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用諸葛亮出師表中的一段話：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

至少連同時代的諸葛亮都認為東漢的衰敗，與漢桓帝、漢靈帝有關。

但衰敗不是覆滅，至少在漢靈帝手裡，東漢還沒有到覆滅的邊沿。

那東漢的覆滅是因為誰呢？

這個人是袁紹。

為何呢？

東漢末年覆滅首要原因是支援朝政的兩大勢力（外戚與宦官）自相殘殺，導致動亂的開端。

而以何進為首的外戚與十常侍為首的宦官，之所以大開殺戒，是因為一個人的極力勸說，這個人就是袁紹。

袁紹極力勸說大將軍何進殺盡所有宦官，並引董卓進京，結果何進先被宦官殺害，難說袁紹有沒有洩露訊息給宦官，導致何進被殺。

而後來進京的董卓，更是加劇朝政的混亂，導致十八路諸侯的聲討。

而這發生的一切最大的受益者就是以袁紹為首計程車族集團。

我們有理由懷疑這一切，從何進想殺宦官，召董卓進京到何進被殺，宦官被殺，董卓亂政，這一切都是以袁紹為首計程車族集團的陰謀策劃，目的是借亂除去支撐東漢王朝的兩大勢力：外戚與宦官，建立一個以士族集團為主導的新王朝。

而東漢王朝的掘墓人就是袁紹。

袁紹沒想到的是出了曹孟德，擊敗了自已。

一個王朝的覆滅，不能簡單歸因於某個人。不過，說漢靈帝是東漢滅亡的關鍵人物，並不為過。在這位歷史上著名昏君的統治下，大漢國將不國，氣數已盡。

東漢一朝，宦官專權十分嚴重，至靈帝劉宏時，則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漢靈帝剛剛登基時，宦官集團便發動一場轟轟烈烈的“黨錮之獄”，清流黨人李膺、杜密、朱寓、荀翌、翟超、劉儒、範滂等一百餘人皆被陷害致死，受牽連者不計其數。“黨錮之獄”令清流黨人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創，士人精英遭到大肆殺戮，宦官勢力一手遮天，社會正義遭到空前的摧殘。名士郭林宗曾經嘆道：“詩云，人之雲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這是大漢帝國滅亡前的徵兆之一。

靈帝時代奸佞橫行，一手遮天的宦官集團無法無天，前有大太監曹節王甫，後有十常侍，閹人當權，惡貫滿盈。所謂“十常侍”，其實是十二人，分別是趙忠、張讓、夏惲、郭勝、段珪、宋典、孫璋、畢嵐、慄嵩、高望、張恭、韓悝。這十二名中常侍，全部被封侯，貴盛無比，其中又以趙忠、張讓這兩人最為顯赫。顯赫到什麼程度呢？靈帝劉宏是這樣說的：“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您瞧瞧，皇帝管張讓叫爸，管趙忠叫媽，人家這兩位可是被皇帝當作雙親啊，可見權勢之大，無人可及。

宦官不僅控制朝廷，甚至把握有兵權。除了十常侍外，還有一名宦官深得皇帝信任，這人名喚蹇碩，原是靈帝的貼身太監，長得身強體壯，還略懂兵法。靈帝覺得這個人太有才了，便提拔他為西園八營的總指揮，蹇碩任上軍校尉，手下有七名校官，其中一人名叫曹操，另一個人名叫袁紹。誰想想到，這兩位後來縱橫天下的英雄，這時只是個太監的手下。從這裡，我們可以側面看到靈帝時代，宦官的邪惡勢力是何等強大。

終漢靈帝一朝，對宦官的寵幸毫不動搖。說到宦官的禍國殃民，這裡舉一個例子。

大宦官王甫有個乾兒子，名叫王吉。王吉本不學無術，有乾爹撐腰，當了沛相。他大概是東漢歷史上最壞的官吏了，此人有一大愛好：殺人。他任沛相五年，總共殺了一萬多人，平均每年要殺兩千多人，每月要殺兩百人，每天要殺六七人。不僅如此，他殺人手段特別殘酷。每殺一人，就將其屍體支解成幾大塊，扔在囚車上，四處展覽。尤其到了夏天，天氣熱，屍體容易腐爛，他用繩子穿在骨架上吊起來，屍體發出的腐臭味數里之外可聞，路人都得捏著鼻子轉過頭，實是慘不忍睹。

靈帝劉宏不僅是東漢最糟糕的皇帝，也算得上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昏君。禁錮黨人、放縱宦官、賣官鬻爵，哪一件事他做不出呢？他當皇帝還不夠，還要當大富豪。靈帝公開賣官，明碼標價。官秩為四百石的賣價四百萬錢，官秩為兩千石的兩千萬錢。在靈帝眼中，什麼國家天下，這些概念對他來說太複雜，遠不如看得到摸得著的黃金白銀。上行則下效，皇帝帶頭斂財，手下一幫大臣官吏，自然也拼了命盤剝。朝臣盤剝地方官，地方官只能去壓榨老百姓。一層層壓榨，老百姓的油水一點一滴被榨乾，然後就印證一條歷史規律：官逼民反。

公元184年，黃巾起義爆發。我們看三國史基本上都是從黃巾起義說起，為什麼呢？因為黃巾起義宣告權力的轉移，在鎮壓黃巾起義過程中，曹操、孫堅、劉備都粉墨登場，這些日後叱吒風雲的三國曆史人物，其事業的出發點，都是黃巾起義。黃巾暴動，確立了武人的地位，朝廷的威望大大下降，而地方的權力大大上升。比如說到漢靈帝去世前，他所下達的詔令，就被董卓以各種理由、各種藉口拒不執行，軍閥割據的兆頭已經很顯了。

漢靈帝死後，中央朝廷的權力更是直線下降，最終被董卓控制，這時的東漢實際上已經是明存而實亡了。因此，說東漢亡於漢靈帝，是有幾分道理的。

黃仁宇教授在《中國大歷史》（第六章《名士成為軍閥》）裡羅列了東漢滅亡的幾個原因：

（1）後漢朝廷在制度與組織上的缺陷。 （2）私人財產之膨脹。 （3）儒家重人身關係，不嚴格尊重法治，產生不正規的影響。 （4）後漢在維持現狀和不事更革的狀態之下，又加以當日半似宗教性的信仰，朝廷也無從廓然更張向某一方向邁進。 （5）地方政府之權力日漸凌夷。 （6）黨錮之禍。 （7）皇室家庭內衝突作導火線，擴張了權力鬥爭，將所有有關的社會問題一齊掀動。

而分析七毒共性會發現，慢性毒居多。一時半會不足以致命，但放之任之卻會使國家軀體虛弱紊亂，免疫力大大降低，一不小心有個傷寒感冒，就危險了。 再分析會發現，七毒有個共同的指向，即皇權的衰落，即漢桓帝后來自我批評時所說的“失政”。 而從解疑答惑的角度，“七毒”問題雖然論述深遠全面，然面面俱到就難重點突出。如果把鏡頭拉近，尋找宏觀層面的更直接和個性化的導火索，那麼我選（6）：黨錮之禍。

黨錮之禍屬於人禍，這就不能不提當時最高領導者的責任。 我們現在常說，“企業沒有人才就沒有未來。”但其實，“沒有好領導的企業就沒有未來”，才是亙古不變的真理。

諸葛亮在《出師表》裡說，對漢朝帝國的瓦解，劉備“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把東漢滅亡的責任歸結於桓帝和靈帝。 “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 桓、靈帝引發的人禍，還不止於此。 東漢末年，內有外戚專權、宦官縱橫，黨錮之禍，皇帝自己也沒閒著，--沉迷於賣官鬻爵。

西晉大臣劉毅曾直諫晉武帝，批評他賣官入私門，就是拿桓、靈帝做例子。“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 劇版《三國演義》（第2集)眾人在大將軍府商談國事時，提到董卓，有大臣直言，“黃巾造反之時，他討伐失利，損兵折將，若不是十常侍為之說情，敗軍之將，腤能接替盧尚書？”說的是盧植能力強，鎮壓黃巾軍時任北中郎將。但後來為何被撤換呢？正是有宦官前去索賄被拒，後在皇帝面前中傷於他的結果。

還有，張飛怒打督郵。起因也是劉備拒絕行賄，督郵給他小鞋穿。“十常侍之亂”中，大將軍何進被殺前，宦官張讓罵他，“卿言省內穢濁，公卿以下忠清者為誰？ ” （貪汙腐敗何止宦官，滿朝文武忠清者有誰？）可知當時的政治腐敗、官吏貪汙之普遍和公開化。 而其外部環境，怎一個惡劣了得。羌人叛亂、地震、大水、饑荒接連不斷。尤其平叛羌人的戰爭，僅桓帝時期較大規模的就有五次，以致國庫虧空，民不聊生。不知是否因此桓、靈帝才賣的兇猛放肆？

但不管初衷如何，上行下效，東漢從根上開了腐敗之風，對此，漢帝難辭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