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他和康有為一樣，算作投機者，功過參半，會不會有人想打我。畢業於福州船政局和英國皇家海軍學院，著名教育家，為中國培養了第一批海軍人才。代表作為天演論，支援康有為維新變法運動，一時間名聲大噪。民國建立，支援袁世凱稱帝，自此，名聲一落千丈。所以說啊，歷史這個東西，站隊很重要。

評價嚴復咱一介草民，真的沒資格去評價，只能浮淺的談點個人過去的一些體會。

我認為嚴復對近代中國的影響最大的不是其文學，哲學成就，而是思想成就，他翻譯的西方先進文化，直接衝擊了清朝未年的舊封建文化，他的嚴氏進化論，對墨守成規，死氣沉沉最後一代封建文人起到了啟蒙作用，挽救作用。並且為以後的五四運動，起到了引領作用。

另外我認為嚴復和翟秋白都是早期翻譯家思想家，但我認為嚴復的視野更開闊，格局更大，他翻譯的是整個西方的先進文化，不象翟先生侷限於介紹某一個國家。

學習和認識都不夠，請大家指正。

甲午戰敗，誰能救中國？達爾文還是孔子，嚴復的選擇。

1894年7月25日，中日甲午戰爭爆發，蕞爾小國日本打敗泱泱華夏。《馬關條約》的簽訂，喪權辱國前所未有，中華民族危在旦夕，譚嗣同悲愴地吟著“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有一位海歸精英也在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的後院“中夜起而大哭”。

他就是嚴復，畢業於中國第一所近代海軍學校《福建船政學堂》和《英國皇家海軍學院》。嚴復和北洋海軍主要將領劉步蟾、方伯謙、鄧世昌、林國祥等人是同學，面對同窗好友的犧牲以及辛苦建立的北洋海軍毀於一旦，嚴復痛心疾首。每想到當前的局面，就如他給陳寶琛信中所說的“心驚手顫，書不成字”。

甲午戰敗，激發出來一個石破天驚的思想家——嚴復。 1895年，嚴復在天津的《直報》上接連發表了《論世變之亟》、《原強》、《闢韓》、《救亡決論》四文呼喊改革。嚴復清醒地認識到，中國面臨的危機是前古未有的深層文化危機：“今日之世變，蓋自秦以來，未有若斯之亟也”，其根本原因也在於，“今之夷狄，非猶古之夷狄也”。

嚴復分析當時的局勢，認為中國面臨著自古以來未有之變局，亡國亡種之危近在旦夕，要救亡圖存，只能維新變法。 1896年夏，嚴復翻譯了英華人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一書，這就是赫赫有名的《天演論》。

這本書在19世紀末中日甲午戰爭失敗後的中國知識界產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 引發了一場震撼清末士林之新價值觀的思想革命。 嚴復以達爾文進化論為中國變革圖強的思想武器， 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新觀念喚醒了華人救亡圖存的改革意識， 成為清末影響深遠的啟蒙理論。

維新派領袖康有為見此譯稿後，發出“眼中未見有此等人”的讚歎，稱嚴復“譯《天演論》為中國西學第一者也”。

魯迅初讀《天演論》，也愛不釋手，“一有閒空，就照例地吃侍餅、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論》”。

《天演論》發表以後風靡全國，在《天演論》問世以後，“天演”、“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等新名詞很快充斥報紙刊物，成為最活躍的字眼。有的學校以《天演論》為教材，有的教師以“物競”、“天擇”為作文題目，有些青少年乾脆以“競存”、“適之”等作為自己的字號。

胡適回憶道：“《天演論》出版之後， 不上幾年， 便風行到全國， 竟做了中學生的讀物了。讀這書的人， 很少能瞭解赫胥黎在科學史和思想史上的貢獻。他們能瞭解的只是那‘優勝劣敗’的公式在國際政治上的意義。在中國屢次戰敗之後， 在庚子、辛丑大恥辱之後， 這個‘優勝劣敗， 適者生存’的公式確是一種當頭棒喝， 給了無數人一種絕大的刺激。幾年之中， 這種思想像野火一樣， 延燒著許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競’、‘淘汰’、‘天擇’等等術語都漸漸成了報紙文章的熟語， 漸漸成了一班愛國志士的‘口頭禪’”。

生存競爭、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喚醒了民族救亡圖存的危機意識、民族意識和改革意識，引爆了一場深刻的觀念革命， 成為晚清啟蒙思潮最有力的思想武器。

嚴復認為西方國家富強的原因在於西方實行 的是民主制度，而中國貧弱的原因是由於中國實 行的是封建專制制度，因此，中國必須要興民權， 開民智，實行君主立憲制。要興民權，就必須首先 否定君權。在維新思想家中，嚴復是最先否定君權 的。

嚴復認為，造成中西方巨大差距的主要 原因之一，是由於華人民沒有享有自由和平等的 權利，而自由和平等是與生俱來的，不可侵犯的。 在《論世變之亟》一文中，嚴復指出："夫自由一言， 真中國曆古聖賢之所深畏，而從未嘗立以為教者 也”。

嚴復提倡西學，“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和”，反對洋務派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嚴復認為，即便堯、舜、孔子生在今天，他們也會向西方學習。要救中國，必須學西學和西洋“格致”：“蓋非西學，洋文無以為耳目，而舍格致之事，則僅得其皮毛。”“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分之則兩立，合之則兩止”。

嚴復作為維新思想家，被譽為“西學先聖”，先前不遺餘力地介紹西方文化，在短短的十幾年裡譯了那麼多西方名著，到了晚年偏偏一反常態，鼓吹中國文化，提倡尊孔讀經，甚至倡言帝制復辟之必要。嚴復 的之字人生的確讓人驚歎。

甲午戰爭的刺激，讓嚴復找到了達爾文的進化論；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失敗，又讓嚴復回到了孔子。 能救中國的是達爾文還是孔子？嚴復在不同時期做了不同的選擇。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西方現代文明的轉折點，無情地擊破了啟蒙者嚴復的西化富強之夢， 也動搖了他對進化論的信仰。1918年， 嚴復絕望地寫道：“不佞垂老， 親見脂那七年之民國與歐羅巴四年亙古未有之血戰， 覺彼族三百年之進化， 只做到‘利己殺人， 寡廉鮮恥’八個字。回觀孔孟之道， 真量同天地， 澤被寰區。此不獨吾言為然， 即泰西有思想人亦覺其為如此矣。”

嚴復曾說：“西國文明，自今番歐戰，掃地遂盡。……往聞吾國腐儒議論謂：‘孔子之道必有大行人類之時。’心竊以為妄語，乃今聽歐美通人議論，漸復同此，彼中研究中土文化之學者，亦日益加眾，學會書樓不一而足，其寶貴中國美術者，蟻聚蜂屯，價值千百往時，即此可知天下潮流之所趨矣。”

嚴復的思想是由積極到消極、由進步到保守，再一次回到孔孟之道，與皇室和軍閥為伍，成為袁世凱的重要幕僚，反對民主共和，認為由於當時中國的民智水平低不足以自治，故不能實行西方民主政治。

嚴復對西方失望，對混亂的民國也失望，只能寄希望於孔子，走回頭路。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上存在著一種“啟蒙自我迴圈”的現象，即從呼喚現代性到批判現代性，從批判傳統文化到迴歸傳統文化，嚴復、梁啟超、章太炎都是這樣的典型。這種現象很值得研究。

只有孫中山、魯迅、毛澤東等等巨人，不信邪不迷茫，不走回頭路，闖一條救國救民的新路。

據本人所知，官方對嚴復的評價是“比較進步的文人”。其中的原由耐人尋味。如果對於中國的近代史比較瞭解的話，可能會體會其中的特殊涵義。

在思想方面，嚴復傾向於君主立憲。他比較系統的介紹了西方政治制度、經濟文化、科學技術和當時的進步思想。這其中最具影響力的無疑是物競天擇和適者生存。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相當難能可貴的。

在翻譯方面，嚴復先生的譯著頗豐，內容涵蓋經濟、哲學、文化和政治等多個領域。這其中，《天演論》的影響無疑是最大的。這本書對當時華人的驚醒作用不可估量。

當然，還有一點也不能不提。嚴復先生提出的“信、達、雅”的翻譯標準，對後世影響也是相當深遠。

綜上，在當時的歷史時期，嚴復先生不僅是一位比較進步的文人，而且是一位在多個領域都頗有建樹的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