建立一道厚實的北部屏障。
在這一戰略目標順利達成之後，一向好大喜功的秦始皇卻罕見地壓抑了自己擴張領土的野心，命令秦軍就地轉入防禦，沿河築壘，與匈奴劃境而治。為什麼嬴政不像後來的劉徹那樣命令軍隊越過北河，深入敵境呢？西漢名臣主父偃在給孝武帝的上疏中分析道：
（秦皇帝）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逾河而北。是豈人眾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
——《漢書·主父偃傳》
主父偃說，秦始皇不是不想賈其餘勇、追亡逐北，而是秦朝有限的補給能力拖累了軍隊前進的腳步，導致那些高歌奏凱的中原勇士們只能望河興嘆。站在一個財政專家的角度上，主父偃分析秦軍轉攻為守的原因不為無理。但理由恐怕也不專在此處。
《匈奴列傳》清晰地顯示，在蒙恬出征的當時，北方草原上可不只有匈奴一個遊牧政權。強大的月氏和東胡鉗制著匈奴人的左右兩翼。
《史記·大宛列傳》清楚地記載，月氏“故時強，輕匈奴”。匈奴此時的單于號為“頭曼”，據林梅村《大月氏人的原始故鄉——兼論西域三十六國之形成》一文所論，乃是吐火羅文“tumane”的音譯，意思是萬戶長。這是月氏王作為中亞草原和西域諸國的霸主封與匈奴首領的稱號。而頭曼單于的太子，也就是後來的冒頓單于也曾被送至月氏王庭為質。這些事實都說明此時的匈奴對月氏國存在著某種程度的依附關係。
至於東胡，後來冒頓單于篡位弒立，東胡王曾趁他人心未服之際對匈奴提出赤裸裸的領土要求，看來也不乏對匈奴的覬覦之心。正因為有月氏和東胡的掣肘，匈奴騎兵不敢全力南向以與秦軍廝殺。在河南地敗於蒙恬之後，頭曼單于便迅速將他的軍隊撤往了北方，以圖儲存實力。
《史記》、《漢書》的相關記載表明，彼時無論是匈奴還是秦、漢兩朝的決策高層都有這樣一個清晰的政治共識，那就是他們誰也無法越過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的地緣分野去佔領並長期統治敵鄰的領土。
這就意味著只要匈奴人南侵的意願因為東胡和月氏的阻滯而變得不甚強烈，秦朝實在沒有必要虛國遠征，把將士們寶貴的生命白白浪費到鋤犁無法耕種的北方大漠之上。可惜的是，這樣以夷制夷的“福利”在西漢建國之初，劉姓皇帝就已經享受不到了。《史記》載：
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並樓煩、白羊河南王。（中略）至冒頓而匈奴最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
——《史記·匈奴列傳》
秦至二世而亂。趁著中原陷入群雄混戰的契機，匈奴在他們的傑出領袖冒頓單于的領導下東征西討，先後擊敗了東胡、月氏等國。一個強大而統一的草原政權迅速崛起並重新侵入河南地，逼近朝那和蕭關。
此時的匈奴已經解除了後顧之憂，軍隊規模也從戰國末年的十餘萬騎（據《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所附《李牧傳》）發展到盛況空前的三十餘萬騎。這支重兵集團雄踞北方，並不時南下侵擾，西漢的對匈防禦壓力之沉重，代價之慘巨可想而知。晁錯曾就此痛心疾首地上疏孝文帝說：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後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驅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後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
——《漢書·晁錯傳》
如果不能從根本上削弱匈奴，縮減他們南侵的規模與頻率，專守防禦帶來的巨大消耗將會把西漢王朝拖瘦、拖死。而要削弱匈奴，眼見東胡已破，月氏西遷，放眼天下，西漢王朝除了自己的軍隊又還有什麼可以倚靠？
漢軍不惜代價地跨出國門、深入漠北，他們所要進行的正是這樣一場史無前例的戰爭：這場戰爭將不再像以往的戰爭那樣以攻城略地為宗旨，而是要以強大的軍事壓力促成匈奴的分裂，畢竟一個強大而統一的匈奴安枕於北疆，絕非西漢王朝的福音。
參考文獻：
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同利軍《漢朝與匈奴戰爭述評》；王先謙《漢書補註》；《中國軍事通史·西漢軍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