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己詔”是古代的帝王在朝廷出現問題、國家遭受天災、政權處於安危時，自省或檢討自己過失、過錯發生的一種口諭或文書。它通常是在三種情況下出現：一是君臣錯位，二是天災造成災難，三是政權危難之時。用意都是自責，只是情節輕重有別。 1. 大禹2. 商湯3. 周成王4. 秦穆公5. 漢文帝6. 漢武帝7. 漢明帝7. 唐太宗9. 唐德宗10. 唐憲宗11. 宋徽宗12. 宋寧宗13. 金熙宗14. 崇禎15. 順治16. 光緒

在古代，發生天災人禍或者皇權統治出現危機的時候，皇帝往往頒佈“罪己詔”。在我們久遠的歷史中，太遠的時代就不說了，漢武帝、唐德宗、宋徽宗、清世 祖，都曾經頒佈過“罪己詔”。比如漢武帝，頒佈過兩份“罪己詔”，一份是因為淮南王劉安、衡山王劉賜謀反而頒佈的，時間是元狩元年（前　122　年）。事 發後，淮南王劉安、衡山王劉賜自殺而死。受此案牽連而死的列侯、二千石、豪傑等達數萬人。漢武帝下詔，將他們謀反的原因歸咎於自己沒有恩德。詔曰：“日者 淮南、衡山修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於邪說，而造篡弒，此朕之不德。”

　　徵和四年（前　89　年），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大 夫上奏武帝，認為可在輪臺（今新疆輪臺附近）屯田，這樣就能增加政府在西域的實力。漢武帝仔細反省了自徵發匈奴以來所犯的錯誤，為大量士兵的死亡而痛心， 駁回了在輪臺屯田的建議。此時漢武帝已進暮年。漢武帝時代，對外戰爭頻繁，軍費開支巨大，加上廣置宮殿苑囿，把文景以來的積蓄損耗殆盡。沉重的負擔，使大 量百姓破產流亡，進而淪為“盜賊”。同時，武帝末年的“巫蠱之禍”，導致了宮廷矛盾和激烈爭鬥。一連串的事件迭加起來，促使他反思統治政策。

　　徵和四年三月，漢武帝對大臣們說：“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六月下詔書追悔以往的過錯，史稱“輪臺詔”。漢武帝在“輪臺罪己詔”

　　中說：“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頒佈“輪臺罪己詔”，表明漢武帝統治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

　　一個封建皇帝能夠宣佈治國的政策失誤，難能可貴。史說劉徹雄才

　　大略，以他敢於承認失誤來看，不全是粉飾之語。漢武帝這篇“罪己 詔”

　　並不空洞，也沒有強詞奪理，可能是皇帝們一系列“罪己”言辭中比較懇切的，只是有“馬後炮”之嫌，鑄成大錯後才反省。

　　漢武帝時代結束後，漢宣帝也下過“罪己詔”。漢宣帝可謂中興之主，他在民間生活了很長一段時間，瞭解老百姓的疾苦，在他統治時期，輕徭薄賦，發展生產。他還派農業專家蔡葵為“勸農使”，巡視全國，指導農業生產。為避免糧價過低而損害農民的利益，政府創設“常平倉”

　　來收購豐年餘糧。

　 　但是，漢宣帝時期，社會貧富差距日益加深，豪強迅速發展，農民無奈流亡。吏治十分腐敗，官吏任意徵發徭役，百姓不能安居樂業。到後期，竟出現了“兵革不 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的局面。吏治的腐敗，冤獄的增多，使宣帝一方面自責，一方面整飭吏治。地節三年（前67　年）十二月，下詔承認官吏巧文浸深， “是朕之不德也”。並採取措施，監督官員公正執法。

　　比較漢武帝與漢宣帝的“罪己詔”，不能說促使他們反省的原因是一樣的，但都與統治政策有關。任何社會，國富民強，都是人們追求的目標，不同的只是不同形態的社會，表達這種意願時所用詞彙不盡相同。

　 　皇帝能夠“罪己”，而不是把責任推給下級，雖然說明一個為政者的品德，但本來可以堵住的漏洞，卻不加堵塞，任其擴大漫延，最後髒水四溢，“罪己”的分量 就打了很大的折扣。能給老百姓帶來災害的事情，不難猜想得到然而卻偏偏不加預防，能夠借鑑的教訓卻偏偏輕忽，這樣狀態下的“罪己”，幾乎是推卸責任。

　　至於有的帝王把“罪己詔”看成一種形式，視為一種表演，那就更無積極意義了。比如金朝的金熙宗一方面想釋出“罪己詔”，一方面卻對詔書中“深自貶損” 之語氣急敗壞，把撰寫詔書的人殘酷殺害。這不僅使人看出那位皇帝的胸懷及品格，也讓人認識到所謂“罪己詔”，不過是政治手段，是統治者收買人心的計謀，世人當不得真。

　 　真心“引咎自責”，是為政者必備的胸懷，是爭取人心，贏得信任的高明之舉，體現為政者的政治品格。漢武帝“輪臺罪己詔”把造成帝國危機的責任攬在自己身 上，而沒有推責，並適時地改變治國策略，確實難得。怕就怕，“罪己”成為一種空洞的形式，成為推脫責任的手段，成為自我表揚的謀略。崇禎皇帝在形勢緊迫之 際也曾下詔罪己，而這個罪己詔並沒有說自己有多大的罪過，只說自己“不期倚用匪人”，也就是用人不當。這樣就把自己的責任減到了最小。如此這般，責也好罪 也罷，“罪己”都變成了粉飾，都蛻成姿態，沒有絲毫意義了。

歷史上有記載的皇帝下的罪己詔始於漢文帝。公元前179年，也就是漢文帝當皇帝的第二年。漢文帝下了史書所記載的第一份罪己詔。

這一年十一月末和十二月中，連續兩次日食。日食，在古代被認為是上天對統治者的警告。漢文帝下了一份罪己詔：

朕聞之，天生蒸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佈政不均，則天示之以災，以誡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於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於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朕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匄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職，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裝置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

至於有人認為，在這一年正月，在討論建太子的時候，漢文帝就下了一份罪己詔。但是我覺得那份不能算是嚴格意義上的罪己詔，因為那個類似於皇帝與大臣之間的問答，而不是昭告天下的。而罪己詔的詔，說明是開放性質的，是對天下人說的。因此，個人覺得上面這份才是第一個嚴格意義上的罪己詔。

關於以上詳細記載，請參考《史記·孝文字紀》。

這之後的的皇帝就開始了下罪己詔的慣例，凡是天有異象，就下罪己詔。比如日食、洪水、旱災、地震等等。再有就是連年戰亂，政權危難之時，也會下罪己詔，這是籠絡人心的。至於有多少份罪己詔，恐怕很難統計了。反正是很多很多。

罪己詔，是對皇帝行為的一種規勸，對皇帝能有一定的約束力。這是罪己詔的積極作用的一面。但是，罪己詔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問題，矛盾依然存在。

董仲舒改造了儒家學說，將儒家“仁政”學說與上天巧妙結合，宣揚“天人合一”、“天人感應”思想，皇帝是天子，受命於天，代表上天統治人間。在人間，皇帝是至高無上的，自然是無人能約束他。但是皇帝既然是天子，受命於天，那麼上天就可以管束這個兒子。如果皇帝實行“仁政”，就會風調雨順、天下太平。如果實行暴政，上天就會降災示警。比如出現彗星、日食、地震、水災、蝗災等等，這時皇帝就比較緊張，趕緊下詔罪己，向上天檢討，類似於今天犯錯的學生寫給老師的檢討書。董仲舒意在強調皇帝要實行“仁政”，這對於天下蒼生來說還是具有相當積極意義的。歷史上最著名的罪己詔書當屬漢武帝的《輪臺罪己詔》，詔書上說:“朕自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當務之急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漢武帝不僅深刻反省，而且用實際行動改過自新。他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實現休養生息的政策。作為封建帝王，能做到這樣，實屬難能可貴。所以司馬光後來評價漢武帝說:“……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