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提倡尚奸，即選拔重用奸惡之人。商鞅謂之：以善民治奸民，國削至亂。以奸民治善民，國治至強。

何為奸惡之人？

漢武帝時法家酷吏張湯、杜周、江充，羅織罪名，製造冤獄。屠戮皇族和群臣。唐代法家酷吏周興、來俊臣同樣羅織罪名。製造冤獄，屠戮皇族和群臣。

再說法家的人性本惡論。韓非子認為，群臣皆有陽虎之心，隨時準備謀反。國君立太子後，太子和母親便希望國君早死。

韓非子又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之，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

韓非子甚至提出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主張——主而誅臣，焉有過！

法家的人性本惡論，為法家的三綱理論，以及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邪惡主張，提供了理論依據。

儒家主張的不是性善論，而是性相近論。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即人之本性是大致相同的。孔子並沒有給人性之善惡下定論。而是給了後世留下了足夠的探討空間。

孟子認為人性本善。荀子認為，人性本惡。若沒有良好的教養任其發展。其結果是道德淪喪，社會混亂。

荀孟二子雖然對人性善惡的觀點不同，但其向善方法一致。孟子主張透過教化，挖掘和培養善的萌芽；荀子則主張透過教化，使人性之惡向善轉變。而在百家諸子中，最重視教育的，便是被後世尊為“萬世師表”的孔子。這場人性善惡之辯最終異曲同工，殊途同歸。

孟子的性善論、荀子的性惡論皆是精華，是教人去惡從善。 韓非認為人性之惡是無法改變的。其目的是為法家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主張，提供理論依據。

總之，無論是孟子的性善論，還是荀子的性惡論，都是100%的精華。而韓非子的性惡論，是教君主作惡害人，是100％的糟粕。

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是一句多麼無耐的話。君王手握生殺大權，一時發怒，不論對錯波及大臣，臣反抗有用嗎？只會激怒君王，鬧不好滿門抄斬，只好聽天由命。

君君臣臣是說君有君樣，君盡君責，那麼臣有臣樣，臣盡臣責，明君對賢臣。君視臣以禮，臣視君以忠。反之暴君，昏君則為君不君，則臣亦不臣，沒有必要為昏君盡忠，孔子離開魯國，不是一直在尋找明君嗎？雖未得願。

“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是儒家的觀點嗎，儒家又是如何看待君臣關係呢？

“忠”與“孝”是儒家的兩個重要概念，包含於我們常說的“八端”即“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之中。對於這兩個概念，我們自以為熟知，幾乎不假思索地認為“忠”便是忠誠，即無條件的忠誠於君主；“孝”便是孝順，即無條件的服從父母。

但熟知非真知。究其原因，是由於我們蔽於流而不知源。後世小說家常說：“君叫臣死，臣不死是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是為不孝。”這兩句話在市井中傳播甚廣，以至於有人認為這便是儒家的主張。其實並非如此，儒家恰恰是反對愚忠、愚孝的。我們無論是溯源於先秦還是後世儒學，都可證明這一點。

先秦時期，孔子創立了儒家學派，在政治上提出“德治”的主張。他認為臣子對於君主並不是一種人身依附的關係，而是一種對等的關係。他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只有在這種情況下，臣子忠於君主才是必要的，因為這符合孔子“君君、臣臣”的原則。孔子一生周遊列國，以求見用於當道便是為了尋求明君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而不是一味的愚忠於自己本國的君主。近年來出土的郭店楚簡有一篇叫作《魯穆公問子思》，魯穆公問道：“何如而可謂忠臣？”子思答曰：“恆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這便是說明一個臣子的本分不在於阿諛奉承，而是能夠犯顏直諫，指出君主的錯誤和過失，只有如此，方是真正的忠臣。

到了孟子那裡，則提出了“仁政”說，認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一個只有以民眾利益為重的君主才具有統治的合法性，否則就應該推翻他，正如“湯放桀，武王伐紂”一樣，這是弔民伐罪之舉，具有天道之合理性。他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華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後來的荀子也繼承了孔子的思想，認為“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即認為儒家的王道理想高於現實的政治，應該以王道理想為依據，而不是一味的逢迎君主。

以上便是儒家關於“忠”的主張，我們在儒家經典中也可以看出先秦時期還未出現絕對的尊君觀念。

所謂的“忠”除了強調合乎道義的忠君外，最重要的還是強調對於朋友的“忠”。如《論語》中，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此外，有子曰：“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孝悌不僅優先於忠信，而且在《論語》中出現的次數更是多於“忠信”，可見在孔子那裡，“孝悌”的價值是高於“忠信”的。

儒學發展到漢代，在漢武帝時出現“獨尊儒術，表彰六經”的狀況，儒學獲得了官方認可的正統地位。此時雖然已經由周代的封建制變為郡縣制，但宗法制的傳統還存在，孟子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這便是我們常說的“家國同構”。基於此，統治者意識到，用於處理家庭、宗族內部倫理關係的“孝”是可以被擴充到社會上的，這便是《禮記》所講的“資於事父而事君則敬同”。因此，《孝經》在漢代極為重視，不僅將“舉孝廉”作為國家選拔人才的一種重要方式；皇帝的諡號中還含有“孝”字，如漢孝文帝、漢孝武帝等，這便說明了統治者對於“孝”的重視。

《孝經·開宗明義》便說：“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將“孝”倫理政治化，將其視為國家實行政教的根本。又說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這裡便將孝親與忠君聯絡起來。

在《孝經·事君章》也說道：“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這裡的“將順其美，匡救其惡”便是強調對國君正確有益的政令要積極的奉行，以使其德政能夠順利實行；但同時也強調對於國君的過錯和失誤要及時加以糾正和補救，以使其惡政暴行能夠受到制止。

在《孝經》中最為精彩的便是《諫諍章》，曾子問道：“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孔子則明確對之加以否定。孔子認為：“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不諍於父，臣不可以不諍於君。故當不義則諍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什麼是諫諍？劉向在《說苑·臣術》中說：“有能諫言於君，用則留之，不用則去之，謂之諫；用則可生，不用則死，謂之諍。”由此我們可見一個真正的忠臣孝子不是一味的“順”，有時該“逆”的時候還得“逆”。不要一味的無條件的愚忠愚孝，因為父母、君主總有糊塗的時候，如果不加以及時的阻止他們，就會讓他們犯下更大的過錯。如果是這樣，便會毀壞他們的名節。可是後來的腐儒、小說家呢，嚴重的曲解了儒家的本意，提出“君叫臣死，臣不死是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是為不孝。”的極端言論。這也不得不讓我們唏噓“經是好經，可惜讓歪嘴的和尚念歪了”。

但是，翻開歷史，我們發現歷史上雖然有很多愚忠愚孝的行為，但也不乏敢於犯諫直諫者。如唐代的魏徵，明代的海瑞，他們敢於逆龍鱗，勇於指出皇帝的過失，不僅體現了一個臣子的赤膽忠心，也讓人們明白了到底什麼才是真正的“忠”。

透過以上說明，我們更加明白無誤的瞭解到儒家不僅反對愚忠愚孝，還提倡諍子和諍臣。

所謂的忠一方面是指君王的行為符合道義時，要積極的奉行；另一方面則是指君王的行為不合道義時，應該及時諫諍，以使其免於錯誤和過失。所謂的孝也是一方面指父母的行為合道義時，應該積極的順承他們，反之則要做諍子，以及時匡正他們的過失，維護他們的聲譽。

文：甪里先生

參考文獻：《說苑·臣術》《孝經》《禮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