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正在古時中國的聖人標準：立功，立言，立德中的表現都強過左公。左公一生主要戰功是卓著，所以晚清中興四大名臣，還是曾文正居首

1992年唐浩明先生的長篇歷史小說《曾國藩》出版之前，曾國藩無論事功還是名氣，歷史影響力皆不及左宗棠。即是說，從1872年曾國藩去世，到1992年小說問世，120年裡，知道左宗棠的華人比知道曾國藩的華人要多。1992年小說爆熱，27年來從者如雲，曾國藩成為全國第一熱門研究物件，名氣甩出左宗棠幾條街。

繼2013年出版暢銷傳記小說《左宗棠：帝國最後的“鷹派”》之後，2016年4月，湘籍作家徐志頻又推出人物研究類通俗讀本《左宗棠的正面與背面》。此書選取左宗棠畢生9個關鍵面：“選擇、交友、修身、創新、識才、用人、家風、曾左比較、國際左”，每一面都用當下眼光解剖，予人啟迪；正面事蹟，背後心跡，一樁樁勘破，對左氏的認識深度大有推進。僅以筆者最感興趣的第八章《左宗棠與曾國藩比較》為例，便可領略其見解之毒辣。

一

在徐志頻先生的筆下，左宗棠與曾國藩有相同、相通、相互合作的一面，但作者更多聚焦於兩人矛盾與分歧的一面，據史實深入觸探曾左矛盾的關鍵處，結論是，曾左矛盾源起科考經歷的分歧，左宗棠潛心實學與儒學，曾國藩醉心理學，分歧由此拉開。

理學立志，曾國藩著眼治民。他說：“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

立志做光宗耀祖的“完人”，曾國藩修身首先拿自己無情開刀。步進弱冠之年，他取號“滌生”，即是“自我革命”。他在日記中稱：“滌者，取滌其舊染之汙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

理學“自淨其心”，維護天理，確實能將一些社會矛盾化解於未萌。但理學修身目的是為了治國。理學治國的根本害處，在藉助權力強制他人“自淨其意”。誠如佛教於民無害，因為每個人信與不信，完全自願。假定朝廷規定民眾必須信佛，佛教同樣會貽害無窮。將理學上升為國家意志，對國民性改造沒能成功，個人在壓抑中反而走向異化。

左宗棠以“涵養需用敬”“浩然之氣”修心，則沒有理學的桎梏，人性得多，也自由得多。

曾國藩理學修身，其根本困境是，他也有個血肉之軀。同治皇帝駕崩那年，他冒著大逆不道的風險，娶民女趙曼（一說陳海燕）做小老婆，即是例證。1869年三月初三，58歲的曾國藩還在寫信與家人商議，準備花300兩銀子買個小妾。曾紀澤回信委婉批評父親，此舉太輕率了，後議才作罷。多數時候，曾國藩憑超強毅力，按捺住正常“人慾”，正襟危坐，眯起三角眼，冷眼向洋看花花世界。本性壓抑，內心由此高深莫測。

理學修身過程艱苦，犧牲巨大，曾國藩並非沒有懷疑，也不是沒有過反抗。

1866年冬天，曾國藩剿捻失敗，連遭言官彈劾，辭去欽差大臣職務，心灰意懶。剛好當年鼓動他出山創辦團練的郭嵩燾被罷了廣東巡撫。兩人書信往來，同命相憐，嘆世風日下，人心不古。

理學帶來的“道德之名”，像一道緊箍咒，牢牢地箍住了曾國藩。他終究不敢越雷池來表達他的真實人性、慾望，而道德虛構出來的那個端坐在神壇上的連他自己都不認識的曾國藩，讓他終於人格分裂。他只有不停地寫日記、家書，隔空表白，來化解壓抑。由此，他成了後世人眼中的“聖人”，真實生活中的“偽君子”。

這世上真有“聖人”嗎？恐怕是曾國藩的幻覺。

被後世奉作聖人的孔子，早已警醒“聖人”名號的空洞與虛假，他自嘲說：“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

先秦儒學尊重人性、尊重個性，左宗棠雖然倔強、偏激，但沒有壓抑，因此整體比曾國藩要Sunny得多，也灑脫得多。讀曾國藩總感到壓抑、掙扎，讀左宗棠卻酣暢、痛快，原因在此。

左宗棠目標既不在“道德之名”，也無意“文章之名”，而一心追求“一藝一伎之名”。憑真話就可以生存，就不需要構造假話自累；憑能力辦事可以取勝，就不需要作假自汙；憑事功可以傳世，更不需要自塑“聖人”。左宗棠落落大方地選擇做一個“有缺點的真君子”。

二

曾國藩被後世看作“聖人”，理由是他立德立功立言，為師為將為相。

按照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念來看，這個評價並無不對。但以現代眼光看，理學家立德、為師事實空洞。立功為將，則又非曾國藩本意追求。

曾國藩彌補辦事能力不足的辦法是搖身變化。

歐陽兆熊在《水窗春囈》中分析，曾國藩一生有過三變：早年在京城時信奉理學，治理湘勇、鎮壓太平天國時信奉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後則轉向道家。

三次變化全是環境逼出來的。人生立世，不到萬不得已，沒有人會想著搖身苦變。理學無能教人辦事，真要辦事，只能臨陣磨槍，曾國藩只好抓過以殘酷著稱的法家。但法家過於酷烈，救命稻草抓錯了，不但遭朋友指詬，還得罪官場。他被逼再次搖身一變，遁入道家，這下才徹底安全。

左宗棠信奉儒學加實學，本色立世，沒有出現這種窘況。儒學作為價值取向，可以看作政治學，實學作為辦事能力，可以看作技術學。既有方向，又有方法，何必畫蛇添足，搖身苦變？

同樣以古人立德、立功、立言看左宗棠，左宗棠的德，見於以“王道”立官品，以中庸人性化標準管理百官，以儒學規子弟、正人心。左宗棠的言，見於八百萬字的奏摺、書信、詩文，其中不乏深刻與前瞻的思想，以及優美辭章，只是今天還沒有挖掘出來。支撐起左宗棠一生的根本，是“霸道”立功，他成了自唐太宗以來1200年裡對中國領土主權貢獻最大的人之一。

評價歷史人物，王船山有句名言：“有豪傑而不聖賢者矣，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也就是說，中國歷史人物中，有些人稱得上是豪傑，但不一定是聖賢，但凡是稱得上聖賢的人，一定是豪傑。後世有學者據此判定，曾國藩是“聖賢”，左宗棠是“豪傑”。

事實果真如此嗎？且看左宗棠自己怎麼說。早在1860年農曆十二月二十二，左宗棠就對郭嵩燾說：“文辭雅贍，才人也，倜儻權奇，豪傑人也，然皆不任為將。”豪傑連擔任將領左宗棠都不用，可見即使他提拔起來的廣東巡撫蔣益澧，都不僅限於豪傑，何況自己？左宗棠從沒想過要做豪傑，硬將他按在豪傑的位置，未免生硬。

東西方文化源頭，對超越常人能力的人，一概稱為神人。西方奧林匹斯神系，尊奉的就是這類人。

中國本土文化，一開始不重道德，而重事功。中國神話中有精衛填海，有夸父逐日，有嘗百草的醫師神農，有治水有方的工程師大禹，他們同以事功傳後。

“神人”指知識淵博、技能超群、事功蓋世的人。政教領域尊“神人”，容易造成災難，科技領域尊“神人”，卻可以成為引領民族向上的一種力量。

今天來看，“聖人”與“神人”的區別，可以看作曾國藩與左宗棠的根本不同。

曾更適合滿清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的需要，而曾的所作所為完全為了維護滿清朝庭，從儒家孔孟到到曾國藩，朝庭完全在為天下官員樹立為官為朝庭分憂的擔當的模範。而左宗棠很多時候所作與朝庭不甚合拍，或者說左不太會當官做老爺，在抗俄英帝國主義收復新疆，打擊分裂勢力，主張抗法保衛安南，以及建設海軍等諸多方面，他更多的時候，行為和見解更多的是為國而不是為朝庭。特別要說的是，左公的出現，給處於時於一八四零年以後，受盡帝國主義欺壓的華人一點希望和光芒。華人眼睛是雪亮的，那些真正為國為民的人，他們是不會忘記的。

立德立功立言。三個方面綜合考慮，自然是曾國藩勝利。在儒學（理學）傳承方面，曾國藩是左宗棠無法超越的。所以，曾國藩的諡號是文正呀！文臣的頂峰。

跟被吹捧的名氣大小有關。

因為華人從孔子就強調要做人，及做人的技巧，正所謂外圓內方者為達人。曾國藩在近代備受推崇，無不是證明會做人的重要，人際關係的重要。而左宗棠，人稱“左驢子”，由此可見他的為人處事並非八面玲瓏，也因此肯定會得罪或者觸碰到一些人的利益。都是文人，不看輕你看輕誰？李鴻章就是代表。

而曾國藩八面玲瓏的處事手段，在文人眼裡，那就是內聖外王的標杆啊，一通吹捧架到神壇上。名氣一大，各種演繹也就鋪天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