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人朱或1119年成書的《萍洲可談》中，有這樣一段文字：“甲令海舶，大者數百人。小者百餘人……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

　　一些外國學者在翻譯這段文字時，誤將其中的“甲令”(南宋政府的命令)一詞翻譯成了往來海上的阿拉伯船長的名字，因此就一錯再錯，得出了最早裝備指南針的不是中國海船，而是阿拉伯海船的錯誤結論。

　　實際上，中世紀時阿拉伯人海船船體狹小，根本無法容納百餘人。當時往來南中國海、印度洋和波斯灣之間的商船，能夠容納上百人的只有中國海船，連阿拉伯商人也經常搭乘中國海船。宋代與阿拉伯的海上貿易十分頻繁，中國開往阿拉伯的大型船隊有指南針導航，阿拉伯人是很容易從中國商船上學到指南針的用法的。

　　指南針大約在十二世紀末十三世紀初之際，傳到阿拉伯，然後又由阿拉伯傳入歐洲，後來歐洲演變出旱羅盤，再於明代時經日本傳回中國。

　　指南針對西方最大的影響莫過於西方開始海外大探險。

　　結合當時國家有計畫的海外探險，以及天文、地理、造船、航海技術的配合，再加上羅盤的使用，因而造成西方一連串的海外探險。就世界範圍來說，指南針在航海上的應用，導致了以後哥倫布(約1451-1506)對美洲大陸的發現和麥哲侖(約1480-1521)的環球航行。這大大加速了世界經濟發展的程序，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

　　在各國相競的向外發展下，新航線、新大陸逐一被發現，讓歐洲人在短時間內看到更多不同的事物與民族，進而促使歐洲人以客觀的觀察和比較的眼光來看待不同的民族與文化，是為指南針的另外更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